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想到，一埸并没有死多少人的疾病居然给我们国家带来了那么大的影响。那一段时间，我们全部投入到了抗击“非典”的战役之中。进入夏季，天气渐渐地热了起来，“非典”病毒的凶猛势头才弱了下去。我们也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下到基层，到老百姓的家里去为他们挨家挨户消毒的时候，一些老年人都不住地感慨着，还是共产党好啊，在小鼻子统治的时期，谁要传上了伤寒霍乱，不是活埋，就是用火烧死。不知为什么，一说起小鼻子，我就情不自禁联想到了刘允。
在前后这一个半月的时间里，刘允好象也十分知趣，他并没有来打扰我。当生活重新平静下来的时候，刘允又悄悄地潜入了我的意识之中。“非典”也好象十分通人性，几乎没有把病毒传染给老人和孩子。九十六周岁的刘允平安无事……
我已经无法抗拒一种诱惑，忙乱过后，我又与刘允搅在了一起。并不是我去找他，而是他又来到了我的宿舍。
一九四五年的八月十五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诏书。树倒猢狲散，那些汉奸狗腿子象渗进沙子里的水，一夜之间，都不见了踪影。当时，我的心里有一种说不清楚的感觉，是高兴，还是悲哀？别的人可以象丧家之犬那样逃窜，我如果继续呆在这里，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武装都会把我枪毙一百次。我从河南来到了河北，从河北走进了北京城。在北京城里，我与我的老同学联系上了。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起过的那位在日本留学的同学丁国昌？
我记得，丁国昌是傅作义将军的部下，中将军长，这是我在全国政协的一份刊物上看到的，他也是一位在册的人物，也算一个名人。
丁国昌留我住了下来。那时，整个东北乱作了一团，旅大地区控制在苏联红军的手里，蒋介石的长子蒋经国亲自跑到大连作为接受大员。在辽南，共产党的力量还不行，只能在地下与国民党周旋。看到这样的局势，我也只能在丁国昌那里呆下去，以观望局势的发展。丁国昌看我闲着无事可做，他向我提议，他的部队，正好有个少将师座的位置空着。如果我有兴趣，他可以向傅副总司令举荐我担任这个官职。
如果我对国民党有兴趣，当年在日本留学，入了国民党不就完了吗。如今，要加入国民党，还要当兵充军。我对丁国昌的建议没有多大的兴趣。
丁国昌说，如果你不是东京帝国大学的毕业生，我才不稀向副总司令举荐你呢，副总司令也不会同意你的。我能有今天，是傅副总司令爱惜将才的结果。凭你的学识和能力，傅副总司令也会赏识你的。听我一句话吧，日本人投降了，共产党那几个土八路，成不了气候。将来天下是国民党的，这是大势所趋。识时务者为俊杰，连形势都看不准的人，他算不上英雄。你呀，就听我一回吧。
在丁国昌的一再动员下，我同意了参加国民党，并当上了少将师长。
从日本鬼子的伪县长，到国民党的少将师长，你的一生可谓平步青云啊！在那动荡的年代，象你刘允这样的人物可是不多见啊！
刘允苦笑了一下，那时候我脑子里想的并不是当少将师长，我心里挂念的是谁，哪里有人知道。
我知道，你心里惦记着的肯定不是你的夫人和孩子，肯定是佐佐木慧子和你的女儿刘慧。
那时候，我一心想回金州看看她们母女。如果能把她们母女带进北京城，那我的心事也就没有了。
丁国昌没有同意我的这个想法，他说，旅大已经落入了苏联红军的手里，日本人已经成了丧家之犬。你这个日本人的伪县长在这样的关键的时刻回到大连去，你这不是自投罗网，自己找死吗？
那么慧子和我的女儿怎么办呢？
这就要看她们母女的命运了，看上帝怎么安排她们的命运了。当兵从军以后，一些儿女情长的东西就会渐渐地淡化。大丈夫男子汉拿得起，放得下，别老惦记着这些牵肠挂肚的儿女情长的事了。
那时候的国民党军队已经占领了普兰店，距离大连只有七八十公里。国民党没有向南再推进，没有敢把旅大从苏联红军手里夺过来。没有多长时间，解放战争开始了。第一年，整个东北就共产党的天下。林彪率领民主联军开进山海关，将北京城团团围住。傅作义没有别的选择，他只有向共产党投诚，接受改编。这是谁也无法改变的现实，只能顺应历史的潮流。接受改编以后，师职以上的干部要培训学习。在这个关口上，我不想在北京呆下去了，我想回到我的金州老家。
丁国昌开导我说，这就是气数，国民党的气数尽了，而共产党却方兴未艾。共产党坐天下，看起来这是历史的必然。我们既然已经投诚了，我们这一级别的将官们也应该接受人家的改造。我建议你还是留下来，我们是留过洋的将官，我相信共产党让我们参加学习培训，就是要重用我们。而不是岐视我们，弃用我们。
