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拳击手套该拿下来了！”无论是律师、朋友，还是我自己，都在重复这句话。
在英文里，“脱下手套”（take gloves off）就是指，要用硬的拳头打，即使自己受伤也要把对方打伤。当律师告诉我要把拳击手套拿下来时，我知道，给予反击的时候到了。之前只防卫不出击的做法虽然挡住了致命一击，但却让我们筋疲力尽、遍体鳞伤。
“开复，到了今天，你必须学会如何面对‘凶悍’！你必须把你看到的伤害描述出来！”律师不断提醒我这一点。
作出这个决定并不容易。但当一个人已经受到了莫大的伤害，反击和保护自己就变成了一种求生的本能。
当我们预感到微软即将把此事大肆渲染之后，我们也准备了足以应付这场新闻大风浪的“猛料”。不得不说的是，这是令我悲伤的一个决定。甚至在这场大战之前，我还和大卫·德拉蒙德讨论过与微软和解的可能性。
因为我已经看到，在这场即将开始的大战中没有赢家。人身攻击对我的伤害不言而喻，但也有不少媒体开始感叹“微软老了，只能通过诉讼留住人才”。两败俱伤，已经成为了这场战役可以预期的结果。
但是微软却不愿意和解，因为它就是要高调地告诉员工：“离职就和李开复的下场一样！”
2005年9月2日，这是庭审前的一天！微软和Google各自公布了听证材料。按照规定，这样的材料不仅仅要呈给法官，也要公开给所有的媒体。果不其然，微软的诉状内容主要讲述了一个我把《如何在中国成功》泄露给了Google，从而泄露了商业机密的故事，而这样吸引眼球的“新闻”马上成了媒体争相报道的“热点”。我虽然对此有一定的心理准备，但看到那些争相炒作的媒体报道时，心中依然很难承受。
另外，微软提到了我在2005年6月曾对中国大学校长进行的题为《培养符合企业需要的人才》的演讲。微软在诉状里这样描述此事，“李开复凭借微软的平台结识了这些校长，但却将人脉关系用于Google。”
在9月2日这天的日记里，我看到自己的心在流血。
『正如大家预期的那样，微软主要是围绕“商业间谍”在做文章，他们说我将《如何在中国成功》秘密提供给Google。微软的诉状一经公布，某家着名的网站就开始谈论商业间谍了，我的心在不断地下沉。我开始感觉到，我可能和李文和（一位名誉受损的华裔美国科学家，被大众认为出售军事机密给中国，多年后才证明是无辜的）的命运一样，我被抹黑成一个在任何地方都不被信任的人。
他们甚至说，我用微软的头衔去建立在高校的人脉关系，真是既好笑又令人气愤。高校请我去演讲显然是看重我对教育的见解与热情，而最让我伤心的是，那次高校演讲请的是两个嘉宾，除我以外，还有中国驻美国大使周文重。我利用那次演讲的机会还和周大使在费尔蒙酒店（Fairmont Hotel）见了个面，我当时还提出拜托他帮忙请胡锦涛主席在将来方便的时候到盖茨家里做客。为了微软在中国的前途，我简直费尽了心思。这件事情现在看来多么具有讽刺意味，为微软的呕心沥血却成了今天微软告我的罪状。』
可是无论如何，微软的诉状还是让我的心情跌落到了谷底。不过很快，新闻的焦点发生了转移，另一个故事取代了媒体对我的关注，那就是Google提供的诉状中着名的“鲍尔默摔椅子事件”。
实际上，鲍尔默已经不是第一次因员工离职去Google而发作了。2004年，当工程师马克·卢克斯凯（Mark Lucovsky）在11月转投Google门下，鲍尔默亲自找到了他，表示：“除了Google哪里都可以去。”当马克明确拒绝之后，接下来发生了令人错愕的一幕：鲍尔默气急败坏地抓起椅子，狠狠地扔了出去。那把椅子从办公室的一个角落被扔到另一个角落的桌子上，把玻璃桌子砸得粉碎。他愤怒地大吼，“艾瑞克是个×××懦夫！我要×××活埋了他！我过去曾经活埋过他两次，我这次还要活埋他！我要×××干掉Google！”
鲍尔默马上否认了这件事。但在诉状里，不但有这个故事的来龙去脉，还有工程师本人的签名证词。实际上，这个故事在微软内部早已广为流传，虽然我没有看到诉状中陈述的这次摔椅子，但我过去曾亲眼看到过鲍尔默把一把椅子扔到一个副总裁的身上。
