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研究院成立之初，我就有一个愿望——有朝一日，我要走进比尔·盖茨的办公室，向他展示微软中国研究院的成果。
这种汇报，是展示中国智慧最好的机会，也是让比尔信任“中国智慧”的最好契机。我希望中国研究院因此获得更多的经费和更有力的支持。
从进入研究院开始，我就把这个愿景分享给我的同事和朋友们。因此，向比尔汇报，成了我们共同的梦想。在美国出版的一些有关微软和比尔·盖茨的书籍中，“向比尔汇报”是一个最引人入胜的章节，它们像武侠小说那样跌宕起伏、玄机重重。一方面，它给你无与伦比的愉悦；另一方面，盖茨有可能在最短的时间里挑出你报告里的问题，然后步步紧逼，让你无法招架，最后，你非但得不到半点成就感，还会被潮水般的质疑和批评淹没。
因此，如果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是不能到比尔那里去汇报的。
盖茨时间宝贵，所以每个产品团队每年最多向他汇报一次，但他特别重视研究院，所以公司每个季度都会安排汇报。
1999年6月，里克·雷斯特来北京参加“21世纪的计算”大会，看到研究院做出的一些初步成果。他找到我，说：“开复，我本来想安排你明年2月给盖茨作汇报，但是现在看来，你们已经达到了见他的水平，要不然你今年10月就去见他吧！我来安排。”
我又惊又喜。一回到希格玛，就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大家，他们和我的感觉一样，既兴奋又紧张。我也趁势鼓舞大家，“我们手里的研究项目可要加快节奏了！大家要加把劲了！”
从那一天起，整个研究院进入了一种“备战”状态。
那是整整一个月的不眠夜！
音字技术组，我们的语音识别系统已经装入5万个中文单词，但是四声的识别总是出问题。另外，我们从《人民日报》社买了大量的语料，邸烁负责用这些语料来训练我们的“语言模型”，做软件开发的孙燕峰，则负责把“模型”融入一个更大的系统，他马不停蹄地奔走于北京和雷德蒙之间，不分昼夜。
多通道用户界面组，王坚和陈正一直在完善他们的无模式用户界面，直到我带去美国的前一分钟，他们还在调试。
网络多媒体组，亚勤交出了他的多媒体压缩成果。而且，在MPEG 4的标准里，组员李世鹏得到了一个国际标准，这不但是微软贡献的标准，也是中国贡献的标准。
形象计算组，沈向洋正在完善他的三维模拟环境，让你用一台普通的电脑，就能进入一个逼真的三维环境，并漫步其间。他的技术，是基于数十万张图片的粘贴，与前面提过的苹果QuickTime VR很像，但更庞大、更逼真。
多媒体计算组，张宏江做出了聪明的图片检索。你只要圈出一个人的脸，他的系统就能在图库里找出更多这个人的脸，这个系统还能做视频分类，把足球、篮球、田径都精确地自动标出。
1999年10月18日，微软雷德蒙总部一如往常，中国研究院的第一次“向比尔汇报”静悄悄地开始了。
中国研究院的六位同事，第一次穿了同一款衣服——全黑色纯棉夹克，作为汇报人，我穿了件纯黑色的Polo上衣。
盖茨的办公室设在8号楼，这是一幢星形的两层建筑，白色的外立面，墨绿色的窗。我们走进了二层的一间会议室，这里既不宽敞，也不豪华，透过落地窗，可以看见走廊对面盖茨的办公室。
上午10点多，盖茨走了进来，他穿着咖啡色的衬衫，没有系领带，也没有寒暄，目光平静而严肃。在他点头示意之后，我开始从容不迫地演示我们的研究成果。
比尔听得非常专注。当我说到中国研究院大规模招聘一流大学的博士生时，比尔问，“当地的学校会不会认为微软在抢人才？”他还说，“跟大学保持良好的关系，这跟科研一样重要。”
