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嘴上无毛
我上船时正十七八岁。正如俚语所云，嘴上无毛，办事不牢。我的经历，好像证实了这一习惯看法的几分准确性。
我帮二副普三元做过伙食帐，他走后，这工作落到贺大副头上。但贺没文化，他又是我技校同学的父亲，更把我帮二副做过的事，搭在我身上，我无可推脱，成了他的义务帐房先生。船到上海后，贺更是把船上伙食备用金托付给我代管。其实，这是明显违反财务制度的行为。可当年船要厂修，船员人心浮动，更不会有人来提示这一点，也没人告诉我这不符合财务管理制度。
当船还在汉口时，陈仲池不仅监管伙食，还主持着船员互助储蓄会。过去，民间有一种临时集资活动，称之为“标会”。由若干自愿组合的人相约集资，其中有牟利动机。这里我不具体说它。而船上的互助储蓄会，虽形式类似，但不牟利。它由工会组织出面，也按自愿原则进行集资。办法是，按入会者每人每月缴一小额储金。有权一次借十到五十元不等的互助金。然后，逐月分期归还，不计利息，不打折扣。还清欠款后可以再借。这是帮助入会者临时用钱，解燃眉之急的方式，它只是救急不济贫。存借者都是普通船员，而高级船员则不屑于加入互助会。因此，参会人员多半都是收入不高，生活较为困难的同事。这存款和放款是两本帐，借款凭据一直由陈仲池保管。一来怕泄密，令借款者难堪；二来怕借据丢失无凭。而收款帐本，却因要逐月收款登帐，所以是单独记帐的。
船行将要去上海时，陈仲池得病，请假在家治疗，不能随船走。匆忙间嘱我代管代办互助会的事。说待他病好后，去上海再交他管。只留下了收会金的帐本，没交付借款凭证和帐目。没与我办理交接手续，留下了后患。接着船去了上海，他留在家中休假治病。谁料想，他竟不久病故于汉口家中。
船到上海后，因修期遥遥，船员们人心浮动。家在武汉的，都巴不得早日离船回家，好另行分派上别的船。后经联系，船办人事股同意，船员家在武汉的，可以分批回汉。只留少数几位家在上海及附近地区的船员，留船驻守，等候开工修船。
临了，大伙要求清退互助会底金，是要散伙了。这时我才发觉互助会的借款凭证在陈仲池手里，事先没交出来，这下惹出了麻烦。我不晓得有哪些人借了多少钱，又有几多钱没有还；而借了钱没有还及没还完的人又都不吱声。我无法找到借据来认证和进行抵扣底金。既无从收回借款，而又要全额退还底金，这个帐扎不平，要散伙的人情绪可知，他们只是催促退款，没有一个人出来说他欠多少没还。以为我年轻好欺侮，事实也正是这样。由于事出仓促，又人心思散思归。我又缺乏经验，衹好仓皇应对了事。其实，我应该让大伙先回汉口，待我找到陈仲池的家里，拿到借据和帐目后，再核定退还底金的余额；或是找船上的党支部书记来讲讲这件事该怎么办。可是，这时的书记好像掉了魂似的，居然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不置一词。没有谁来帮个腔，可见这人心之险恶。我不谙个中利害攸关，孤立无援。结果是，我用伙食备用周转金，先行垫付互助储金。互助金是全额退完了，大伙一拍屁股全散伙了，我却落个公款私用。拿到钱的欢天喜地，借钱没还的窃窃私喜，我却欠了伙食周转金二百多元。我原以为，回到武汉找到陈仲池的家里，可把借据找出来，再逐一把那些欠帐不还者找到再说。谁知，我这是个下下策的馊主意。
我一回到武汉，带着该退还陈仲池的互助会底金，到二曜路华清街附近的陈仲池租住处，一来表示对遗孀的慰问，二则寻找借据存单和帐目。然而，这一愿望落了空。当我找到陈家时，我惊呆了：只见满脸愁容的陈妻，身边两三个年幼的儿女。个个身上衣衫褴褛，家徒四壁，一付破败不堪的景象，呈现在我眼前。陈妻及其子女孤苦伶仃的神情，不由让我想起八年前，我父亲病故去世后。遗下我母亲携带我和三个幼小的妹妹时，那幅孤苦无助时的情景。我不忍心再让陈妻寻找什么借据凭证了，只把陈的互助会底金当作慰问金塞到陈妻手中，道声嫂子节哀、珍重，就仓皇退了出来。
