生活中的每一刻
我最宝贵的思维，以及最好的表达方式，都是在我散步时出现的。
——歌德
从前，华莱士是一个只知道从早忙到晚，不会享受片刻安宁的工作狂，一个只想用工作来填满自己生活中分分秒秒的典型的事业型人物，而现在，他似乎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对于眼下每一刻幸运的时光，他都在心底由衷地感谢一位名叫苏珊娜·弗莱尔的年轻科隆女子。
认识苏珊娜是在1989年的春天。那时，曾经与病魔作了4年不懈斗争的她坚信自己已经战胜了缠身已久的绝症，并且开始着手计划未来美好的蓝图。华莱士想用一部电影来表现她积极抗病、顽强求生的治疗过程，以此证明一个被顽症缠身的人是如何学会乐观积极地生活的。
然而，就在此时，一个打击突然袭来，从她的电话中，他得到一个很糟的消息。“我的日子不多了，”苏珊娜在电话中对他讲。“但我希望，我们能共同把这部电影拍完。我愿尽可能长时间地与你们在摄影机前交谈。”
放下电话，华莱士立刻带上摄影师和录音师赶到她家。她正坐在一张藤椅里，微笑着迎接他们。
也许因为心情紧张，华莱士一时有些手足无措，苏珊娜倒显得异常平静。“我享受着每一天宝贵的时光，好像从来没有这么意识强烈，全身心投入地去体验眼下的一切美好事物，包括我们现在的会面。”她声音清晰愉悦，真诚、坦率地向他展现她全部的内心世界。
“现在我才知道，爱的真正含义是什么。”苏珊娜说，“与我从前想象的相比较，那是全然不同的一种感觉。就连性爱我也有着从前未曾体验到的感受。现在对我来说，那是一种全身心的接近，两心相通、静静厮守的美妙感觉。”
在苏珊娜去世的前几天，华莱士曾经问起她：“假如命运允许您再重新活一次，您愿意做些什么呢？”苏珊娜的回答给他的生活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方向。
“我愿更多地和我自己生活在一起。每一天都要为自己留出一段可以独处的宝贵时光。更有意识地去观察体验自我和身处的环境。”
苏珊娜·弗莱尔毫无惧色地告别了短暂的人生，离开了这个世界。
与苏珊娜的会面，让华莱士开始了对生活的思索，并从中获得了积极的意义。
如今，他已学会不再那样茫然无视生活中的分秒光阴、细微事物了。当雨点嘀嗒洒落在身上时，他会尽兴地在雨中散步；当樱桃花盛开的美妙时节，他会沉浸在自然中，痛痛快快地捕捉每一缕芳芬，尽情地享受一种孩童般的欢乐。
天使的礼物
仅仅一个人独善其身，那实在是一种浪费。上天生下我们，是要把我们当做火炬，不是照亮自己，而是普照世界；因为我们的德行尚不能推及他人，那就等于没有一样。
——莎士比亚
新年临近，邮局工作人员黛妮西尼·罗茜在阅读所有寄给圣诞老人的一千封信件时，发现只有一个名叫约翰·万吉的十岁儿童在信中没有向圣诞老人要他自己的礼物。
信中写道：“亲爱的圣诞老人，我想要的，唯一的一样礼物就是给我妈妈一辆电动轮椅。她不能走路，两手也没有力气，不能再使用那辆两年前慈善机构赠予的手摇车。我是多么希望她能到室外看我做游戏呀！你能满足我的愿望吗？爱你的约翰·万吉。”
罗茜读完信，禁不住落下泪来。她立即决定为居住在巴宁市的万吉和他的母亲——39岁的维多莉亚·柯丝莱脱尽些力。于是，她拿起了电话，接着奇迹般的故事就发生了。
她首先打电话给加州雷得伦斯市一家名为“行动自如”的轮椅供应商店。商店的总经理袭迪·米伦达又与位于纽约州布法罗市的轮椅制造厂——福却拉斯公司取得了联系。这家公司当即决定赠送一辆电动轮椅并且在星期四运送到，并在车身上放一个圣诞礼物的红蝴蝶结。显然，他们是圣诞老人的支持者。
星期五，这辆价值三千美元的轮椅送到了万吉和他妈妈居住的一座小公寓门前，在场的有十多位记者和前来祝福的人们。