有时候，他的问题带着美式幽默。比如我提到，有一年，邓小平到少年宫视察，摸着李劲的头说，“计算机要从娃娃抓起！”这时，我笑着指了指坐在下面的李劲，说，“这个娃娃就在这里。”比尔笑道，“我希望你们找他来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邓小平摸过他的头。”
比尔对我们的人才策略很感兴趣。我告诉他，我们招收的员工绝大多数都很年轻，很有潜质，他们能够从事基础研究，是大多数人都愿意看到的。我向他表明，我们从不主动到中国的高等学府或科研单位去挖资深人员，但如果有人主动来求职，我们一定会认真考虑每一份申请。
比尔还详细询问了人员招聘可能面临的其他问题，比如户口，比尔对中国的了解，让我惊讶。我告诉他，中国在过去的几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十几年前，人们的工作是分配的，想换工作几乎是不可能的，但现在，人们把个人的发展需求放在首位。
我谈到了微软中国研究院的独特之处——技术原型，并阐述了它在基础研究中的重要性。我认为，我们绝不仅仅要写论文、申请专利，一定要把发明做成使用的技术原型。
比尔对这套方法很感兴趣，他把那张幻灯片抽了出来，还做了笔记。他也认为，我们应该让每一位研究员做他们最擅长的事。一些公司，包括一些在中国开设研究中心的企业，雇用基础研究人员做产品开发，我认为这是非常不合适的。
此外，我着重介绍了中文输入方面的研究，演示了语音识别和我们的快速输入法。我发现，比尔早已明白中文输入的困难所在，以及拼音和五笔等输入方法的利弊。我指出，如果中文输入的速度提高一倍，在每两个小时的工作时间里，我们就可以帮助中国的计算机用户节省10亿个小时。比尔幽默地说：“这比我们能节省的计算机启动时间还多。”
最后，我谈到了微软中国研究院的研究方向——新一代多媒体、用户界面和信息处理技术。在介绍多媒体的研究方向时，比尔说：“微软研究院已在音频技术方面取得了成功，以后在图像技术和其他多媒体技术方面，可要靠你们了。”
我立即对他说：“比尔，我们有三个组做出了多媒体技术，我们已经做出了很多成果！”然后，我顺势介绍了我们做出的技术。盖茨非常满意，他甚至一一问了每个专家的专长，并且非常开心地做了笔记。后来，他在很多场合说过一句话：“我打赌你们都不知道，我们有一批世界最厉害的多媒体科学家，他们都在微软中国研究院。”
这期间，雷斯特曾向比尔询问我们是否应该在一小时内结束会议，比尔说：“不，我还想听听，我还有45分钟。”汇报结束时，比尔情不自禁地说：“太出色了！完美无瑕！”走出会议室时，他拍拍我的肩膀，说，“整天和绝顶聪明的人一起工作，你一定很愉快吧？”
尽管在研究院工作的两年以及在总部工作的5年里，我向比尔汇报的次数无法计算，但我相信，那一次是最难忘的。
第二天，为了庆祝“向比尔汇报”的成功，我们狂欢了一下。我们乘坐白色的游艇在华盛顿湖上驰骋，到了湖心，我们放慢速度，从流飘荡。
这时，我拿出了我精心准备的礼物——一个装着14支古巴雪茄的精致木盒，每一支旁边都放着一片雪松木和一把形状奇特的刀具。这是一种特殊的雪茄，美国本土不生产，也不进口，极为少见。大家把雪茄一端插入刀具，切去顶部，用火柴点燃雪松木片，用木片点燃雪茄，开始吞云吐雾……
第七章 创建微软中国研究院[1]：最火的研究院，最伤感的别离
比尔的肯定，让研究员们对未来的研究工作充满了信心，后来的岁月里，我们的科研成果也越来越多地在世界范围内得到认可。
两年之内，研究院在国际权威学术刊物上发表了论文28篇，在国际着名学术会议上作了11个主题报告，提出了49项专利申请，还在中国10所大学和15000名大学生作了交流。2001年11月1日，微软将中国研究院升级为微软亚洲研究院。
当时微软研究院的人数只占中国相关领域的科研人员总数的1/30，但是我们在高质量国际期刊发表的论文却是这些中国科研人员的170倍。后来，研究院被《麻省理工学院技术评论》评为“世界最火的计算机实验室”。
