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有名的人也许没什么钱。比如著名演员刘晓庆在80年代时，拍一部电影才只有50元，很可能没有当时卖冰棍儿的人赚得多；再比如现在的史学家朱维铮先生，出一本书因销量有限，稿费自然不会高，而大学教授的薪水很可能没有外企销售经理赚得多；著名二胡演奏家闵惠芬也曾被发现乘公交车赶路，在她的事业鼎盛时期，很可能没有出租车司机赚得多。而经常在电视上出现的嘉宾，非常惭愧，我也算其中一个吧，也不过是家乐福超市收银处排队的普通一员而已。至于有权的人，则更不应该有钱。几年前江泽民主席对香港记者公布自己的月薪只有3000元人民币而已。这个薪水比起美国总统的20万美元年薪少了很多，但贵为美国总统，薪水比一个普通的美国基金经理还不如。
就是这样，名、权、利，你只能追一个。一个学界名人若想挣大钱，一定会在学界身败名裂，因为学术本来就不是个大众化的东西；而一个具备了民众赋予的权力的政客若想捞钱的话，只有贪污犯罪这一个独木桥。当然也有不少职业可以名利双收，比如名演员、商界大亨、篮球明星等等。但说白了，人家靠的是自己出众的技艺与智慧。不管有没有名利心，最重要的是——他们都是先脚踏实地做成了一些实实在在并得到承认的事情。福特汽车的创始人享利?福特的追求是“让每个人买得起汽车”，后来他做到了，钱也就追着来了。事实上这是名利场最重要的规则：你做成了一件事，名或利甚至名和利就追着你来了；而如果你一开始就在追名或利，你会发现自己离他们越来越远。
中国职场的“狗年月”
“Dog years”，这是住在上海的老外对上海生活的形容。
“如果来者不拒，每天我都有机会下饭馆、去酒吧、派对，或者看演出、唱卡拉OK。精彩的生活实在太密集了，以至于我觉得在上海生活一天，相当于在美国生活一个星期。”一个在上海呆了一年的美国人对这样的生活节奏感到非常兴奋。
“Exciting, also exhausted.”这是另一位英国人对这里生活的形容。
美国人把狗的年龄看作人的1/7。也就是说狗活一天相当于人活七天。因此他把自己在上海的生活称为“狗年月”。
经常来沪出差的北京或者港台朋友喜欢问的一句话是：“最近又有什么新餐馆新酒吧开张吗？”答案永远是“有！”而且总有卖点。要么是老房子翻新，要么是风景独美，要么是影视明星投的资，总之决不会让好奇心有一点点失落。而对于上海常客或者本地的上海人，如果不及时更新视野，一不留神就落了伍。
连人的信息也要随时更新。应酬场上，数月未见的朋友，一定要记得重新换一张名片，否则很容易叫错头衔或者所属公司的名称。杰出才俊们升迁的速度比跳槽的速度更快。二十七八的总经理满街都是。倒不是虚张声势，而是确实本事了得：他们精通两门外语、每天工作十二三个小时并且还能抽出时间健身、谈恋爱、每晚窜两个吧连带会一打新朋友。
每次到浦东金茂君悦酒店，乘坐以每秒钟7米的速度飞腾的电梯时，我都能体会到一种强烈的超重感觉。这种感觉和每天在上海激烈生活的感觉有点相似：心跳加速、有一点耳鸣、四肢变得紧张、精神有点亢奋。
有个嫁了法国小伙的女朋友去公婆家办喜事。刚去的一两天，兴奋地打电话回来：“你不知道躺在躺椅上一边晒太阳一边读书的感觉有多么好！这在上海是永远体会不到的。”两个礼拜不到，她就开始厌倦了这种“好感觉”，并对她婆婆的生活表示怜悯。因为晒太阳的的生活已经并将继续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无限循环下去，不管有太阳还是没太阳，不管你想晒还是不想晒。她很幸运，因为他们不久又回到了上海。连她的法国先生也无法适应自己的家乡那让人昏昏欲睡的生活了。
无独有偶，我那远在美国定居的大学同学寄来一张照片：一对小夫妻在一家小饭店欢庆结婚三周年。这是他们在美国五年间第三次下馆子。上一次是在两年前，为了庆祝丈夫找到工作。
照片上的中餐馆家具朴实、餐具精致，灯光昏黄但是温暖。桌面上摆着三盘菜。大概是请邻桌的人代劳按的快门，夫妻俩认真地看着镜头，眼睛里都是满足、欣慰和安全感。这种眼神，是生活在“狗年月”中的上海精英所没有的。
中国小镇上的美国高管
不是所有的外企高管都驻扎在中国大城市的星级酒店、喝着星巴克或磨制的咖啡、晚上吃吃西餐泡泡酒吧的，尤其是当生产基地不断从中国沿海城市逐渐向内陆中小城镇转移的现在。
比如在东莞某镇一家电子产品的工厂总经理，五十多岁的美国人。由于公司几年前将美国的生产基地分拆转移到墨西哥和广东东莞，他从此告别了美国本土，把生产和生活基地安置在离东莞市还有五十公里的小镇上。“没有星巴克，没有西餐厅，没有商店，没有大超市，没有像样的酒吧”已经成为他祥林嫂般的抱怨。如今他生活中的最大乐趣就是两周去一次东莞或一两个月去趟深圳，体验进城的快乐，并且一次性购买能储备两三周的食品或酒类。在深圳的酒店吃自助早餐时，他会指着那些盒装一次性黄油泪汪汪地说：“在镇上，你买不到这个。”
如果知道当地的生活硬件与他原来在美国的相比，差距如此之大，恐怕他当初不一定有勇气过来。
