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日本在参拜靖国神社等历史问题上一而再再而三地挑衅中国，其动机可能有两个：其一，与东海问题类似，历史问题成为中日对抗的又一个平台；其二，则是出于日本国内的政治需要。一直以来日本政府和日本“二战”战死官兵遗属之间存在一种强烈的对立感情，这些遗属将失去亲人归咎于其政府，而参拜靖国神社等问题——由于亚洲邻国的反对，反倒使得日本政府成功地获得了战死者遗属的支持，双方因此站到了一条战线。在中日交恶的大环境下，日本政客不会在乎在这个问题上多得罪中国人一回。而这也就解释了为何日方不愿接受将甲级战犯灵位迁出神社这个折中方案，如果迁出，参拜也就失去了价值。
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遗属纷纷过世，日本年轻一辈与靖国神社中被供奉者的关系渐渐疏远，感情也不再那样浓厚，以参拜获得民众选票的做法已逐渐失效，况且在“中日友好”的大环境下，参拜显然会变得得不偿失。福田表示不再参拜靖国神社，很大程度上便是缘于这个原因。若日方不再拿这一问题寻衅，今后的中日关系中，历史问题被提及的频率也许会逐渐地下降。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在中日关系回暖的同时，中国与韩国的关系也发生了一系列改变。
从中国的角度看，中日关系和中韩关系一直以来都存在着一种“互为备份”的关系。回顾中韩关系升温的背景：大致是在1999年前后，中韩交往开始加深，当时中国正在遭受着一轮外交低潮，日本奉行对美国“一边倒”的战略而与中国渐行渐远。中国为制衡美日，开展了多元外交。当时韩国刚刚在亚洲金融危机中遭受重创，需要借助中国的市场和低人力成本，韩国企业对日本企业在各方面又有不错的继承性，更适于作为日资企业的替代。
中方借助韩国制约并平衡了在国内几乎一支独大的日资企业，避免了中国沦为日本的一个低端产品制造中心，同时也使得低端制造完成了向中国的高度集中。另一方面，韩国借助中国经济的腾飞并依托中国这个低成本制造中心不断转移自己的低端产业，提升本土的产业链工序。这使得韩国在中、高端产业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而随着中美实现战略靠近，中日关系开始转暖，国际环境对比中韩关系升温时已经发生了太多的改变，中国在对外交往方面的选择余地远比20世纪末要大得多，韩国的作用已不再是不可替代的。2007年韩国对华贸易顺差为173.37亿美元，四年以来首次低于200亿美元，比2006年同期下降了9.5%。与此同时，随着中国制造业的不断升级，中韩两国在经济体系中的位置逐渐在重合，两国之间在中端制造业上的竞争开始日趋激烈，对比日本，中国对日本高端产业的挤压还是一个预期中的问题，而与韩国的竞争则就在眼前。高涨的民族主义使得韩国将中国等大国定为自己的战略目标，其对外战略则是选择对中、日两国全面出击。同时，为在东亚地区制衡中、日两国的影响，韩国对美政策开始趋向于更加靠近。而其单独提出和俄罗斯合作开发西伯利亚地区，可能也是基于类似的心理。
中德交恶背后的利益考量
最初，西欧各国与中国的交往，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作是冷战时期美国对华战略的一个派生产物。20世纪90年代初期，随着冷战的结束，西欧各国的对外战略重心不再限于美国一家，安全问题淡化使得西欧国家在对外交往上有了更大的操作空间。而此时，亚洲各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位置正在不断地提升，加强和亚洲国家的交往对西欧各国而言是一个势在必行的举措。
1993年9月，德国政府制定了新“亚洲战略计划”，将日本、中国、韩国、东盟和印度列为其在亚洲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以期充分利用其经济实力和技术优势，加强同亚洲国家在各个领域的合作。
