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田祈原卷入“信交风潮”，让绍兴帮声誉受到了一定影响。因卓越的领导才能和稳健的作风，秦润卿再次在钱业公会长期担任领导职务。1924~1935年的4届会长，均由秦润卿担任。期间，1929年，秦润卿与王伯元、李馥荪等接办天津中国垦业银行，将该行迁至上海，秦润卿任董事长兼总经理。1931年，钱业公会改组为上海市钱业同业公会，选举产生执行委员15人，秦润卿、胡熙生（余姚人）、俞佐庭（宁波镇海人）、裴云卿（上虞人）、严均安5人被选为常务委员。1933年任期届满进行改选，秦润卿虽辞去福源钱庄经理之职，但仍任公会主席。
1933年上海有钱庄72家，其中绍兴帮占37家。在1936年上海55家钱庄的经理中，来自绍兴帮的最多达27人，宁波帮16人，苏州洞庭帮7人，上海本地帮3人，镇江帮2人。之前一年的选举中，何衷筱（绍兴上虞人）任第十届主席，第十一届主席为邵燕山（绍兴诸暨人）。1946年2月，上海市钱业同业公会改组为上海市钱商业同业公会，此后两届的会长都由宁波镇海人沈日新担任。
1935年，上海再次发生银钱业风波。这次风波表明，钱庄不再拥有在上海开埠初期的优势，而处理善后事宜的“上海钱业监理委员会”的成立，更表明钱庄已不得不接受官僚资本的控制与监督。钱庄不再是商业贸易赖以进行资金划拨清算的所在。也就是在这时，绍兴帮取代宁波帮占据了钱业的头把交椅。
宁波人在钱业中的优势也在此前后逐渐转移至银行业中，而钱庄处于银行的从属地位。1934年浙江兴业银行的调查报告说：“全国商业资本以上海居首位，上海商业资本以银行居首位，银行资本以宁波人居首位。”上海的银行资本为2.421亿元，与宁波人有关的银行资本为1.968亿元，占上海的银行总资本的80%以上。同年，上海共有丝厂97家。在已知经营者籍贯的90家中，浙江人经营的达58家，占64.4%。
至1935年，中国国内共有147家民族银行。其中，由中央和地方当局开设的有47家。在剩下的100家商业银行中，11家由宁波人独资经营，13家为宁波人主经营，28家为参与经营，占据半壁江山。上海银行公会的会长、副会长，也长期由宋汉章和另一位宁波人盛竹书担任。1949年12月28日，上海市银行、钱庄、信托三业合并成立金融业同业公会筹备委员会，各种钱业及银行公会随之结束。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宁波帮在经营形态和商帮性质上，已不同于以往的山西商帮或者徽州商帮，而转变为一个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集团，并成为以上海为中心的江浙资本家的核心及中国第一大商人群体。
宁波帮称雄上海的一个重要象征是，他们掌握着上海总商会的实权，并通过银行公会和钱业公会控制着上海工商界的各业公会。在上海总商会内部，尽管银行公会和钱业公会的代表只占到商会会员总数的1/10，但他们居于关键性的地位，控制了作为上海金融和贸易基础的货币、信用及汇兑。
在20世纪30年代曾有人对当时的上海工商界名人作过一番统计，在所涉及的
1836人中，宁波籍人士就多达453人，占据1/4，宁波人在上海已经树立了“王者地位”。
资料来源：吴景平、张徐乐，《上海解放初期的钱业公会》，《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
宋汉章对北洋政府说不
宋汉章（1872~1968）是第一代银行从业者，也是宁波商人群体力量的延续。当他还是孩子时，上海南北市钱业公所就基本为宁波人所把控。1883年，钱业总公所董事、宁波慈溪人冯莲汀等，购置上海大东门外的土地，建立了南市钱业公所。1889年，北市钱庄业者陈笙郊（浙江绍兴人）、洪念祖（江苏江阴人）等，在上海北市筹设钱业会馆。到1903年，上海南北市钱庄共82家，其中宁波人开设的22家，占26.8%。
1897年，中国人自办的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跻身外滩。这一年，25岁的宋汉章成为中国通商银行的跑楼。宋汉章原名宋鲁，出生于福建建宁，老家却是浙江余姚。早年余姚归属绍兴府管辖，新中国成立后划归宁波。宋汉章曾就读于上海正中书院，毕业后进入上海电报局工作，曾参与通电拥护康梁维新，为清政府所通缉，因逃亡而离开上海，后改名汉章才得以返沪。