鲍尔默的暴力让Google创始人拉里·佩奇说：“开复在遭受恐吓！”
这样的事实表明，斯蒂夫·鲍尔默对于Google早已怀恨在心，并且对于微软数百个精英流失到Google感到出奇的害怕和痛恨！这样的事实也透露出这样的信息，即微软急迫地想要通过这场官司阻止更多的精英流失。
这样的素材无疑是新鲜的，能让喜欢猎奇的媒体感到亢奋。鲍尔默扔椅子的消息很快被发布在互联网上。媒体保持了陈述双方观点的惯例，推出了一个个新的专题。
但此时此刻，我的心情依然沉重！对手负面消息的曝光，并不能使我感到轻松。因为，我遭受的伤害与恶意中伤，并不会因为对手的负面消息而减轻。我一点儿也高兴不起来。
我的日记里描述了我的心情：
『不管怎么样，已经发生的事情并不能减轻我的痛苦，也无法解除我的困境。我打电话给先铃说，“混战已经开始了，但一切也已经结束了！”她说，“不要担心，人们总有一天会知道真相。等官司结束了，人们就可以知道真相。”我对她说，“我觉得希望渺茫，就算我做得再好，我也已经被这些谎言伤害，赢了官司也帮不了我自己！”她只是说，“你是一个好人，当法官和记者了解了这一点之后，他们就会相信你！你别担心了，回家吃晚饭吧，我们永远都会支持你。”』
我相信，只要生活在世间的人都明白，在遭遇人生重大危机的时候，只有亲人会不离不弃，并且给予你坚定的支持。这些支持就如同氧气一样给你生存的养料，给你恢复元气的力量。
在接下来的3天里，我在为最后的时刻做着一切的准备。我深深地知道，这是一场只能够胜利的战役。我仍然每天抽几分钟记录下自己的心情。
9月3日，我仔细阅读并默诵了“direct examination”（主问询）的部分（主问询的目的主要是，通过对证人的询问使该证人将有利于己方的有关案件事实反映出来，并做出支持自己主张的证言，以取得事实审理者——陪审团或法官的理解）。
9月4日，我在加州的机场遇到了前去西雅图出庭的苏珊·哈里曼。在飞机上，苏珊和我聊了一路。我对苏珊说，如果律师强迫用一些形容词（例如：“不小心”）来形容我，或者问我是否承认时，我该如何回应？她对我说，“你没有做错任何事情，所以不要相信那些谎言，也无须害怕那些律师的小伎俩。”苏珊说，“开复，别紧张，你没有做错，你要让全世界知道事实。记住开庭的时候，要把你的头抬得高高的。”
9月5日，我和我的私人律师布莱德再一次演练了direct examination部分。不过，我和律师的节奏似乎不是很协调，因为我总是一口气把事情讲完。但布莱德告诉我，法官无法从长篇大论中获得要点。因此，布莱德要我合着他的节奏逐一回答那些要点，我们练习了很多遍。
9月6日，是真正的庭审的日子。经过6日和7日的法庭审判将决定我是否能够到Google上班，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9月6日，我在费尔蒙酒店醒来，我决心要让自己充满能量地走上法庭。
我喝了两杯咖啡，依然觉得自己的“能量”不够，于是，我决定让自己运动一下出一些汗。虽然我没有带跑步鞋和运动衫，但我光着脚在房间的走廊里小跑了起来。经过数百次来回快跑，我的额头渗出了汗珠。当我大汗淋漓之后，我感觉自己从内到外都已充好电，活力百倍，信心百倍。“不会有问题的，过了这两天，我就将迎来新生！”我对自己说。
随后，我和律师们一起来到了华盛顿州的州立法庭。这也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走进美国的法庭。想象中的法庭应该像在好莱坞电影里一样宽大明亮，但我进入的这个法庭却是另一番景象。这个法庭没有窗户，而且又小又旧。房间的前方是法官落座处高高的桌椅，法官座位旁边是证人和当事人接受询问所坐的椅子，同样高高的桌子上面还摆着一本《圣经》。法官的坐椅左边是原告方的律师和当事人的桌椅，右边则是被告人的桌椅，而在两方中间是速记员的位子。
我记得速记员是一位上了年纪的女士，她有时会不知道该如何拼写一些人名，而两方的大牌律师根本不可能劳神告诉她这些细节。因此，在每个庭审阶段结束后，我都会跟她核对每一个名字的拼写。她很感谢，后来还特意写信表达谢意。当然，这已经是后话了。