当10年过去，在今天的2009年，依然有媒体记者在描述微软中国研究院成立的意义。“如果人们并不健忘，应还记得20世纪90年代末期微软在中国受到的品牌冲击：它被猛烈指摘为垄断者和不愿了解中国规则的强硬主义者。而1998年研究院的诞生恰好成为了一个转折点，之后的十年里，它持续招贤纳士并在中国进行创新的作为，极大地冲淡了微软之前咄咄逼人的只顾赚钱的形象。连盖茨也对美国媒体承认，微软亚洲研究院是微软品牌建设上的一个意外之喜。”
总结微软中国研究院的成功，还在于一种创新的研究方式。尽管我们也提倡放权，但是，科研课题是经过大家集体讨论并有很大把握才去做的。在美国的研究环境里，这种方式会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在那里，谁都无法使唤别人，因为人人是大师，人人有独立思考的能力。
唯独在微软中国研究院，我们以“兵团式作战”的方式运营，让“司令”带领独立思考能力不够的新人。“司令”一边指派工作给你，一边培养你独立思考的能力。这种方法对于初创的研究院，是非常有效率的。所以，我们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和研究目标是匹配的，所以，我们这个“有中国特色”的研究院获得了成功。
后来，我开创谷歌中国公司时，虽然那也是科研的环境，但是我尝试了另外一种真正的放权，让天才工程师自己去选择有兴趣的项目去做，成熟的工程师们自己选择产品去研发，大家尤其对于自己感兴趣的项目，都愿意花很多业余时间去投入。这个尝试也成功了，可以看出，中国的人才已经越来越成熟。
研究院的另一个特色是产品转移。中国研究院在总部的产品部门还是颇有美誉的，他们知道我们立志做“有用”的创新，也愿意与他们合作，达到技术转移的目标。
其实，研究院和产品部门合作是很有挑战的，因为在公司内部需要技术转移的时候，产品部门和研发部门往往目标不一致，而且往往产品部门会希望自己掌握核心技术，所以只愿意接受研究院影响力相对较小的技术。在中国研究院，我们立项的时候就考虑到用户需求，然后我们也愿意尽量地配合产品部门的目标。经过努力，终于把几个创新推入了微软产品中。不过，就算如此，总体来说，转入产品的还是少数，但已经是微软六个研究院中的佼佼者了。
2000年5月，我正率领研究院制定2000年下半年的课题计划的时候，我并不知道，微软总部一年一度的“People Review（人才评价）”，已经在讨论我的“升迁”事宜了。
两个月后，我接到来自总部的电话。“开复，你已经被任命为微软公司的副总裁，是斯蒂夫·鲍尔默鼎力推荐了你，比尔已经决定了。”我的新老板、集团副总裁鲍伯·马格利略显激动地说，“你将成为。NET主管之一！这是公司根据‘新一代网络平台’战略组建的新部门，你将主管用户界面的所有部分！”
在接到消息的这一刻，我知道，我将领导一个更庞大的团队，我也知道，这是一个未知而充满挑战的旅程。我接受了这个任命。但是，我的内心若有所失，又若有所得。
我把接力棒交给亚勤
在研究院里，研究员习惯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叫做“孩子”。有时候，他们会指着自己刚出炉的成果兴奋地说，“That's my baby！（那是我孩子！）”而我们一手创建的研究院，也像是我自己的baby。所有的艰辛与快乐都在这里。
我决心把接力棒传给不二人选张亚勤。他当时正在新泽西州探亲（当时，他家人还没回中国），一家人沉浸在天伦之乐当中。当我告诉亚勤我将回到总部以后，他马上飞了回来，开始与我一同办理工作交接手续。我们在一起确定了副院长的人选，并像朋友那样讨论研究院的过去与未来。