1906年，宋汉章出任大清银行附设之储蓄银行经理，次年出任上海大清银行经理，这时宋汉章才27岁，是那个时代风华正茂的青年金融才俊之一。
1907年11月，邮传部奏请设立交通银行，官商合办。大清银行和交通银行在清末最后几年里起着中央银行的作用。辛亥革命后，在广东南海人、海归派陈锦涛的操刀下，大清银行改称为中国银行。1912年2月，宋汉章出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经理。
当时金融界出现一批名角：张公权、陈光甫、李铭、钱新之、周作民。这5人都是留学生，除陈光甫在美国留学外，其他4人都在日本留学。25岁时，张公权和李铭分别是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的副经理和浙江银行总协理。29岁时，张公权升任中国银行副总裁，32岁时钱新之升任交通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周作民则成为交通银行总行稽核课主任。1915年，陈光甫创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时，年方34岁。1917年5月，周作民创办金城银行时，才33岁。
当时，中国民间商业银行也悄然兴起。继中国通商银行之后，浙江兴业银行（1907年）、四明银行（1908年）和浙江实业银行（1910年）等，以及上海商业储蓄银行（1915年）、天津盐业银行（1915年）等，共同构成了当时中国银行业的主力，而多家银行都与宁波资本密不可分。其中，浙江兴业银行、浙江实业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被称为“南三行”，它们的出现标志着江浙金融财团的初步形成及金融实力的日渐壮大。
1912~1914年，全国新设工厂115家，仅上海一地就有40家，占35%，洋货路阻，民族资本抬头，仅在1912年一年，就有14家私营银行成立。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在华外资银行在资金周转方面出现一些困难，甚至连一度控制中国金融市场、以实力雄厚著称的汇丰银行，此时也向中国同行求援通融。在中国北洋政府对德宣战后，德华银行在中国的营业被迫停止。华俄道胜银行在“十月革命”后，更是如丧家之犬，成为“流亡银行”。
《剑桥中华民国史》中提到，战争显著地增大了世界对食品和原料的需求（如有色金属、植物油）。作为初级产品主要供应者的中国，正处于满足这一需要的有利地位。再者，西方列强增加了在中国和印度等采用银本位币制的国家的采购，这进一步刺激了自1913年墨西哥关闭银矿后就已经开始上升的国际银价。这样，中国的货币单位“两”变得坚挺，数年之内，它在西方市场上的购买力提高了3倍。
在1914~1919年，有两个行业的利润增加非常明显，一个是纺纱业，每支纱利润增加了70%；一个是钱庄，利润高达74%。上海金融风暴后，钱庄业迅速复生，一些灰色资本也纷纷进入这一行业。吴景平、邹晓昇在《上海钱业公会的成立及初期组织运作》中写道：民国初年，政府发起禁止吸食和贩卖鸦片运动，造成许多烟馆关门，一些人弃邪归正，将资金转投钱庄。1912年，具有鸦片土行股东资本的鸿胜钱庄开设，同年开设的还有由阜成、信和、源大、聚成4家土行开设的信成钱庄。1912~1916年，鸦片商投资设立的钱庄有15家，资本总额达白银45万两。
在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各地督军大多自立为王，不向中央纳税，北洋政府财政因此极为匮乏。作为官控银行，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成为政府的提款机，中国银行发行的钞票在1913年只有502万元，到1915年猛增到3844万元。交通银行也一样，仅隔一年，就由1914年的893万元增加到3729万元。为政府财政的垫款，中国银行达1000多万元，交通银行竟达4000万元。
