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4年1月1日，作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的宁波城，在清政府与率先在此设立领事馆的首任英国领事罗伯特的主持下，在江北岸开市贸易。初开时，这里是一片滩涂，被称为宁波外滩，它的开埠标志着浙东沿海贸易的合法化。
但在开埠后的前五年中，宁波港对外贸易额不升反降，由50万银元下降到此数的1/10。也就是这几年，上海的对外贸易额超过广州，升居全国第一位。地缘优势让具有冒险开拓精神和商业敏感性的宁波人开始大批向上海挺进，并超越粤商，在五金、金融、轮船、电影等行业遥遥领先，成为与苏商并驾齐驱的一大商帮。
当宁波人在新式工商业中小试牛刀时，晋商家族的后辈们，或聚古玩，或买姣童于吴闾，或购美玉于燕赵，或将银两窝藏于地，坐吃山空，没能为手头的资产开辟出一条增值之路，逐渐被时代所抛弃。
1853年上海的小刀会起义，是甬商在上海发展的关键点。小刀会起义后，宁波人在上海的人数快速增长至6万，仅次于广东人。李也亭和叶澄衷是逆势上扬的在沪甬商的杰出代表。他们的人生轨迹是甬商在上海态势的缩影，他们在萧条中昂首前行的智慧，是130多年前中国商人留给后世的一大遗产。更为难得的是，叶澄衷不仅是卓越的商人，也是近代史上屈指可数的首善商人。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他拉开了晚清民初商人办学的序幕。
从“郁半天”到“李大王”
早在18世纪晚期，宁波人就已经在上海崭露头角。
明朝实行海禁之后，舟山群岛出现大批走私、海盗集团，宁波人也参与了以许栋、王直等徽州商人为首的海盗活动。嘉靖（1522~1566）年间，海盗集团受到沉重打击，宁波商人因此更多地将目光转向了国内贸易。
北京是宁波人最初闯荡去得比较多的地方。从明朝后期到清初，宁波商人先后在北京创办了鄞县会馆、浙慈会馆。前者为宁波鄞县在京的药业商人所建，后者是由宁波慈溪裁缝组成的成衣会馆，这是宁波商人由成衣匠转变为“红帮裁缝”的蓄积阶段。1771年，宁波人又在江苏常熟设立宁绍会馆，1780年在汉口设立浙宁会所。
沙船，更多时候是宁波与外界联系的工具。宁波码头历来是南来北往的船只的栖息港，这也促进了宁波人走南闯北的沙船业的形成。慈城商人最初沿着运河北行，到天津从商。较早到天津的是顺治（1644~1661）年间的慈城人严应翘，其孙严克宽在1870年曾任长芦盐区纲总，其曾孙严修（严范孙）是我国著名教育家，一手创办了天津南开大学。慈城人冯若愚在明万历（1573~1619）时曾任天津巡抚。
到乾隆（1736~1795）年间，以慈城人童承初、冯氏、董氏、孙氏、郑氏为大股东的宁波“北号船帮”船队，已频繁往返于甬津两地的海路之上，许多慈溪商人都长住在天津客货栈内。
与连接宁波与天津的作用一样，沙船也拉近了宁波与上海的距离。上海最早的会馆商船会馆由上海崇明船商建于1715年，位于黄浦区老城厢，这是上海最早的行业组织，比上海开埠早128年，是上海开埠前最强势的行业组织。
在上海早期的会馆中，除上海钱商、猪商、布商，湖州丝商，福建纸商、黑枣商，北京帽商，江西茶商等所建立的会馆或公所外，由其他各地船商建造的会馆也为数不少，譬如潮州会馆、泉漳会馆、潮惠会馆、浙宁会馆等。其中，浙宁会馆由宁波慈溪董萃记船号倡导创立于1819年。
早在乾隆嘉庆年间，慈溪董棣林就载着江南的粮食、棉花、纸张、瓷器、绸布等南货，运往辽东，采办参药、大豆、杂粮，到宁波或上海销售。到他儿子那一代，董家已在上海设立大生沙船号，往来南北装运土产。
此前的1797年，同样是以慈溪商人费元杰为首的宁波人，率先在上海创办了宁波同乡会馆。这一会馆是1790年旅沪甬籍缙绅们发起的“一文愿捐”活动的延续。所谓“一文愿捐”，就是旅沪甬人每人每天捐输一钱。1802年，同乡会馆加建一座关帝庙，正式取名“四明公所”。
在浙宁会馆创立时，时任上海知县的是宁波定海人叶机（1764~1824）。之前，叶机曾出资募集义勇，与胞弟叶槐一起和福建漳州海盗蔡牵作战，为此，龚自珍曾亲自拜访叶机，写下《书叶机》一文。1813年，叶机出任上海知县，于1921年高升。
1823年，一名15岁的宁波穷小子来到上海滩南市码头。他早年丧父，与兄长寡母度日，后无奈背井离乡，只身来到上海。他就是日后的沙船大王、宁波镇海人李也亭。