在对华经济交往中，法国是德国最强劲的竞争对手，法国和中国政府之间传统上的良好关系使其在对华出口中较之德国要占得先机。而在1991年至1993年之间，法国对台军售事件将中法关系一下子推到了“冰点”状态，这一“短视”的做法使得法国对华经贸遭受了始料未及的重创——1993年，中方先后宣布：撤销部分拟议中与法方的大型合作专案，如广州地铁、大亚湾核电站二期工程、购买法国小麦等；不再与法国商谈新的重大经贸合作专案；严格控制两国副部长级以上人员的往来；立即关闭法国驻广州总领事馆……在长达半年的时间里，双方政经交流完全处于冻结状态。
德国正是利用这个机会得以大举进军中国市场。1993年科尔访华，随行的除了政府官员还有大批的德国企业家。按照德国《世界报》的说法，“1990年初受法国对台军售影响，中法关系一度降至冰点，中国趁机拥抱德国”。到了1999年前后，随着欧元的问世，“法德轴心”与美国之间的分歧日益加深，处于制衡美国力量的考虑，德国开始进一步提升与中国以及与俄罗斯的交往层次。
仅从现在中德各自在世界经济结构中的位置来看，两国间并不存在太多的对抗因素：德国的大宗出口贸易主要是化工、机械这样的高端产业，中国制造业到目前为止尚不可能在这个层次对德国造成挤压，相反这样的两个国家在产业结构上存在很多互补之处，但是中德关系的现状却和我们期望的相去甚远。显然，我们不能将中德关系的急转直下归结到默克尔个人身上。
任何一个成熟的现代国家，无论它的政权组织是以何种形式来实现，在国家决策中起决定作用的必然是一个精英群体。仅凭某一个领导人个人的理念而改变国家的大政方针，即使是在一个君主制国家中也是无法实现的，况且任何一个国家的精英集团都不会基于“意气”而作出某种决策。因此，中德交恶的答案还是要从现实利益上来找。
中德关系恶化究其根源有两方面。
一方面，欧元升值。早在2003年，欧元总体趋势便开始走高，2002年至2003年就升值近40%，升值的根源缘于全球性的美元流通性过剩。从德国的经济特性来看，一直以来其经济体系缺少的是矿产、能源等资源类产品，大宗出口的则是化工机械等高附加值工业品——在不少高端领域，德国企业居于绝对优势地位。当欧元开始温和上涨时，最初这其实是降低了进口工业原料所需的绝对成本，进而等于提高了其出口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所以最初德国人对汇率上涨不但不敏感，反而因此还增加了收入。默克尔上台后，德国经济在产业升级和产业效率均有明显进步的情况下得以一路走高，很大程度上正是拜欧元升值所赐。
另一方面，来自中国的低价消费品，使得德国国民在收入维持小幅增长的情况下，可以消费更多的进口初级工业品。由于“中国制造”的存在，使得过去若干年德国等发达工业国的通货膨胀总体上可以维持在一个很低的水平，这样就进一步增加了国民的幸福感。基于这个原因，德国政府在欧元汇率问题上和法、意等其他欧元区国家曾一度分歧严重。法国、意大利等国经济相比德国而言更依赖于第三产业，其对欧元升值更加敏感，德法关于欧元汇率的口水战几乎贯穿了整个2007年。
随着中国、印度等国经济持续发展，其对资源类产品需求的稳步提升，逐渐导致工业原料的国际市场价格开始水涨船高，由于这些产品目前仍多以美元计价，所以对德国而言，欧元继续升值仍旧可以抵消掉进口资源类产品价格的部分涨幅。另外，倚靠发展中国家对其高端工业品的需求、拉动出口增长，这又消化掉一部分，使其经济维持总体平衡并略有增长。
然而，2005年以来，美元流通性过剩问题日益明显，大量投机资本投入到了原材料期货市场进行炒作，资源类产品价格膨胀的幅度仅倚靠欧元升值已难以抵消。同时随着中国稳步推进的产业升级和在东南亚、非洲的政治经济扩张，便宜的中国产品涌入了原本由西方国家长期独占的国际市场，不但逼迫它们让出了部分中低端产品的市场，更为关键的是由于提高了竞争度，其出口工业品的利润率也随之降低。欧元持续上升的汇率不但使得同级别产品与中国产品的竞争力差距拉大，甚至还可能导致中高端产品出口市场的萎缩。
一直以来，德国等欧洲国家内部始终被高福利和社会竞争力之间的矛盾所困扰，一旦国民实际收入增速下降甚至开始减少，种族矛盾、劳资矛盾等这些问题迟早要爆发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德国需要转嫁危机，而他又无力阻止美元持续贬值，那就只有把矛头指向中国，逼迫人民币升值，打压“中国制造”。