房间的后方一共只有四排长椅，这几十个座位专门用来供人旁听。而那天早上，这些椅子早已经被各个媒体派来的记者占满，据说，很多记者很早就来排队，就为了能够占到一个理想的座位。微软的法律副总裁、公关总监都坐在下面。另外，一位着名的自称是“比尔·盖茨的女朋友”的女士也坐在这些记者当中。据说她神经有问题，几乎每一场有关微软的诉讼，她都会出现。
庭审的流程分为几个阶段，原告的开场、被告的开场，随后是第一个证人的作证（是Google的艾伦·尤斯塔斯），这个作证包括direct examination和cross examination（交叉问询），然后是我作为第二个证人出场，同样接受主问询和对方律师的交叉问询。接下来是双方律师回答法官的问题，进行辩论。最后由双方律师分别进行总结陈辞。
在9月6日当天，我们得知微软作为原告没有派任何人出庭。因此，法庭只对我方进行问询。
当天的主问询和交叉问询长达数小时，完全是一场对意志力的考验。在主问询阶段，我很好地把握住了节奏。
律师：我知道你每天都会在中国的学生和教育方面花很多时间，这是否是由于你本人的背景？
我：我认为我是一个有着多文化背景的人，因此我认为自己有责任回馈社会。在我11岁的时候，我的父母就把我送到美国学习，这是我一生最重要的幸运和决定，因为我接触到了西方的教育方式和先进的技术。而且，我得到了自信，找到了终极的理想。
律师：是什么让你希望去帮助中国的学生？
我：我想，我所做的不仅仅是单纯地帮助中国学生，而是在搭建中美文化沟通的桥梁。其中有两个原因让我决心投入这项工作当中。
第一个原因是，当我1990年第一次到中国北京的信息工程学院讲学时，我发现学生们都很聪明、好奇和勤奋，但我也为他们身边资源的缺乏和教育体制的落后所震惊。他们的内心也充满着东西方文化价值观的强烈冲撞。
那个时候我忽然意识到了自己的使命，我发现了自己能够并应该给予这个世界的究竟是什么。作为一个有着多文化背景的人，我可以把西方价值观中对东方文化有补充的那一部分，用一种有建设性的方法传达给中国的学生。我希望能在中国的教育背景中加入西方文化里的一些有价值的部分，并且帮助学生们学到在学校里无法获得的一些东西。
律师：第二个原因是什么？
我：是我的父亲。当我的父亲55岁的时候，他有幸到斯坦福大学去做访问学者。在那里，他被美国的教育理念震撼，因此他把他的整个余生都奉献给了中美文化的交流和沟通，并致力于把这些教育理念和价值观传播到中国去。在他去世之前，他对我们这些围绕在病床前的孩子说，他希望他这些有幸在西方教育观念中成长起来的孩子回到中国工作，以便让更多的中国学生接触到西方先进的理念，成为融会中西的人才，这样做才能增进中美之间的相互理解。
这就是我从1990年直到今天，不断到中国高校进行演讲的原因，也是我不断给中国大学生写信的原因。
律师：你的文章后来为很多中国学生所追捧。你认为原因何在？
我：我想主要的原因是，他们知道我这样做并非为了自己和公司的利益，因此他们信任我。而他们越信任我，我就越觉得自己有责任更多地帮助他们。
律师：你是否有一个自己创办的教育网站？
我：是的，我在一年前创办了一个网站，目前有大约4万注册用户。另外，每月至少有40万网民访问这个网站，也就是说，每天至少有两万用户访问。通过网站上公布的电子邮件，我一年大致能够回答3000个中国学生的提问。
除了直接帮助学生，也有一个志愿者团队在帮助我。这些志愿者中包括微软的员工、Google的员工，也有其他很多公司的员工。学生在网站上也可以互相帮助。我希望通过这些努力使所有的学生都能获得同等的帮助。
律师：你是否也在写一本书？
我：是的。《做最好的自己》是我写的第一本中文书，它的目的是帮助中国青年寻找自己内心的声音，寻找生活的意义，理解正确的价值观，并正确理解成功的定义。
律师：谁为这些活动付费呢？
我：我自己支付所有的活动费用。另外，出书所得的所有版税都将捐给中国的教育事业。
律师：你是如何开始撰写《如何在中国成功》这篇文章的？
