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昆仑也是独子，而且和夏天不同，他既没有兄弟，也没有姊妹，是地地道道的独子。郭昆仑的父亲叫郭辛耘，郭辛耘的老爸郭老爷子，以前是学院路上开酱油铺的，是个小资本家。他们家原本是住在医学院旁边的一所大宅子里，解放后宅子充公了，郭家被分到清水街附一巷。郭家有点积蓄，就让儿子郭辛耘念书。四九年的时候，郭辛耘就在清水街北面的师范学院念数学，毕业后在学院路上的新开中学教书。五六年，郭辛耘和同事刘丽枚结了婚，住在学校的宿舍里。刘丽枚也是大户人家的女儿，不过她家离省城有两百多里。五七年大鸣大放的时候，郭辛耘公私兼顾，加上年轻气盛，把家庭成分不好的怨气也带了出来，公然说区文教局长的水平不如自己，要局长把位子让出来，让有能力的人来干。组织上认真分析了郭辛耘的反动言论，认为这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向无产阶级政权发起猖狂的进攻，性质非常恶劣。郭辛耘因此成了本校第一个右派，而且被列为极右派，清退出了教师队伍，在学校的农场里当一名校工，工资减了三分之二。两个年轻人也从宿舍里被撵了出来，给他们在农场的平房里分了一间以前放农具的房子。郭辛耘是个要强的人，可他知道，即便是这么一间破房子，也是领导对他的照顾。没有开除他的公职，没有把他下放到农村去改造，一定是学校领导保了他。所以，房子再破他也得住，不然就对不起领导，更会让那些故意要整他的人抓到把柄，正好说他死不改悔，对抗党，对抗政府，对抗社会主义。
右派名列地、富、反、坏之后，仍然被笼统称为四类分子。郭家是右派家属，自然也就是四类分子家属了。郭辛耘没想到自己一时的热血沸腾，竟然给家人带来了这么大的祸害，后悔不已。但是，世上是没有后悔药吃的。让他感到安慰的是，刘丽枚并没有因此离他而去，父母也没有怪罪他。郭辛耘带着愧悔的心情，让刘丽枚到清水街来和父母一起住，自己住进了农场的房子。第二年刘丽枚怀了孕，五九年春暖花开的时候，生下了儿子郭昆仑。有了儿子，郭辛耘还想要个女儿。后来刘丽枚又怀过一次孕，四个月的时候，忽然大出血，几乎要了她的命。孩子没有保住，刘丽枚也从此没有再怀过孕。
七三年，郭昆仑十四岁，初中毕业了。因为家庭成分不好，没有读高中的资格，郭昆仑就在家里呆着。刘丽枚偷偷地找了一套旧的高中教材，在家里教儿子。郭昆仑也经常去农场找他爸，让他在没人的时候教他。
到了七五年，郭昆仑十六岁了，按政策，已经到了上山下乡的年龄。郭家是四类分子家庭，不能和夏家比，郭辛耘也不敢拿板凳砸街道干部。所以，郭昆仑很爽快地响应党的号召，去了云南红水河畔的一个苗族村寨插队落户。
宋主任来到夏家，开口就说：“夏师傅，我今天到这里来，是为了什么，你肯定早就知道了。我也不怕你骂我，也不怕你拿板凳打我。领导交给我的任务，我不能不干。不干，我就对不起党的教育，对不起政府的支持，对不起群众的信任。”
夏大林想，猫吃老鼠狗吃屎，我倒要看看你这个女主任能拉出什么粪来。
宋主任扳着指头数，附一巷的何勇毛走了，附二巷的郭昆仑也走了，该轮到夏天了。
夏大林看了看这个四十多岁的女人，然后把头扭过一边，忙自己的事，不搭理她。夏大林想，夏家祖辈赤贫，夏天根正苗红，怎么能和资本家右派的狗崽子一样对待？他打算还是和往年一样，先是软拖，然后再硬抗，不信他们敢到家里抓人！
宋主任也不生气：“夏师傅，前年，黄主任为了完成任务，把一个还在上学的反革命子女顶替了夏天，去贵州了。去年，他实在是没有办法，只好编了个谎话，把上级糊弄了过去。黄主任现在到残联去了，他算是跟这些鸡毛蒜皮的琐事脱了干系了。但是，你家的这件事，说到底是必须要解决的。我是个不怕得罪人的人，今天我来，就是要解决黄主任的遗留问题。这件事不仅整个居委会的群众意见很大，上级领导也专门点了名。夏师傅，如果你再不服从领导，一切后果就要完全由你承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