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老师李轻松，在消失了好些天之后，有一个晚上忽然又登上舒一眉家的门。
他躬着腰，敲门敲得小心翼翼，态度恭敬而谦和。手里还是拎了礼物的，不过已经不是大瓶的可乐和雪碧，改成一箱“露露”牌杏仁饮料。“冬天要喝热的露露。”他开口就说了这么一句广告词。
弟弟很奇怪，超市里有那么多吃的和用的东西，李轻松又不是饮料推销员，为什么每次都喜欢买饮料来做见面礼？
李轻松还带着自己的棉拖鞋，也是刚刚从超市买的，用一个塑料袋拎在手里。以前他留下的一双拖鞋是塑料的，早已经被舒一眉扔了。就是不扔，深秋天穿着也太冷。李轻松就有这样的本事，他猜到了自己会没有合适的拖鞋穿，所以自己给自己准备了一双。
他趿着合脚的大棉拖鞋，抱起饮料箱子去厨房，找地方放妥，然后打开包装，大手像抓斗一样，一抓就抓出了其中三罐。他把三罐杏仁露放进钢精锅，再放进水，点火，煮。他接受了从前的教训，坚决地不让弟弟再进厨房了，甚而至于他把厨房门关上，一个人守着火头，等待蓝色的火苗把锅中冷水慢慢舔热，舔出咝咝的响声，翻起珍珠般的气泡。
弟弟站在客厅里，和坐在沙发上的舒一眉对看着，大眼瞪小眼，两个人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他们绝对没有想到李轻松会来。他真的是一个不速之客。而对这个已经进了门的李轻松，又不知道是不是应该客客气气请他走。好像做不来这种过于绝情的事。舒一眉做不来，弟弟同样做不来。
气氛沉默而微妙。
李轻松把三罐热气腾腾的饮料捞出来，用一个托盘装着，嘴里发出嘘嘘的声音，动作夸张地端到客厅里。而后，他又拿过来两个杯子，拿抹布包住烫手的罐身，撕开铁环的扣子，倒出两杯雪白喷香的杏仁露。
一杯端到舒一眉手上：“你喝。”另一杯推到弟弟面前：“你也喝。”
事情做到这个份儿上，不喝肯定是不礼貌的。
舒一眉端起手里的杯子，示意弟弟跟着动手，然后用下巴点一点剩下没开的那一罐：“李老师，你自己也喝吧。”
李轻松受宠若惊，顺势在舒一眉旁边一屁股坐下。“不不，我不喝，那一罐是留给你喝完再添的。女同志喝这个好，补气养颜，我在一份保键杂志上看到过。”
说完这句话，他忽然扑上前，大狗熊一般地蹴在了弟弟腿边，不由分说就掀弟弟的裤子，扒他的袜管。“我看看。”他说，“我心里一直惦记，怕落下什么疤痕。有吗？有吗？啊？”
弟弟不习惯被人扒着衣服看，羞得脸通红，一个劲地往后缩，恨不能墙上有个洞，让他把身子放进去。
李轻松放心地拍拍手，站起来，坐回到沙发上。“不让看，就是没事。那就好。”
好像他巴巴地来这么一趟，就为了确认弟弟腿上有没有疤。
舒一眉没有心情再陪他坐下去，放下喝了一半的杏仁露，起身说：“我要上班了，你现在走不走？”
李轻松有一点意犹未尽，吹了声口哨，用眼睛看着弟弟：“我也要走吗？你有没有什么功课要问我？”
弟弟忙不迭地摇头，把脑袋摇成了一个拨浪鼓。
李轻松只好怏怏地站起身，抖一抖原本熨得很直的裤线：“那好吧，我也走了。星期六我再来，给你们送螃蟹。”
星期六，李轻松果然拎了螃蟹到舒一眉家里来。
螃蟹一共三只，两只小的，一只大些的，用很粗的紫红色的尼龙绳子扎着，看上去像一份珍贵无比的礼物。那些小东西的手脚被绳子捆牢了之后，想动动不起来，想哭又哭不出来，只好拼命地吐泡泡，吐得嘴边上肚皮上到处都是，怪可怜。
李轻松进门之后就把螃蟹高举着，很夸张地喝叫说：“都闪开！别碰它！让我来！”
他钻进厨房，剪开尼龙绳，找了一把刷鞋子的刷子，刷那些螃蟹的肚皮、大钳、脚爪。期间被蟹钳夹了一下，疼得一个人在厨房里嗷嗷地叫。弟弟在房间里伸着耳朵听，以为舒一眉要过去安慰他一下。结果根本没有，舒一眉埋头往电脑里输一些文字，屁股都没有抬一抬。