还有一个根源，则是欧盟东扩。如我们所知，德、法两国现在是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两个“火车头”，但是两国的具体战略诉求仍有很大差别，就欧盟扩张方向而言，基于扩大自身地缘影响力，进而在欧盟内获得更大发言权的考虑，法国主张向地中海区域以及北非扩张，德国则主张向中东欧方向扩张。20世纪末，德国违背和英、法等国的事先约定，擅自支持前南（南斯拉夫）分裂，正是基于这一利益诉求的考虑。美国所支持的北约东扩以及欧盟东扩，所体现的更多的是德国的利益，2003年伊拉克战争之后美国能最终瓦解“法德联盟”，一个重要的施力点便在于此。
德国80%的对外投资集中于欧盟，其低端制造业的对外转移基本都集中在东欧与中欧的新欧盟国家，除了地理和文化方面的便利之外，很大程度上就是基于其战略布局考虑。然而，欧盟东扩的速度现在看来有些过快——入盟后的中东欧国家在工资预期上向西欧国家看齐，而其基础设施升级进度则明显滞后。伴随着欧元的升值，很多原本欧洲对美国与东亚的出口制造业分流到了中国，尤其是对美国的出口分散至中国对德国的立足东欧与中欧的布局十分不利，而这又进一步加剧了中德之间在人民币升值问题上的短期冲突。
有意思的是，比照1993年，现在的德、法之于中国，与当时的情况恰好调了个个儿——中德关系跌至谷底，而法国总统萨科奇则高调来华，并拿下了包括160架“空客”在内的大笔订单。究其原因：法国的制造业对比德国已经步入“夕阳”状态，因此在人民币升值等问题上和中国的冲突反倒小于德国。因此，中国对于德法两国，无意间同样达成了“各个击破”的效果——这意味着在很多冲突上中国面对的仅是“德国”，而不是“欧盟”。而送到法国人手里的订单也并非是“贿赂”那么简单，仅就160架“空客”而言，其中150架尚属于框架性协议，因而可以认为这是将两国的利益进行了“绑定”。
再回到中德关系的话题上来，事实上德国此次对中国高调发难恰恰使我们看到，德国在中德博弈中已经显得力不从心了。对中国而言，德国是一个技术先进的国家，但这个位置并非是无可替代的，德国在此轮角力中并没有太多的施力点可供选择，所以只能反复拿“达赖”以及“人权”问题做文章。而另一方面，默克尔拒绝陈水扁的“访问”也使得我们对此轮中德交恶的“底线”有了一个大概的掌握——对中国而言，台湾问题远比前述“问题”敏感，中方对德国的回击，事实上也在其工商业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
从本源说起
人类活动的很大一部分在于生产某种产品，然后消费掉它们，或是投入到更精密的下一级生产中，而再生产—消费—再生产，将其连接起来的，就是金融。对现代金融体系可以做这样一个比喻：市场经济体制下，货币就好比血液，各级金融机构则构成了循环系统，货币流通保证了商品的流通顺畅，就像血液循环系统保证了人体内部的物质输送一样。而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下，货币这种“血液”某种程度上说，不是既有的，而是“无中生有”，是被创造出来的。
你生产一件产品出来，市面上流通的货币不会因此而增加——“钱”不是“生产”出来的，而是“创造”出来的关系，是借贷关系，负责创造这种关系或者说创造货币的，就是现代银行体系。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保证其运转的核心并非是生产，否则也不可能出现所谓的“虚拟资本主义”——生产只是资本家获得利润的一个过程，并非不可缺少。它的真正核心在于“信贷”。
具体地说：央行负责印制钞票，然后向各商业银行发放贷款，接着，假设银行A从央行贷到1万元后，贷给B1万，然后B拿到贷款后去银行C存款1万，银行C收到存款后再贷给D1万，D再把钱存到银行E，如此反复……于是，企业和个人围绕着商业银行，便产生一系列复杂的借贷关系。前面说生产一件产品不会增加市面的货币流通量，而你在生产前向银行贷款用于购置原材料和设备，这是要增加货币流通量的，换句话说，你和银行间的借贷创造出了货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