不要说在东莞的城镇，15年前，就连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在一些如今身为中国区高管的老外眼里，都是荒蛮之地。一家咨询公司亚太区的高管跟我提起过，80年代末，他住在希尔顿酒店时，想租一辆车，结果费尽心思都租不到。后来是酒店的门僮用两包万宝路香烟轻易地把一个出租车司机搞定。
要事业还是要生活方式，这也已经成为高级人才择业时不得不考虑的一个因素。我的一位留美的同学在美国找到安稳的工作后，幸福地生活在一个中等城市里。每到夫妻俩的结婚纪念日，他们会去一家体面的餐馆吃饭，并拍照片寄给我们看。这种平静而幸福的生活在他回国时被颠覆。因为他突然发现，生活在北京、上海的同学，不仅早已有房有车，而且家家有阿姨帮清洁房屋和烧菜，并且还时不时弃阿姨烧的饭菜于不顾，三天两头下馆子。可是当国内一个个工作机会向他抛媚眼时，他最终还是放弃了。因为“饮用水的质量得不到保证，马路上交通太乱、行人毫无安全、灰色区域太多，工作风险太大……”
与他相反的是，一位看上去很上海男人的上海男同学，却把主要生意放在了山西河南等中小城市。如今他的手机铃声是当地流行的“吉祥三宝”，发型是当地时尚的被涂得亮亮的板寸，手上带着在当地很能显身份的金表……有意思的是，这位扮相上很乡下人的上海男人，也像那位东莞小镇上的美国佬一样，有着祥林嫂般的抱怨：那里没有钱柜，餐馆里没有服务，商店时的衣服千篇一律，电影院里放的都是DVD……
当压力忽然发作
一向严于律己的大S徐熙媛自曝自己曾经因为工作压力太大，在化妆间狠狠发作了一回。那是在拍《流星花园》的时候，白天拍戏，晚上还要拍戏，当中还要奔到电视台和小S一起主持直播节目《娱乐百分百》，主持完了后，还要再赶回剧组拍戏。不要说没空吃饭，就连去洗手间的时间都没有。就在饿着肚子，渴着喉咙，急急忙忙地梳头化妆时，所有的不满夹杂着委屈与怨恨爆发了――先是尖叫，然后是摔手机、扔梳子，跟着的是泼妇般的大哭。
那天的娱乐节目另找人救了场。但三小时后，大Ｓ已经用面膜膊平哭肿的脸，十分专业地出现在剧组，就像一切都没发生过。
也许对工作压力太大的人来说，尽情地发作一回比去看心理咨询还要管用。
一位开服装公司的男老板偶尔会像大Ｓ那样发作。他的表现是骂人。如果这时碰巧有人进来汇报工作，或者找他签字，他会把嗓门拔高两个八度，音量扭到最大地痛骂：“你呆还是傻啊，报告连字体都没排排好就拿来给我看？你还想不想在这儿做啊？”这时，整个办公室鸦雀无声，只听见他能掀翻屋顶的声潮。
我的好朋友――在咨询公司卖命的女孩则把压力发作在掌心。据医生说，那是一种神经性皮炎，属于精神压力太大的产物，而不是皮肤病。发作的时候，掌心的皮层层脱落，像是烂了手心，难看至极。通常这个时候，她会戴上手套，如果不能休假的话。
有了压力，发作出来是好事，尽管这种发作或多或少地伤到自己或他人。但是隐忍不发，也许只会酿成更加不可收拾的后果。
最近有位长期每天工作十四个小时的同行被查出肺癌晚期。他是出了名的老好人，别人不肯干的苦差，他干；工作了八年得不到提升，没有怨言；因为个子小一直没有女朋友，却从来笑嘻嘻的；朋友搬家，他第一个报名当红帽子天使……直到他的病症被查出来，所有的人才突然意识到，也许他独自一个人在家的时候，脸上并不是笑着的……
东方人传统的内敛性格似乎已经不太适应这个疯狂的时代了，这样隐着忍着，不出事才怪。反过来想一想，也许西方人外露的性格正是为了适应大工业生产的时代而塑造出来的。开心就笑，不开心就哭，压力一点一点被渲泄掉，因此才能承受源源不断的新压力。
白领的极限生存
快速发展的经济不仅制造出令人叫绝的利润，也制造出令人叫绝的工作方式。
一家美国公司曾发明过“跳高选拔法”。为了检测员工们“创造力有多强”，公司命令员工在一间空屋子里奔走跳高，谁跳得最高、谁跑得最有创意，谁就会被老板慧眼垂青。由于公司宣布近日将裁员20％，员工们都“情绪高昂”地参加了这场赛事。
比起其它公司，美国公司在开发人的“潜力”方面更是不遗余力。上海一家美资咨询公司，公司文化竟以加班为光荣，准时下班的成为受到道德谴责的另类人群。有个休完产假刚上班的女职员，突然发现自己手里的项目没以前多了，每天可以准时下班回家看宝宝，不喜反忧。她想尽办法寻找更多的项目来做，三个月后，成功地拥有了每天加班到夜里12点的生活。喜得她逢人便说：终于又可以天天加班了。孩子呢？交给父母，每周去看一次，贡献点母爱，就像没孩子的白领周末去福利院看孤儿一样。
前不久，有个同事当场在办公室昏倒，原来是胃穿孔。他长期饮食不规律，常常忙得忘了吃饭，三顿并作一顿在睡觉前吃。记得姜文在卖胃药的时候说：胃疼？光荣！用这个标准来衡量，胃空孔患者是英雄，那种一天三顿竟能够按时吃喝的人，可以下地狱去了。
这些苦水是不能对外人道的。你刚开口，人家就会说：忙是好事啊，挣的也多啊。我们也想穿大牌、出国旅行、去高级餐厅吃饭，但不能够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