螃蟹热腾腾地上了桌，李轻松激动地招呼舒一眉和弟弟过去吃。他一共准备了两只盘子，给一只舒一眉，又给一只弟弟，这就表示他自己不准备享用。他把螃蟹翻过来看，两只小些的圆脐，是母蟹。大的那只无疑是另一种性别。他起先往舒一眉的盘子里放进了一公一母，剩下的母蟹归弟弟所有。突然他又变了主意，把母蟹从弟弟的盘子里撤出，跟舒一眉盘子里的公蟹调换过来，还解释说：“小孩子懂什么享受啊？吃母蟹浪费了。”
话音刚落，舒一眉已经推开她面前的盘子，站起身，宣布说：“我今天皮肤过敏，不能吃这个。”
李轻松张大嘴，呆呆地看着她从餐桌前撤离，头也不回地走进卧室，掩上房门。
李轻松这时候的神情有点可怜，他的脖子鹅一般地往前伸着，眼睛盯住舒一眉盘子里的蟹，不知所措地看。两只母蟹的蟹壳通红，看起来绝对新鲜。脚爪上的绒毛是金黄色的，洗刷得根根清爽。蟹眼煮熟之后发紫，死不甘心地怒睁向前，有一个眼珠子几乎要弹落出来，在脑袋上摇摇欲坠。
李轻松无比沮丧地咕哝：“她怎么啦？这人到底怎么啦？”他转头问弟弟：“不是好好的吗？我们谁惹她了？”
弟弟没说话，因为他也没有能够理解舒一眉这是为什么。可是，既然舒一眉离开了餐桌，总是有她的道理，从责任和义务上来说，弟弟应该毫不犹豫地响应。所以弟弟不好意思地胀红了脸，对李轻松道歉说：“我也过敏了。”
李轻松垂着脑袋坐在桌边，很久都没有答腔。弟弟得不到他的回答之前，始终不敢离开餐桌。两个人就这么一声不响地对坐着，情景很尴尬。
过了足有五分钟，螃蟹壳子上已经不再有热气冒出来，盘子边缘凝结的水珠也已经蒸发干净，李轻松才丧气地摆摆手：“你们都走吧，螃蟹我一个人吃。有口福干吗不享？”他还尖酸地说了一句话：“你妈这样的人，谁碰上她都会怕，只有我是傻瓜。”
事情不可思议的地方就在这儿：李轻松一口咬定了自己是“傻瓜”，但是他丁点儿都没有卸去“傻瓜”帽子的意思。他兢兢业业地服侍舒一眉：花整整半天的时间，把螃蟹剁开，蟹肉一丝一丝地掏出来，做了一个蟹粉豆腐煲，还做了一个蟹黄炖粉皮。他愉快地搓着手，把舒一眉和弟弟重新请到了餐桌上，恳求他们用心欣赏他的厨艺。他认为自己在厨艺上的进步是明显的，因为舒一眉拒绝他登门的这段时间，他每天都看电视里的《天天厨王》节目，记下了几十页纸的心得和要领。
碰上这样死缠烂打的人，舒一眉真的是没主意。她不知道该怎样对付他。
三十五岁的英语老师李轻松，就用这样老套到不能再老套的方式，再一次地入侵到舒一眉和弟弟两个人的家。
他继续地为舒一眉做饭，揉肩，换灯泡，给电脑软件升级，打理一切琐碎的家务，在舒一眉面前留下“模范男人”的印象。
另一方面，舒一眉离家上班时，他依旧支使弟弟做他的小奴仆，扫地，抹桌子，买啤酒，把泡好的热茶端到茶几上。只不过开水壶不让弟弟碰了。只要水壶坐到了火头上，沸叫声一起，不管他是在上厕所还是看电视，十秒钟之内他肯定冲进厨房去，完成灭火和冲水两项大任务。
外婆有一次试探地问弟弟：“你妈妈跟那个李老师，他们的关系到底怎么样啊？都老大不小的两个人，心里是怎么打算的，有过说法吗？”
弟弟认真想了想，咬着外婆耳朵说：“我妈妈不会跟他结婚。”
外婆就着急：“不结婚干吗要耗着呢？你妈妈怎么跟个小孩子一样，人情世故一点都不通啊？”她叹气：“急死了！我真是要为她急死了。”
可是外婆又不敢把这种着急对舒一眉说出来。外婆有点儿怕着她。家里所有的人都有点怕着她。
这真是一件令人不解的事。
可儿给弟弟发来一封“伊妹儿”。她写到：“我想做一件了不起的事，急需找助手，你肯不肯帮忙？”
弟弟发信回答说：“我想知道是什么事。”
可儿又打出一句话：“你这人真没劲，找你是看得起你，干吗要问个青红皂白？”
弟弟觉得打字太慢，干脆离开电脑，走过去打电话：“可儿姐姐，你要是不说清楚，万一我妈妈问到我，我怎么告诉她呢？”
可儿劈头盖脸骂过去：“真是个蠢猪头！你不会不说吗？刘胡兰对着敌人的铡刀都不投降，你妈总不会拿把菜刀对你吧？”
弟弟觉得可儿的比喻也太不恰当了。第一，他本人不是英雄刘胡兰；第二，舒一眉也不是地主还乡团。
但是弟弟不敢把这话对可儿说出来，因为他想去。可儿已经说得很清楚，这件事是一件“了不起”的事。“了不起”就是非同一般。非同一般又是什么意思呢？自然是惊险、刺激、了不起。哎呀，绕了一圈又绕回来了。总之这么说吧，弟弟很激动，不愿意放过身临其境的好机会。
