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看杂志，在《群言》今年第二期上见到有关“传统文化”的座谈会记录。会中，袁行霈教授说：“我们走《新青年》的路，不走《学衡》的路。”说得好。但他没有说：这两本杂志后来都走到了什么地方？我们是在什么路上走了一个世纪？此刻走到了什么地方？座谈会是老人遇到了新问题，还是新人又提出了老问题？我胡思乱想，忽然发现历史老先生很幽默，往往和自以为创造历史甚至指挥历史的人开玩笑。
《学衡》和《新青年》的对抗，简单说，起点是文言与白话之争，发展到拥护传统文化和打倒传统文化之争。可是到这两大阵营内部一瞧，双方差不多都是一些留学生。提倡白话的胡适和坚持文言的吴宓都是留学美国学外国文学哲学的。作古文和讲古书，《学衡》的人未必胜得过《新青年》的人。反传统激烈得过分，连汉字汉语都要废除的钱玄同是章太炎的学生。在传统文字学和音韵学方面，《学衡》中人只怕难得有胜过他的。两杂志以外的林纾曾写信给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反对白话文。蔡在回信中说，“周氏兄弟（鲁迅和周作人）所译《域外小说集》文辞古奥，非浅学者所能解。”大概蔡对林的态度有点生气，所以不免话中带刺。不懂外国文而翻译的林的古文不见得比得上懂外国文而翻译的周的文章之古。蔡本人就是进士还入了翰林院又留学欧洲。主张古文的不比主张白话的更通古文，而双方又都是学外国文介绍外国的。地道的传统古董应当是蔡元培，偏偏他又是新学的主帅。到一九三○年，他六十岁了，还主张废除姓氏、婚姻、家庭。（见《蔡元培年谱》）洋文比中文水平高出不知多少倍的辜鸿铭反而拖着辫子硬充满清遗老讲《春秋》。历史真够幽默的。
《学衡》和《新青年》各走极端自立门户，于是全进了死胡同，无疾而终或摇身一变。看起来好像是，历史既不喜欢极端，又不喜欢调和折衷。地球是圆的。纬度上任何一点都通连东方和西方。经度上任何一点都通连南北两极。在北极点上向任何方向走都是向南。
《学衡》的主编是吴宓。本是留美预备学校的清华大学办起“国学”研究院。主持人是吴宓。五位导师是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李济。这五个人都不是《学衡》一派。梁是维新派，清朝的六品官，后来拥护共和反对复辟。王国维连举人进士都不是，是翻译书出身，在民国时期的紫禁城里得到宣统皇帝封官，便不剪辫子而充当遗老。陈的祖父和父亲都是维新派大人物。他十三岁便曾去日本，以后在欧洲和美国留学多年。赵、李从外国回来，一个教语言学，一个教人类学、考古学。梁应当是遗老而不是遗老。王本来不是遗老而竟成遗老。
这五位讲“国”学的都深通“外国”学。梁办《新民丛报》。王译外国书。陈、赵、李都在外国留学。（向达告诉我，陈在瑞士曾听过列宁演讲，不知确否。）陈是吴极力推荐又极力劝驾才回国教书的。老派王国维是新派胡适推荐的，否则清华园里未必能容下一位拖着辫子的清朝遗老还要他主持院务而他不肯。陈寅恪作的对王的悼辞说：“鲁连黄鹞绩溪胡，独为神州惜大儒。”这一诗一序可算是陈的第一篇论文，看得出诗中字字句句都经过斟酌。说胡适有眼光，又用“独”、“惜”、“大”字眼并非轻易。全篇以王为例对文化的传统发表了独有的见解。本“国学”和外“国学”通连成一体，这是不是历史的幽默？
蔡、王、陈都有年谱出版，近又出版《吴宓与陈寅恪》，是吴的女儿吴学昭摘编吴宓的日记。史书也可当报纸看。但后一书中页七十六下面的注不准确。北平研究院是独立于中央研究院之外的机构，在北京有几个研究所，院长是李煜瀛即李石曾，后为李书华。是否创办时曾邀请过陈寅恪，不得而知。陈后来是在蔡元培任院长的中央研究院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兼任研究员。所长是傅斯年，与陈同在英、德留学。赵、李也去了这个所。北平大学是国民党政府设“大学院”代替教育部管理高校时办“北平大学区”的产物。北京大学师生反对改校名，也不合并，仍旧独立，仍以主持“大学院”的蔡元培为校长。北平大学只合并了工、农、医、法、俄文法商、女子文理等几个大学。校长是沈尹默。女子文理学院的院长是范文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