我：刚开始的时候，我对微软在中国的政策感到失望。因此，我希望能够写一篇有教育意义的文章，里面包含了其他在华公司如何成功的一些案例和公开的信息。这些文章的材料，全部来自互联网。
律师：你提到你对微软中国的政策感到失望？为什么？
我：首先，我觉得微软中国的机构设置混乱。有一段时间，微软中国失去很多订单，但人们总是将这种错误归咎于中国政府。而我认为问题的核心在微软内部。所以，我觉得有必要让总部明白和警醒问题所在，因而提出了一些建议。我的这些建议部分地被斯蒂夫·鲍尔默先生采用了，因为他发现微软中国的收入在下降。
律师：为什么要在损失收入的时候才采用你的建议呢？
我：我认为，雷德蒙的管理团队并不真正理解中国国情。总部的一些管理人员本能地认为，在总部可以顺利运行的规则在中国也可以顺理成章地运行。但事实并非如此，有经验的人会很快意识到适应本地文化和预期非常重要。但对一个跨国公司来说，解释这些貌似简单的运营方式也竟然如此困难。
律师：可以举一个这方面的实例吗？
我：我最失望的时刻，是比尔·盖茨在某次生气对我大吼时使用了由四个字母组成的那个词，大意就是抱怨中国在“强奸”微软，不但使用软件不付钱，还偏袒中国公司，欺负外国公司。这是我在微软工作整个时期中的最低点。
我感到自己的心在流血。
在主问询阶段，主要是我方陈述自己的观点，并通过律师的询问证实一些我们的观点。因此，在下一个环节，也就是对方问询的阶段，才是真正的关键。我不能答非所问，不能有丝毫的迟疑，更不能回答错误。虽然难度很大，但我知道，这是我通往Google必经的旅程。
律师：你是否同意微软在运营微软中国期间学到了很多？
我：你是说微软作为一个公司，已经学到了如何在中国顺利运营？
律师：是的。
我：毫无疑问，微软在中国犯了许多错误。一般来说，吃一堑，长一智，应该能从错误中学到很多，但根据我们刚才看到的微软内部状况，很抱歉，我并不觉得微软做到了这一点。
律师：你写的这份《如何在中国成功》没有任何微软机密吗？
我：当然没有。
律师：你是否使用了微软内部的资料来写这篇文章？
我：没有。
律师：你是否使用了微软购买来的商业报告来写这篇文章？
我：没有。
律师：那你的信息源自何处？
我：大都是用Google找到的。
律师：你是否在这篇文章中谈到了微软的人？
我：只有那些已公开的，例如吴士宏、高群耀等。
律师：其他确定都没有吗？
我：我连感谢名单中微软的人的名字都拿掉了，以免被认为我把员工名单外泄。
下面的例子可以看出律师在尝试误导我回答一个复杂的问题（两个问题合成一个问题），来达到让我无意中承认涉及机器翻译的目的。
律师：你是否意识到微软研究院正在研究一个新的机器翻译技术或者机器翻译算法，而微软希望你领导下的自然语言小组来运作以达到商业化的运用？
我：我想你是问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是的，我已经意识到微软研究院在开发机器翻译技术。第二，我也意识到他们正在寻找潜在的落脚点。据我所知，他们考虑过很多地方，他们也询问过由我管理的自然语言处理小组是否是个合适的地方。
律师：那么他们是否给了一页PPT，阐述了他们希望把这个产品落户在自然语言小组？
我：我不想推测他们为什么要作这个报告，但是他们确实给了我这个报告。下面的例子是他们偷偷用产品的概念来误导我承认我的团队做了和搜索有关的“产品”。
律师：你是否知道自然语言处理小组正在研究一个未来的产品叫做X平台？
我：我不会把X平台叫做一个产品。这只是一个尚处于孵化中的研究。
律师：你最近已经看到了X平台技术可以与MSN的搜索引擎结合并提供搜索结果了吗？
我：不，有关这个技术能否与MSN的搜索引擎结合，我没有丝毫印象。
律师：那你是否记得那个技术演示里所举出的一个例子，比如能够显示某一天从纽约飞往波士顿的航班。
我：是的，我记得。
律师：那种技术会自动填入航班的信息。
我：没错，我记得。但是那根本不是互联网搜索技术啊，那只是为航班预订而设计的一个东西。
律师：是的。但是你看到的演示是在MSN搜索引擎的最上端运行的，对吗？