由于当时处在树倒猢狲散的散伙混乱中，人们的觉悟也是有限的。借钱不还的事，也是屡见不鲜的事，上级也一时无从核查。直到长江1003轮以新船面貌回到武汉，此时已是一九六七年了。局财务科追索原船伙食周转金时，因贺大副早已退休离船，无从查处；在船人员说，当年的情况不明，直指我知情。财务科这才找我了解情况，我就把贺与陈二人当年托付我的情况作了说明，并表示，我可以承担偿还欠款责任。
财务科认为我不是当事责任人，没追究挪用伙食周转金的责任；再者数额也不大，只要我分期归还到位即可（当年船办没财权，由局财务科直接对船发放伙食周转金或叫备用金）。后来，局财务科从我的工资中逐月扣款十几元，前后扣我一年多。财务科至所以不追究责任于我，除了我不是当初领款责任人外，还有一个因素。那就是从一九六一年到六五年的五年间，我在船办搞配件期间，从事购买配件和出差报销的经济活动中，每年经手钱物好几万元，其中不乏大笔现金往来，从末出过差错或滞纳、挪用分文。钱财物帐，样样清楚。给那几位经办的会计、出纳、核算人员留有深刻印象。从而也认定船上伙食帐与互助会混淆交接不清是重要原因，免除“挪用”之嫌。这件事于我，教训极其深刻，不仅是涉世不深，未经历练，遇事不假思索，且有做滥好人，碍于情面不能坚持原则、底线之泛爱心。它使我后来能有所警醒，这也算是“少不更事”这句成语的注脚吧。要分得清内外有别、公私分明、守口如瓶、洁身自好，把握住道德底线。这件事的教训，令我终生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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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难以释惑
我初入社会，觉得可以目为引路人之一者，是船上的二管轮徐萌浦徐先生。我们船轮机长之下，没有设大管轮这一职务，二管轮即司大管轮职。可能的原因，是因工资等级的差异来确定吧。当年轮机长的工资是二百三，按大副、大管轮同级，约为一百八。而二副、二管轮只一百四，徐的工资只这个数。所以，称其为二管轮。实际上大管轮的工作都是徐在做。
徐先生并没有表示过对我的喜好，也没对我布道说教或是青眼有加。而我感到他对我的好，是我感受到了他的人格魅力，他的人品。他以自己的言行举止，影响或感染着我这初涉世之稚子，而目为心中的良师益友。此所谓“心有灵犀一点通”。他本人可能并不知道，他在一个小青年心目中的地位。因为他在船上待人，皆一视同仁，并无偏颇。
徐为江浙一带人氏。为人朴实无华，执业精心，处世低调，心无旁鹜，行止简约，洁身自好。他家当时住在大兴路和平里一带，从家里到船上，从船上到家里，从来是两点一线。一副与世无争的姿态，平淡而宁静。与之举止大相径庭的，正是他同卧室的轮机长张连发先生。他亦为江浙人氏。据其自言，早年曾在美国加州某海港当起重机司机，还到过澳洲，做过海轮。张那黝黑的肤色，衬映着他饱经海洋风浪的气质，与常人确实不同凡响。他吸烟，多为雪茄；穿衣，白领衬衫系领带，着西服，讲究美服华饰；长发涂腊脂，足下硬底皮鞋擦得锃光亮。只要休班起坡，名符其实的洋派头，从不马虎敷衍。他除了回家，常去的地方，多半是有交际舞会的饭店或舞厅等场所。其与徐相较，则互为参商，类殊悬甚。人虽羡张之派头神气，实慕徐之朴质本色。
我与徐先生接触较密切的时日，是在五七年春夏之交。那时，船因尾轴套筒间隙过大，造成尾轴舱渗漏严重，江水倒灌进舱，急需起坡或进坞进行修堵。长航青山船厂当年坞小，承接不了这上坞的活。后来经联系，得以安排进438厂（即武昌造船厂）起坡上船台厂修。轮机长让二管轮作厂修工程修理单，他俩商议后由徐列修理单，修理单完成后，就叫我复写誊正一式多份，以分送机务部门和厂方主修人员。那是我第一次为人作抄手，抄写的地方，就在轮机长的卧室的小柜桌上。