李也亭先在一家糟房当起了学徒，有时船工需要酒水，他也会被派去送酒。他手脚勤快，踏实肯干，拾金不昧，没满学徒期，就被一沙船商看中。船主给了酒店老板一笔钱，将他雇到自己的船上工作。
李也亭节衣缩食，年复一年，积累了一笔可观的资金，便独资买下沙船，在上海开设了久大沙船号，拥有沙船十多艘，每艘价值少则七八千，多则数万银两。每次船只出海，他都亲自出马。不久，他又买下沿黄浦江边的码头，并命名为久大码头。
原来漕粮由京杭大运河运送，但到了1826年，运河淤积，用海运漕粮的方案映入决策层的视野，于是上海沙船业被纳入清政府的粮食运输体系。“苏松太二府一州”的部分漕粮，改由上海沙船业海运。由于当时外国船舶还很少进入北洋航线，上海沙船业便控制了北面海洋的豆麦南运业务，迎来了一个难得的历史发展契机。
上海开埠前，上海沙船商的资本和利润在各行业中首屈一指，规模较大的船主拥有四五十艘船。民国时期编写的《上海百年史料初稿》称：“当时沙船号商有王信义、沈万裕、郭万丰、严同春、陈丰记等家，唯有李大是宁波帮之后起者，声势独盛。”
其中的李大就是李也亭。但这时，李也亭刚刚起步，上海本土最知名的沙船号商，还要数郁润桂、郁润梓兄弟和之后替李鸿章筹办轮船招商局的朱氏兄弟等。直到1853年，李也亭受命经办苏（州）、松（江）、常（州）粮道和浙江的漕粮海运任务。李也亭抓住这个独特的机遇，成为上海沙船业的巨擘。
郁润桂13岁时到沙船字号当学徒，后独立经营，专事海外贸易，把中国货物运到日本、爪哇、安南、菲律宾等地销售，再从当地办货，运回国内贩卖。最多时，郁氏兄弟拥有七八十艘沙船，2000多名雇工。他们还开设了许多商号、钱庄，企业遍布松江，人称“郁半天”。去世前一年，他在城内乔家浜购地造屋，成为上海首富，人称“上海大郁家”。
海运被纳入清政府粮食运输体系的那一年，郁润桂去世，享年54岁。他32岁的长子郁彭年继承父业，承办海、漕粮运，并在商船会馆中被推为总董，将家族事业推向了高峰；次子郁松年是一位藏书家，是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原名郁钟正）的先祖。
1853年是郁氏家族的一个转折点。郁彭年本患有气喘病，加之多年劳累过度，在这年病发辞世。这时也正是小刀会起事初占上海城之时，城内富户士绅都避之不及，进入租界，而继承家业的郁松年选择为兄守柩而留在了城中。
在清军围城、民食艰难时，郁松年出资赈济，民感其恩，曾作歌谣颂之。官府闻听，也示之以兵饷军需目录，这就是陷郁家于两难境地的“外捐官军，内捐贼匪”的故事，从此，郁家与官方关系微妙，以至于1855年2月，清军攻陷上海县城时，郁家被官府处罚，在认捐20万两白银后，郁家才算没事。
虽然有兵船保护，但因经常遇袭，而帆船又不尽安全，宁波船帮领袖费伦志、盛植琯开始商议购买大轮船护航。1854年冬天，经在沪宁波商人张斯臧、杨坊的鼎力相帮，大家集资白银7万两向外商购得宝顺号轮船，这是上海最早的万吨轮船。
朱棣于1415年决定开通从杭州到天津的数百里大运河，这敲响了海运粮食的丧钟。由此从事海运的人数、造船、海员的数量、海员的地位、船舶的修理、船舶的体积等均受到了严重影响。继叶机之后，浙江人出任上海知县或道台者为数甚多。被小刀会击毙的上海知县袁祖德，就是浙江钱塘人。
1854年8月，蓝蔚雯成为吴健彰之后的上海道台。他虽原籍广东大埔，但寄籍浙江定海。也是在这一年，14岁的宁波人叶澄衷来到上海，在法租界一家杂货店当起了学徒，17岁时便在黄浦江上摇小舢板，专做供应外国轮船日用品和副食品的小生意。
1836年，徽州人汪忠增出任上海道台时，发动徽商出资建造了土地免税的徽宁会馆。在蓝蔚雯任道台时，四明公所董事谢心、庄巨、方椿等人呈请蓝蔚雯，将四明公所划入官图，免去税收，得到成全，蓝蔚雯还欣然撰写了四明公所义冢碑文。
1859年，另一位浙江人吴煦督理上海海关兼上海道台，1860年，为钦命盐运使署上海道台。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吴煦干了两件在洋人及清政府眼中都可圈可点的事情。一件事是，在任上海道台前，他奏请由广潮商人协助收取鸦片捐税，成绩不菲。另一件事是，他与同乡买办丝商杨坊组织洋枪队，用西洋方式训练士兵，并组织菲律宾雇佣兵参战，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不仅如此，杨坊甚至将女儿嫁给洋枪队首领华尔。不幸的是，华尔很快战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