我：那是运行在旅游网站上面的，而这个旅游网站是个航空查询和预定系统。这个网站可能选择在搜索引擎里面显示搜索结果，但是，这不代表它与任何一个搜索引擎有直接的关系。
律师：李博士，你曾经对微软说你长假后会回到微软，是吗？
我：是的。
律师：你说这话的时候，确实打算回去吗？
我：我说的时候还没有决定是否参加Google。如果不参加，我当然会回到微软工作；如果决定参加，我也会在长假后回到微软做好一系列交接工作后再离开。所以，我认为我是打算回去的。
律师：你回答的时候并没有说这么多，那你认为你的回答是真实的吗？
我：我认为是真实的，但并不完整。
律师：为什么你不给一个完整的回答呢？
我：在我没有决定离开的时候，我说太多是不明智的。我相信，这是一个容易理解的人之常情。
律师：李博士，你是否为了钱跳槽Google？
我的律师抗议：这个问题和竞业竞争无关！
我：我可以回答，不是的。
律师：李博士，难道你没有开价1000万美金作为跳槽的转会费？
我：当然没有。Google问我在微软累计的股权和股票大约的价值，他们希望雇我，因此希望确保在这方面我没有损失。我想没有人会愿意降薪换工作的。
律师：李博士，如果你下面10个月不加入Google，Google依然会补偿你的薪水和股票，对吗？
我：是的。
律师：那么，其实无论庭上如何判决，你也不会受到损失。对吧？
我：不对。如果判我违反协议，或不允许我去Google工作，我的损失会更大，因为人生在世，名誉比金钱重要得多。失去了金钱没有关系，但是名誉受到伤害，事业也就结束了。媒体对这个案件已经有太多负面报道，如果我败诉，并且一年内不能加入Google，那么我的未来也将彻底结束。
在经过一系列的激烈辩论以后，双方律师分别做了总结陈词。微软做出的陈词依然在我们的预期之内，内容包括：李开复加入微软时签了“反竞争协议”，明确承诺离开微软后一年内不到别的公司做同样的项目。
另外，我度长假前，微软曾经问我是否打算回来，我当时说“是”，但却没有回来。另外，微软明确规定员工休长假之前一定要承诺回来工作，因此，这个“背信”的人至少一年内不能加入Google。
而Google也按照之前的准备作出了我们的陈述，其中包括：
微软声称李开复拥有许多微软的机密，但李开复从苹果到SGI公司，又从SGI到微软，从没有泄露过任何商业机密。因为泄露商业秘密不仅有违法律，同时也有违职业道德。所以这些担心毫无意义。
微软声称，李开复将在Google从事他在微软竞业禁止协议下限制的那些项目，但我们认为这个竞业禁止协议本身就是不合法的，因为微软没有对此提供任何补偿。而且，就算我们考虑这个合约，我们也清楚地知道李开复在微软美国的工作是操作系统里的语言语音技术，而他在Google将要启动的则是一家设在中国的公司和工程研究院。这两者没有任何关联。即便如此，为了照顾微软的感受，李开复愿意承诺在之后的四个月内不接触任何语音、语言，以及他从不曾做过的搜索技术。我们只要求他能够从事启动Google中国以及相关的招聘、选址等工作。
微软要求李开复不能从事启动Google中国以及相关招聘工作，只因为他们单方认定李开复所获得的一切都属于微软。这显然是荒谬的。
大家都已听到了李开复的个人陈述，他在中国获得的名声完全是因为他拥有在多个公司的成功经历，并具有无私奉献的精神，才取得了学生的信任。我们认为，他的名声可以帮助Google招到更好的人才。大家也了解到了李开复的能力所在，他理解中国，他知道公司业务如何在中国得到强有力地执行，而他在中国还拥有广泛的人脉。但是，他的能力、执行力和人脉不为任何一个公司所独占，这一切都属于他自己。
是的，因为李开复的名声、执行力和过人的能力，我们完全能够确定两年以后最好的中国IT人才会越过微软，更向往Google。但是，微软没有权利声称李开复的名声和能力属于微软。
为我做总结陈词的律师是约翰·柯克尔，他是一位资深律师，他的总结很有气势，如同行云流水般一气呵成！这给了我们巨大的信心。
在庭审阶段结束以后，我们的律师团队根据他们的经验作出了判断——结果将会是乐观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