我在技校学的是船舶内燃机。其实，学的是个入门知识，不知道实际技术要求。抄写修理单，一下子把柴油机具体解剖细化了，给了我一次深入学习的好机会。我没有简单地照抄不悮，而是边抄写边想。在这个过程中，加深了对柴油机及辅机等机械结构的认识和理解。我抄写中发现有些疑惑之处，欲问欲止，徐先生可能看出我的疑惑，他本可以说，你照抄不悮即可，何必多问。可他却不厌其烦地，给我讲个中技术要求和要领，修理中处理方法和要求。一份修理单抄下来，不过四五天的时间，可我却等于又上了一趟学，极大地充实了在技校所学的知识，也为我日后参与船舶维修点，作施工员及搞配件工作，打下了基础。那真叫：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徐先生的启迪，令我终生受用。
徐先生还热心公益教育工作，他那时还是船办船员技术业务培训的主讲人之一。那时，船办每周有一两场船舶技术讲座，讲驾驶技术的一位聂船长，讲蒸气机的，是一艘蒸气机船的夏轮机长，徐则讲内燃机。可就这样一位热心公益，人人称赞，声望甚高的人士，却在一场莫名的“反右”运动中，遭人暗算，被单位领导指为“反F党D反F社S会H主义坏分子”，并在会场上，发动突然袭击，出奇不意地当众宣布逮捕，后又秘密判刑。再后来生死未卜，不知所踪。这件事突如其来，过程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事后想来毛骨悚然。
我是当年这件事的经历者。那么，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以致徐萌浦蒙此不白之冤呢？我只想说一说自己的回忆。船办，当年又叫船舶办公室，是武汉港务局下属一个管船单位，后来又改名船舶管理站，改革开放年代，再改名轮驳公司。讫今，大约只剩下若于留守人员守摊了。江面上，如今，亦极少见到当年忙碌不停的港作船了。
船办，当年党组织是总支级，基本上一条独立航行的拖轮，就有一个基层党支部组织，支部书记是兼职。我们船上的支部书记是名舵工。由于当年我缺乏知识，不知道党支部书记是做什么、有多大权力。所以，这支部书记的作用，在我那时的头脑里是一盆浆糊，也没什么印象。我只知道有的船上的兼职书记是个生火工，心想。他能干什么呢？以为在船上当家作主的应该是船长、大副。有一个生火的什么事？当然，那是一个政治上的糊塗虫的认识吧了。
在当今这个社会里。从中央到基层，这中间要经过许多的层次。不论什么文件、什么精神，在没有现代互联网之前的时期，层层下来，都会被放大或缩小，像哈哈镜里的形像，走移的幅度，出人意表。说大就大，说小就小。比如说，上头说抓“右Y派P”，只限于极少数，而所谓极少数是多少呢？把不住，就说限制在百分之一、二、三，本意是在限制在极少数之内，可到了基层单位，它理解就不同了，有的就会扳着指头数，一万人里头有几个，一千人里头有几多，摊派到某处有几个，我这个单位摊几个，都会精心测算。而且惟恐算少了，算漏了，为了完成这个指标，甚至会对号入座，排队摊派到哪些个人头上。
当年船办，不过四五百号人，按右Y派P比例分摊，船办的干部人数少。连一个“右Y派P”都摊不上。可船办那年抓“右Y派P”，一下子抓了一大把，有四五个。可上级又有规定，说工人之中无“右Y派P”，那算出来的几个算什么呢？又有一个称呼筐定了他们，叫做“反F党D反F社S会H主义坏分子”，更把这筐定的人置之于死地了。
本来，“右Y派P”分子是属于敌我矛盾性质的，但处理上，原则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一般是调离重要岗位，或本单位降职、撤职，劳动监督改造，或送劳动教养处理。我看到一个资料介绍，当年北京京剧界，在“反右”运动中，也属重灾区，本来要办马连良“右Y派P”的，因有上层发话，躲过一劫。而另外京剧大家李万春、叶盛兰、叶盛长就没有那么幸运了，没躲过劫难。据知名作家章诒和披露，民营京剧团的李万春，被撵出京城，发配内蒙；国营京剧团的叶盛兰，戴“右Y派P”分子的帽子，留团改造；叶盛长则送劳教。据称此亦先安排好了的，没几年这后两位也解脱了。