万吉的妈妈哭了。她说：“这是我度过的最美好的圣诞节。今后，我不再终日困居在家中了。”她和儿子都是在1981年的一次车祸中致残的。由于她的脊骨骨节破裂，得依靠别人扶着坐上这辆灰白色的新轮椅，在附近的停车场上进行试车。
赠送轮椅的福却拉斯公司的代表奈克·得斯说：“这是一个一心想着妈妈而不只是自己的孩子，我们感到，应该为他做些事，有时，金钱并不意味着一切。”
邮局工作人员同时也赠送给他们食品以及显微镜、喷气飞机模型、电子游戏机等礼物。万吉把其中一些食品装在匣内，包起来送给楼下的邻居。
对此，万吉解释说：“把东西赠给那些需要的人们，会使我们感到快乐。妈妈说，应该时时如此，也许天使就是这样来考验人们的。”
快乐需要分享
人生最大的快乐不在于占有什么，而在于追求什么的过程。
——本生
有一个故事，说一位犹太教的长老，酷爱打高尔夫球。在一个安息日，他觉得手痒，很想去挥杆，但犹太教规定，信徒在安息日必须休息，什么事都不能做。
这位长老却终於忍不住，决定偷偷去高尔夫球场，想着打九个洞就好了。
由于安息日犹太教徒都不会出门，球场上一个人也没有，因此长老觉得不会有人知道他违反规定。
然而，当长老在打第二洞时，却被天使发现了，天使生气地到上帝面前告状，说某某长老不守教义，居然在安息日出门打高尔夫球。
上帝听了，就跟天使说，会好好惩罚这个长老的。
第三个洞开始，长老打出超完美的成绩，几乎都是一杆进洞。
长老兴奋莫名，到打第七个洞时，天使又跑去找上帝：上帝呀，你不是要惩罚长老吗？为何还不见有惩罚？
上帝说：我已经在惩罚他了。
直到打完第九个洞，长老都是一杆进洞。因为打得太神乎其技了，於是长老决定再打九个洞。
天使又去找上帝了：到底惩罚在那里？
上帝只是笑而不答。
打完十八洞，成绩比任何一位世界级的高尔夫球手都优秀，把长老乐坏了。
天使很生气地问上帝：这就是你对长老的惩罚吗？
上帝说：正是，你想想，他有这么惊人的成绩，以及兴奋的心情，却不能跟任何人说，这不是最好的惩罚吗？
铁窗外的风景
既然太阳上也有黑点，“人世间的事情”就更不可能没有缺陷。
——车尔尼雪夫斯基
在美国，一位叫塞尔玛的女士内心愁云密布，生活对于她已是一种煎熬。
为什么呢？因为她随丈夫从军。没想到部队驻扎在沙漠地带，住的是铁皮房，与周围的印第安人、墨西哥人语言不通；当地气温很高，在仙人掌的阴影下都高达华氏125度；更糟的是，后来她丈夫奉命远征，只留下她孤身一人。因此她整天愁眉不展，度日如年。
怎么办呢？无奈中她只得写信给父母，希望回家。
久盼的回信终于到了，但拆开一看，使她大失所望。父母既没有安慰自己几句，也没有说叫她赶快回去。那封信里只是一张薄薄的信纸，上面也只是短短的几字。
这几行字写的是什么呢？
“两个人从监狱的铁窗往外看，
一个看到的是地上的泥土，
另一个却看到的是天上的星星。”
她开始非常失望，还有几分生气，怎么父母回的是这样的一封信？！但尽管如此，这几行字还是引起了她的兴趣，因为那毕竟是远在故乡的父母对女儿的一份关切。她反复地看，反复琢磨，终于有一天，一道闪光从她的脑海里掠过。这闪光仿佛把眼前的黑暗完全照亮了，她惊喜异常，每天紧皱的眉头一下子舒展了开来。
原来从这短短的几行字里，她终于发现了自己的问题所在：她过去习惯性地低头看，结果只看到了泥土。但自己为什么不抬头看？抬头看，就能看到天上的星星！而生活中一定不只是泥土，一定会有星星！自己为什么不抬头去寻找星星，去欣赏星星，去享受星光灿烂的美好世界呢？
她这么想，也开始这么做了。
