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国的驷歂（字子然，此时执政）杀了邓析，而又用邓析制订的《竹刑》（邓析，郑大夫。欲改郑所铸旧制，不受君命，而私造刑法，书之於竹简，故云“竹刑”）。
【《竹刑》的出现，在中国的法律发展史上是一大进步。此前的刑鼎笨重，而竹刑则便于携带、查阅、依照和流传。邓析在春秋末期首倡“刑名之论”，操“两可之说”，主张刑名之治，并制定了竹刑，还积极主张刑法公开化。结果，这种以法治国的政治主张，自然引发了郑国贵族们的极大不满，最后当然要为代表贵族利益的驷歂所杀】
（邓析，郑国大夫，春秋末期思想家，“名辨之学”倡始人，名家学派的先驱人物。他是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革新派，他第一个提出反对“礼治”思想。）
（《邓析子》两篇，共两卷，分别为《无厚篇》与《转辞篇》。《无厚篇》所强调的是君主与臣民的共生关系，劝勉君王治国时应该以平等之心对待臣民，归结到最后就是无厚，是民本的反映。《转辞篇》主要强调“缘身而责名，缘名而责形，缘形而责实，臣惧其重诛之至，于是不敢行其私矣”，也就是君王对官员的控制。但是有人也指出内容参杂其他家说法，很大可能是后人伪造。《四库全书》将其归入子部法家类。）
《左传》认为驷歂在这件事情上不忠。如果有人对国家有利，就可以不指责他的邪恶。《静女》这三章诗，是采取它的彤管（《静女》三章之诗，虽说美女，义在彤管。彤管，赤管笔。女史记事规诲之所执）。《竿旄》的‘用什么来劝告他’，是采取它的忠诚（录《竿旄》诗者，取其中心原告人以善道也。言此二诗，皆以一善见采，而邓析不以一善存身）。所以采用了一个人的主张，就不要责罚这个人。《诗》说：“甘棠树高大而枝叶茂密，不要剪除，不要砍伐，召伯曾在这里听讼执法（召公奭听讼，舍于甘棠之下，周人思之，不害其树，而作勿伐之诗，召伯决讼於蔽芾小棠之下，诗人思之，不伐其树）。’想念这个人，尚且爱护这棵树，何况用了他的主张，而不顾念这个人呢？驷歂没有办法勉励贤能的人（子然嗣子太叔为政，郑所以衰弱)。”
《荀子-非十二子第六》认为：邓析不效法古代圣明的帝王，不赞成礼义，而喜欢钻研奇谈怪论，玩弄奇异的词语，非常明察但毫无用处，雄辩动听但不切实际，做了很多事但功效却很少，不可以作为治国的纲领；但是他们立论时却有根有据，他们解说论点时又有条有理，足够用来欺骗蒙蔽愚昧的民众。惠施、邓析就是这种人。
《吕氏春秋-审应览-离谓》把邓析和子产做比较：郑国很多人把新法令悬挂起来，子产命令不要悬挂法令，邓析就对新法加以修饰。子产命令不要修饰新法，邓析就把新法弄得很偏颇。子产的命令无穷无尽，邓析对付的办法也就无穷无尽。这样一来，可以的与不可以的就无法辨别了。可以的与不可以的无法辨别，却用以施加赏罚，那么赏罚越厉害，混乱就会越厉害。这是治理国家的禁忌。所以，如果善辩但却不符合事理就会奸巧，如果聪明但却不符合事理就会狡诈。狡诈奸巧的人，是先王所惩处的人。事理，是判断是非的根本啊。洧水很大，郑国的一个富人被淹死了，有人得到了他的尸体。富人的家人要把实体赎回去，捞尸体的那个人要的钱很多。富人家里把这情况告诉了邓析，邓析说：“你安心等待。那个人一定无处去卖尸体了。”得到尸体的人对此很担忧，把这情况告诉了邓析，邓析又回答说：“你安心等待。这人一定无处再去买尸体了。”那些诋毁忠臣的人，与此很相似。忠臣没有功劳不能得到人民拥护，就拿他们没有功劳不能得到人民拥护诋毁他们，他们有功劳得到人民拥护，就又拿他们有功努得到人民拥护诋毁他们。君主中没有原则的，就无了解这种情况。无法了解这种情况，难道不是很可悲吗?比干、苌弘就是因此而被杀死的，箕子、商容就是因此受到猜疑的，范蠡、伍子胥就是因此而泛舟五湖、流尸干江的，生死，存亡、安危，都由此产生出来了。子产治理郑国，邓析极力刁难他，跟有狱讼的人约定：大的狱讼要送上一伴上衣，小的狱讼要送上短衣下衣。献上上衣短衣下衣以便学习狱讼的人不可胜数。把错的当成对的，把对的当成错的，对的错的没有标准，可以的与不可以的每天都在改变。想让人诉讼胜了就能让人诉讼胜了，想让人获罪就能让人获罪。郑国大乱，人民吵吵嚷嚷。子产对此感到忧虑，于是就杀死了邓析并且陈尸示众，民心才顺服了，是非才确定了，法律才实行了。如今世上的人，大都想治理好自己的国家，可是却不杀掉邓析之类的人，这就是想把国家冶理好而国家却更加混乱的原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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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戊申（二十二），郑献公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