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lieve it or not, there’s now a whole academic subfield of happiness studies. The economist Richard Layard has written an interesting book, Happiness: Lessons from a New Science. Is this what Freidrich Nietzsche meant by “the gay science”? A Dutch scholar, Ruut Veenhoven, has created a World Database of Happiness, including national rankings. Its results were reported on a Canadian website under the headline “Canada beats US in global happiness index”—beating the United States being itself a clear material contribution to Canadian happiness. A rival ranking and “world map of happiness” has emerged from Leicester University. Denmark scores top in both of them. There’s even a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Whatever you think of the substantive value of this stuff—sorry, science—you can spend a happy hour surfing it on the web, and wondering how much of it has been invented.
Seriously, though, some of the choices do come back to individual middle-class citizens of richer countries. It must be obvious that the planet cannot sustain 6.7 billion people living as does today’s middle class in North America and western Europe—let alone the projected 9 billion world population in mid-century. Either a large part of humankind has to be excluded from the benefits of prosperity or our way of life has to change.
The mantra with which most political and business leaders enter 2009 is “back to economic growth, whatever it costs”. Like the crew of a sailing boat in a storm, they just want to keep it afloat and moving through the waves in some direction—never mind which. But even as we weather the worst of the storm, which has not hit us yet, we should be taking a hard look at the course we are steering. That requires leadership of a high order, but also citizens demanding such leadership. Would I personally be happy making the changes in my way of life that would be necessary? Almost certainly not. But I’d at least like to know what they would be.
新年快乐？你一定是在开玩笑。2009年一开年即是遍地哀鸿，今后只会更糟糕。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全球经济危机开始以来，全世界已有数以百万计的人失业。不久的将来还会有上千万的人失业。我们这些尚有工作的幸运儿，也会变穷，变得没有安全感。保罗·克拉曼曾向我们许诺，会有几个月的经济地狱等着我们。谢了，保罗，也祝你今年快乐。
紧张的政治形势会因经济危机而加剧恶化。但就此宣称资本主义的末日已到，也太过夸大其词。我不认为2009年就是资本主义末日，这次并不像1989年对共产主义的意义一样。也许2010年的1月1日，我会因此话而自打嘴巴。预测可不是件能赚钱的事情。在经济学家的年鉴，对2009年的世界，编者起了一个胆大且别出心裁的题目“关于2008：只能说对不起”。但是，在今年伊始，我不觉得任何世界上诞生了任何比资本主义更具竞争力的体制，而在1989年，的确是出现了比苏维埃共和国的共产主义更具竞争力的体制的。乌戈·查维斯的社会主义模式建立在向资本主义国家出售其石油的基础上，当然，如果你向往建立北朝鲜的社会主义模式，我想你该去看看医生了。
尽管如此，从1989年开始在世界上占主导地位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假设不能度过今年这一20周年的纪念日，那么将会发生很大的问题。首先，市场和国家的平衡，公众和私人的平衡，可见的手和不可见的手的平衡，将被打破。早在去年9月份政治权利变更以来，奥巴马不断试图提醒他的同胞们，政府并不总是给人负面的印象。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们看到联邦政府扮演的角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变得非常重要。通常面临绝境的政府会灵机一动，如在乔治·布朗时代的伦敦，产生了凯恩斯主义，合法的从意识形态上拯救了资本主义，又如乔治·布什时代的华盛顿，留给人民的只有痛苦和绝望。
到今年年底之前，我们无从得知，这种变革会历时多久，代价多高。现在大多数举措都着手于加强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作用，但也许并不见效。一个具有前瞻性的中国经济改革者最近跟我讨论说，亚洲10年钱的经济危机促发了中国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而这次的变革，也会造成同样的后果。
若他所说是正确的，可以想象从某种观点看来，欧洲，美国，中国的社会经济体制，会在一种全球集权的政策下，走向不同的方向。但是，这里要强调的是，某种观点。即使在欧洲内部，国家和市场的融合差异程度不同，而且融合的方式也不同。适合北欧小国的体制，不见得适合南欧大国。没有世界通用的体制，重要的是，每个国家适合什么。
遥望2009年，第二个值得关注的事情是，为了避免全球变暖，该怎么来追求可持续的绿色无二氧化碳发展。现在的问题是怎样来发展，以及代价几何。奥巴马再一次试图在危机中的发现转机，利用凯恩斯主义的财政措施吸引可替代能源的投资。然而一言以概之，今年不是一个对抗全球变暖的好时候。
为了朝向一种可持续，低二氧化碳排放量的经济社会发展，公司和政府都必须付出短暂的代价以获取长远的利益。当他们到了绝境的时候，他们通常采取反措施。我们所能做的最理想的打算，不过是他们能避免1930年那种全军覆没的经济国家主义。而让他们超出我们的预期，需要选民们和股民们转变他们的观点。只要我们，人民，看到长远的经济利益，而不计较短期的得失，我们就不会抱怨领导人没有给予我们想要的东西。
因此第三个核心的问题，是关于我们自身的道德探讨。我们需要多少金钱和物资才够呢？是否要日日欢宴？我们能否节约点？你最关心的是什么？你幸福的最重要源泉是什么？
不管信与否，在关于幸福的研究中，衍生了一个很大的学术领域。经济学家理查德拉雅写过一本有趣的书，幸福：新科学的教程。这是否是佛雷德意指的盖伊科学？荷兰学者，拉特维荷芬，创造了一个包括国家等级在内的世界幸福数据库。它的结果登载在加拿大的网站上，标题为“加拿大的幸福指数高于美国”。对加拿大人的幸福而言，从物资上打败了美国本身就是一种幸福。英国的莱斯特大学里，提出另一具有竞争力的观点和“全球幸福地球”。丹麦比加拿大和美国都还要幸福。甚至有一奔幸福研究杂志。不管你如何看待这些研究的价值，抱歉，是科学，也可以花一些时间在网络上享受幸福时光，并想想到底得到多少幸福感。
回归正题，尽管，有些选择权还是会回到富国的中产阶级手上。这个星球不可能让世界上67亿人都过得如今天北美和西欧的中产阶级一样，且不谈到本世纪中期，人口会达到90亿。要么世界上大部分的人无法受益于经济繁荣，要么，我们开始改变。
2009年大多数政治和商业领袖的台词是不计一切代价恢复经济增长。如同暴风雨里的一叶扁舟，他们只是希望自己的船避过风浪继续向某个方向前行，而不考虑方向为何。但是我们面临的是最猛烈的暴风雨，即使没有波及我们，我们也要看看自己掌舵的方向。这需要有高素质的领导者，但人民也需要具有这种领袖素质。在变革之中，我自身的幸福是必须的吗？答案几乎是否定的。但是我需要你们知道，最终，幸福会来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