她开始主动和印第安人、墨西哥人交朋友，结果使她十分惊喜，因为她发现他们都十分好客、热情，慢慢地他们都成了她的朋友，还送给她许多珍贵的陶器和纺织品作礼物；她研究沙漠的仙人掌，一边研究，一边做笔记，没想到那仙人掌是那么的千姿百态，那样的使人沉醉着迷；她欣赏沙漠的日落日出，她感受沙漠的海市蜃楼，她享受着新生活给她带来的一切。没想到慢慢地她找到了星星，真的感受到星空的灿烂。她发现生活一切都变了，变得使她每天都仿佛沐浴在春光之中，每天都仿佛置身于欢笑之间。后来她回美国后，根据自己这一段真实的内心历程写了一本书，叫《快乐的城堡》，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战地天使
最大的欢乐、最大的幸福就是把自己的力量奉献给他人。
——苏霍姆林斯基
当钻心的疼痛减弱了一点的时候，杰克·吉伯斯的思维又恢复了。“我永远也好不了了，”他呻吟道，“再也好不了了。”
他叹着气，想转动一下身体，换一个姿势，以便在冰冷的、硬邦邦的地上躺得舒服一点。但他每动一下，就有暖烘烘的血流出来。他知道，如果要活命，他必须直挺挺地躺着。
“要是他们晚一点把我运到后方的医院里，”他说，“我就可能要么流血过多致死，要么溃烂到最后，被他们锯掉一条腿。这叫我有什么脸去见苏呢？一个一条腿的丈夫！”
他眼前一阵发黑，躺在地上，昏死过去。
当他再次睁开眼睛时，杰克以为自己已经死了，来到了天堂。一个女人俯身在他的眼前。这在内战时期的战场上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没有女人来过战场，没有女人愿意来！也没有女人能被派来！
但在这儿，在战场上，却出现了一个女人。她叫克拉拉·巴东。
她在两名士兵的帮助下，把杰克弄到了一间由马拉篷车改建成的简易房里。她从她的药箱里拿出了一些绷带，包扎了他的伤腿。然后给了他一些止痛药。杰克虚弱地吞下了这几片药，战友们把他抬上了外表简陋的救护车。
克拉拉·巴东整天都在做这种工作。她救助过无数伤员，消除他们的恐惧，减轻他们的痛苦，清洗他们的伤口。
残酷的战争刚刚发生，克拉拉·巴东就对前线的战士充满担忧。她知道，伤病员们会被留在战场上，直到战事结束。她知道，这些伤病员直到什么时候才能被集中起来，送到远离前线的后方医院里去。她知道，即使他们侥幸熬过了治疗耽误这一关，马车的剧烈颠簸也会使他们没有包扎的伤口破裂。她知道，伤员们常常在到达医院前就因流血过多而死。
内心对这种状况的担忧促使她下定决心，要到战场上去，就在战场上，给这些人以帮助。第一步，她购买了一辆篷车，然后她在车上配备了一些药品和急救设施，然后再去见军队的将军。
她是一个身材瘦小的女人。对于在战场上纵横捭阖的指挥官来说，她并不像是战场上的好材料。事实上，她这个别出心裁的想法着实让将军大吃一惊。
“巴东小姐，”将军说，“你提的要求绝对不能得到满足。”
“不过，将军，”她坚持着，“为什么不可能呢？我自己会赶着马车上战场，为战士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
将军摇着头说：“战场不是女人去的地方。你忍受不了那种艰苦的生活。我们正在竭尽全力为战士们做好一切工作，别人再也不能做什么了。”
“我能。”克拉拉·巴东大声说。然后，就像刚刚走进这间屋子一样，她又从头到尾向将军描述了一遍她准备在战场上提供急救帮助的计划。
这种见面进行了很多次，一次次的拒绝并没有使她灰心。最后，指挥官妥协了。克拉拉·巴东得到了一张通过封锁线的通行证。
在整个内战期间，她为她遇见的每个人提供帮助。她不停地工作着。有一次，她几乎没有休息，连续为一排伤员工作了五天五夜。她的名字渐渐成了军队里的一个代号——一个爱和感激的代号。
将军也看到了她实际取得的成绩，慢慢对她采取了合作的态度。军队给她提供了更多的篷车，并让更多的土兵来给她赶车。她能提供的医疗帮助也越来越多了。但对于勇敢的巴东小姐来说，这仍然是一场极为艰苦的战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