1916年袁世凯称帝失败，于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交通银行总办、广东人梁士诒是袁世凯的总统府秘书长，谋划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合并，以集中现金，为政府所用。那时，北方人心浮动，消息一传开，立即引起市民恐慌，北京和天津出现市民到中、交两行挤兑。眼看银行库存危急，北洋政府为稳住局势，于1916年5月10日突然下令中、交两行“停兑禁提”，一切存款止付。
出人意料的是，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经理宋汉章和副经理、上海人张公权公开抵制这一指令。中国银行库存200多万两现银，恐难以应付危情，于是就与汇丰、德华等10家外国银行订立了200万元的透支契约。宋汉章还专程拜访南通张謇，决定成立中国银行商股股东联合会，由张謇出任会长，并且登报声明：中国银行上海分行行务全归商股股东联合会主持，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的钞票可以随时兑现。
张公权在日记中说，第一天兑现者有2000多人，第二天人数仍未减少。第三天是星期六，下午本来应该休息，银行为了应付兑现，仍然照常开门，来者不拒，并登报公告，人心才稍稍安定，兑现者人数减到400人。第四天是星期日，银行又在报上登广告，宣布仍然开门兑现，而兑现者只有100多人了。到第十九天，再无挤兑者。
袁世凯试图集权中央，尚可让人理解，但复辟帝制使其大失人心，威信扫地。交通银行服从了北洋政府的命令，停止兑现钞票，造成老百姓怨声一片，而中国银行宋汉章和张公权经此一役，名声大振，引得中外报纸纷纷报道，并把两人称为“有胆识、有谋略的银行家”，是两个“不屈从北洋政府的勇士”。
刨除复辟帝制的因素，人们似乎并不愿意看到外界对羸弱的北洋政府的挑战，但就挑战这一事实本身所形成的平息挤兑的结果，却让各方皆大欢喜。1916年5月30日，44岁的宋汉章被选为上海总商会会长。宋汉章后以公务繁忙为由未就，68岁的朱葆三被第二次选举为会长。7天后，袁世凯在郁愤中病死。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央政府财政困难，但受1920年新银行团协议的限制，又不能向外国贷款，这使得中国银行家们处于优势地位。《剑桥中华民国史》这样写道：
中国的新式银行被外国银行截断了向对外贸易提供贷款的渠道，又被旧式的钱庄堵死了向国内贸易网提供资金的通路，于是就利用政府增加国内借款所提供的机会获利……
北京银行家协会体现了当地金融界的团结和力量。它在全国银行公会联合会中的影响力可以和上海旗鼓相当。1920年12月6日全国银行公会联合会在上海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时，它警告政府，如果想得到资金，就必须缩减军费开支，调整内债，改革币制。用张嘉璈的话来说，银行家们的不妥协态度只不过是“他们爱国心的表现”，“他们准备为任何有助于国家的公债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这些新式的银行家与历届政府保持了若即若离的关系，既不愿与历届政府走得太近，也不愿弃业做官。1927年，南京政府曾邀陈光甫出任财政部次长，以作为其积极合作的回报，但被陈光甫拒绝，张公权、徐新云等人也多次婉拒到政府中任职。他们社交广泛，注重扩展社会联系网络，包括结交达官显贵，但着眼点不在做官当政客，而是为发展金融业、经营银行业务创造有利的条件和环境。
不仅如此，这些银行家还相互渗透，以保持他们在时政中的力量。到1931年，有6位上海银行家每人参加了5家以上的上海各银行的董事会，有15位银行家每人同时在3家以上的银行中兼任重要职务。到1935年国民党政府实行法币政策后，其他商人家族的光环慢慢消退，中国经济逐步被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果夫和陈立夫四大家族组成的新的垄断集团所控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