这话有些扯，还是回头说。工人无“右Y派P”，可当年的工人，大多没什么文化。大鸣大放中也不知道该怎么鸣，该怎么放。那就要从有文化，会叫唤的工人中找几个出来。于是能说会道，又有影响的形象人物徐萌浦，成了船办领导们心目中的猎物。那百分之一、二、三，非他莫属了。他成了那无辜的冤大头。
记得在那整风运动的“大鸣大放大字报”的高潮里，港务局、船办的领导们，是层层发动，带头示范鸣放。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港务局当时一位叫王金玺的领导干部，在全港动员鸣放大会上。公开批评说什么“港务局的领导，是上面多头多脑，到了下面是昏头昏脑”，是什么“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还责备一些党员干部争权夺利，搞“二十八宿”等等。所谓“二十八宿”，本是古代神话故事中，天庭星神的总称，一个星宿管一方事务。东汉开国皇帝刘秀称帝后，大封功臣，约二十八位之多，亦借此神祇为名，论功封赏各归其位，一时功臣们争功争名无休止。
这里港务局领导讲此话，不知影射什么，反正领导怎么讲，我们就怎么听。回到船上，党支部组织群众学习讨论时，我们听了报告的人，也鹦鹉学舌般的讲一通，还把在会上听来的讲话，整理成大字报，放大后拿到船办当时办公的港四码头（即今港十六码头）的芦安趸船二楼会议室里贴出去。我和小潘是船上最年轻、最有活力的人，他还临摹外国漫画的一幅动物四重奏漫画，大象、黑熊、狐狸和猴子合奏西洋乐器，以比喻各拉各的调的不合谐。亦形容领导的多头多脑。配合我整理成文字的大字报，算是别出新意。我们还冠名《洲际导弹社》，借用当年不久前，苏联发射第一颗洲际导弹的名，为大字报张目。我们还沾沾自喜，以为比别人的大字报更有看头。至于徐是否参入这一行动，我已不复记忆。而且这张大字报除了复制王金玺的讲话意思外，了无新意。至于他还参加过什么别的活动，我就不知道了。
谁料到，从“整风”变成抓“右Y派P”的时刻，风向骤变，和风细雨的“整风”，变成了暴风骤雨，形成举国上下抓“右Y派P”。那声势有如排山倒海，摧枯拉朽一般，令人瞠目结舌，不知所措。不久，船办突然召开群众大会，在会场上当众宣布拘捕徐萌浦、杨子章等四五个人。说他们是“反F党D反F社S会H主义坏分子”。突如其来的抓捕，把先前的帮共产党整风的积极分子，一下子变成“反F党D反F社S会H主义坏分子”，将我和船上的同事吓懵了、惊呆了、嚇苕了，觉得是不是搞错了。但事实却又是真的，从此再也见不着徐萌浦的人了。从此，在船上，人人禁若寒蝉，原本就不太活躍的老船员们，经历此事之后，更加鸦雀无声了。不论船上再开什么会，讨论什么问题，人人呆若木鸡，眼问鼻，鼻问心，有如“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再也没人开口了。
呜乎！草菅人命一词，过去听说过，没感受。这徐萌浦遭逮捕后，让我似有所悟。这件事动摇了我对共产党的信念。君不见，徐氏事件过后不久，船办党总支的书记、副书记都挪动了位置。那位张姓总支书记，调往省航运局机关当书记去了，那位潘姓副书记的“副”字抹掉了，扶正了。让人联想到他们的升迁与徐氏等人遭遇的联系。过去常听得人说，“一将成功万骨枯”。将军们的红顶子，是士兵们的鲜血染红的，此言之不谬也。
我为徐先生的遭遇鸣不平。但我人微言轻，不敢去找人询问为什么？可这疑惑，它深藏我的心底。五十五年过去了，每忆及此，我的心都有种莫名的悲戚，他真比窦娥还冤。我心底里一直在默默叨念，愿徐先生保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