在宣布我离开研究院的那天早上，全体员工被召集起来开员工大会。在视频会议的大屏幕上，资深副总裁雷斯特宣布我被调回总部的消息，视频停下后，我像往常一样，走到话筒前，开始发表离别感言。我们都知道，这将是最后一次，我作为微软中国研究院院长的讲话。
《其实不想走》——这是我的团队在欢送晚餐上要我唱歌时，我想到的第一首歌。
我不想走，因为聪明、能干、上进、勤奋的人围绕着我。
我不想走，因为我热爱我的工作，但是我更热爱我周围的人。
我不想走，因为这里像是我的家，你们像是我的家人。
我不想走，因为我们一起努力，建立了中国独一无二的“智慧岛”。
但是，公司需要我的时候，我必须对公司负责任。其实，不只对公司负责，也是对自己负责。两年前，我加入微软时，我曾对记者说，我有一个梦，梦想有一天，我能在一个开放的环境，和一些最聪明的人共事，创造一些最尖端的技术，让世上每一个人使用。
今天，在微软中国研究院，因为我们出色的工作，前三句都已成真，而最后一句，在三五年后也将成真。但是我的新工作，将给我一个圆梦的机会，能够更快、更彻底地将新技术推广到全世界。我相信我的圆梦，也会帮助微软研究院，因为身在产品部门，我将成为他们最好的合作伙伴和顾客。
我接受新工作时，百感交集，除了伤心、开心，更有一份放心，因为有张亚勤接替我的工作。亚勤最出名的，是他在研究领域的成就，他的导师称他为“世界的财富”，他的同事称他为“全世界中国工程师之最”。但是，我之所以放心，是因为除了他的研究才华之外，亚勤还是一个最好的领导者、最好的老板、最好的老师、最好的同僚、最好的人。
让我感谢我的老板，因为他的信任，给了我这千载难逢的机会。
让我感谢你们，因为你们的成就，给了我自信与自豪。
让我感谢中国的年轻人，因为在他们身上，我看到了我父亲的遗愿，“中国人未来的希望”。
让我感谢亚勤，因为他的才能，给了我充分的信心，微软中国研究院的奇迹将得以延伸。
不要忘记，你们是微软的未来，你们是中国人未来的希望，你们是中国的“智慧岛”。
这是我准备的讲话。当我吐出每一个字的时候，我看着与我风雨同舟的每一个个员工，想起我们并肩战斗的一个个夜晚，想起我们一起争论、一起玩牌、一起抽雪茄的情景，我的眼睛湿润了。台下很多员工也红了眼圈，有的开始轻轻抽泣。我忍住眼泪，把一只颇具象征意义的接力棒递给了亚勤。
有个年轻的实习生在台下哭得非常伤心，我跑下台去，拍拍他的肩膀，取下身上的胸卡，对他说，“我现在属于研究院的，也没有什么了，只有这个胸卡，你拿去做个纪念吧。”小伙子忽然抱住我痛哭，把我半边衬衫都湿透了。
多年以后，我得知在我离开研究院时，我的老板雷斯特通过视频目睹了研究员们的伤心，心有感怀地给盖茨和鲍尔默发过一封邮件。
“I started out the meeting by announcing Kai Fu's departure from Microsoft Research China.The reaction from the team was similar to what I would expect if I had announced a death.Clearly，Kai Fu did an incredible job in creating his team in China.He inspired not just loyalty but the kind of love and respect that you would only see from a truly beloved leader.”
“当我宣布开复将回到总部，员工的反应几乎像是碰到了亲人过世。很显然，开复的工作是卓越的，但是更重要的是，他的员工和团队对他不仅仅是忠诚和尊敬，而是真正地深爱着这位领导。”
确实，我现在还时常回想起那段，回想起那一起奋斗的激情和彼此关怀的温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