可儿对弟弟的积极态度表示满意，从而下达了第一个指令：星期天下午一点整，夫子庙花鸟市场，不见不散。
弟弟瞪着眼睛想了半夜，死活不觉得花鸟市场跟“了不起”的事情有任何联系。他看过一部美国电影叫《碟中碟》，觉得那个特工间谍所做的一切才能配得上这三个字。
但是也难说。万一可儿拽上她爸爸宝林，财大气粗地要把市场上所有的小鸟都买下，而后再放生呢？万一她通过什么关系知道了市场上有人卖毒品，带上警察，呜呜地鸣着警笛，来个全场大抄底呢？就是她看上了一条一万块钱的拉斯维加斯搜救犬，要想让弟弟帮她鉴定一下值不值得买，那也是了不起啊。
所以，星期天中午十二点半，弟弟出发往花鸟市场去的时候，脸上兴奋地放着光，头也抬得比往常高。
眼镜店老板卫东平惊惊乍乍地喊住他：“弟弟啊，你这么开心，是不是收齐《三国演义》的烟标啦？”
弟弟抿嘴笑，认真地问他说：“你有没有做过一件了不起的事？”
卫东平摇摇头。
弟弟笑得更欢：“那我要去做了。回来我再告诉你。”
他坐车坐到花鸟市场，时间是一点差十分。先在卖猫狗的店铺街逛一圈，没见到可儿。又在卖鸟雀的店铺前逛一圈，还是不见可儿。最后看到可儿穿着一件绿色连帽衫向他走过来的时候，弟弟简直就傻了眼，因为可儿的手里拎了一只装白鼠的小铁笼！
弟弟结结巴巴地问：“你不会是找我帮你买老鼠的吧？”
可儿皱一皱眉，很不屑地回答他：“可能吗？我会是那样的三八婆？”
弟弟觉得也是，可儿在他心里一向都是做事很酷的人。
可儿把弟弟带到旁边的一家甜品店，请他喝了一杯热可可，然后告诉他说，刚买的这只小白鼠，她准备偷偷放进宝林的那个“情人”的家，吓她一个半死，同时也是向她表明，做人不能太猖狂，舒宁静拿她没办法，还有可儿在呢，谁要敢无视可儿，侵犯可儿的妈妈，得让她知道什么叫“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
弟弟听得发懵，仍然不知道自己在这件“了不起”的事情当中应该扮演什么角色。
也许是真的需要弟弟帮忙的原因，可儿破例没有责怪弟弟笨。她一边喝着热可可，一边给弟弟下达第二个指令：一会儿他们打车去那个女人家，由可儿负责敲门说话，弟弟躲在门边待机。如果女人让可儿进屋，可儿会想法弄开她家的某一个窗户，弟弟赶快把老鼠从窗户里送进去；如果女人不让可儿进屋，可儿就站在门口跟她说话，甚至争吵，甚至打架，总之拖延时间，让弟弟把老鼠从门缝里塞进去。
可儿说：“你听明白了吗？这要是打仗，我就是佯攻，你就是主攻，我们彼此配合，不能出错。”
弟弟望着笼子里的小白鼠。小白鼠正趴在一个滴溜溜转圈的圆筒上，小腿儿蹬得风快，红眼睛得意地东张西望，像个高高兴兴表演着拿手戏的孩子。它丝毫不知道自己将要担负的“了不起”的责任。
弟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把一只可爱的小白鼠送到那个女人家里是没有意义的，谁都知道白鼠是宠物，塞十只进去都吓不死人。如果有一百只还差不多，因为它们的队伍会浩浩荡荡形成“白色风暴”，达到恐怖电影片的效果。
可儿指责他：“你知道什么呀？女人都怕老鼠，一只足以搞定，这我再了解不过。再说了，做一件事重要的不是结果如何，是我们有没有去做，做的本身是表明态度，划分立场。只要让那个女人看到老鼠，我们就胜利了。”
可儿这一番气壮山河的话，把弟弟说得心悦诚服。他真心地认为可儿是了不起的，她的计谋，她的果敢，她的勇气，都是了不起的。
于是他们提上白鼠笼，出甜品店，打车，往“那个女人”家。可儿事先已经侦察好了路线，知道车进了小区后应该往哪个方向走。她甚至还说得出那个女人住在小区的哪一栋，多少号，几单元。她把手里的一张写了门牌号码的纸条亮在弟弟眼前时，脸上的神情带着冷笑，简直可以和一个决战帷幄的将军比胆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