我说，你们行，你们是地地道道傅将军的部下。而我算什么？我是一个半路逃难从军的伪县长。共产党知道我了的真实身份，也不会轻易地饶过我的。国昌兄，你也不要挽留我了。我决定要做的事情，谁也拦不住我。再说，我也真的不想在政界和军界混下去了。我这个人，在日本人手下做过事。日本人倒台了，参加了国民党。国民党倒台了，我又要成为共产党氅下的一员。后来有三开分子一说，我这不真的成了三开分子了。
如果你真的成了三开分子，说明你真的有水平。
丁国昌也知道我的心思，我就是惦记着慧子和女儿刘慧。那时，我也多了个心眼，没有向解放军负责人请假，而是悄悄地脱下了军服，换上了老百姓的衣服。那当时，解放军也没有把我们投诚的将官们看管起来，我们的行动还是相当自由的。我象开小差似的，从军营里逃出来。一路向东，直奔回我的老家三十里堡。
你接受共产党的整编之后，你从此会加入到革命的队伍当中来。如果你当时不离去，经过学习改造以后，你会成为一名真正的军人。
谁说不是这样，在每一次人生的关键时刻，我总是摔跤。如果在那关键时刻，紧跑几步，我的人生历史恐怕要另写。要我怎么说呢，世界上大江大河都能改造，可要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却是太艰难了。如果从北京回到老家以后，我也不想三想四，一心一意地在老家当个种地的农民，后面的事情也许就不会发生了。
接下来发生了什么？
回到老家以后，老家已经解放了。金州县城换了新的主人，你不知道这个新上任的县长是谁吧？
我不知道。
这个新县长就是我的同学，那个在药店学生意的郭子信。看来，我和他生来就是冤家对头，一点也没错。我当县长那时，他在药店里学生意。他当县长，我回老家种地。可是，事情却没有那么简单。老家一切都变了，梅先生成了狼窝唯一的一个地主，土地让穷人分了，家里的财产也让穷人给分了，房子也让穷人给分了。我的岳父岳母和我的老婆孩子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眼前的惨相，真的连日子都过不下去了。看到我回家了，家里的人纷纷向我诉起苦来，你到城里去找一找郭子信吧，当年他遭难的时候，咱们家帮过他。如今，咱们家也让人定了地主的成份。郭子信现在是县长，他对咱家的情况最了解。让他给说句公道话，把咱家的地主帽子给摘下来吧。
我来到城里以后，找到了郭子信。我在他面前突然出现，让他吃了一惊。他说，刘允，你还活着呀？你这是从哪里回来的？
我说，我是从死人堆里爬回来的。
郭子信说，你的胆子也太大了，居然敢回到家里来。
我说，我再不回家，我家里的人都快让你给逼死了。姓郭的，你呀，有没有良心，有没有人性？你也是在狼窝长大的人，姓梅家是好人还是坏人，你心里最清楚。他们现在成了地主，连日子也过不下去了。
郭子信也显得十分为难，现在是土地改革，是革命运动。我虽然是县长，可我也没有权力给哪个人改成份。刘允哪，我没想到你能回老家来，更没想到你居然敢跑到县政府来。趁着没有人认出你来，你赶紧离开金州吧，找一个安全的地方猫起来吧。
我理直气壮地说，我没有做过坏事，我为什么要猫起来？我就问你一句话，你能不能给我家亲人说句话，给他们改动一下成份。
郭子信说，我真的没有这样的权力，一切权力归农会，一切都是穷人说了算。我要给你家改了成份，这可是政治问题，你这不是逼着我犯错误吗。
我没能做好这件事，我也没有脸面回到狼窝去。在城里，我也没有闲着。在外面闯荡了许多年，慧子和我的女儿怎么样了，她们母女一点音信也没有。我到她们居住的地方去寻找她们，邻居们告诉我，苏联军人来到这里以后，就象饥饿了多日的野兽一样，他们专门寻找日本女人，因为宣告无条件投降的日本人如同丧家之犬，成了人人凌辱的对象。邻居们说，慧子是日本女人，这风声也不知怎么透露了出来，苏联的那些当兵的疯狂地强奸她。有时候甚至有好几个骚达子轮流着强奸她。
那她的女儿呢？她的女儿怎么样了？
邻居们说，当妈的是用自己的身体换回了女儿的平安，她也不知把女儿托付给了什么人。如果她不这样做，连她的女儿也不会得到幸免。
能不能告诉我，她们母女在什么地方？
邻居们说，当妈的已经死了，这我们都亲眼看到了。她的女儿到什么地方去了，我们谁也不知道。但愿她还活着，她也应该活着。
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我的心都碎了。我几乎跑遍了城里城外的每一个角落，也跑到了大连市内以外的乡下去寻找她们母女。我的腿快要跑断了，就是没能找到慧子和我的女儿刘慧。没有办法，我只能回到老家去。就在我离开的这几天功夫，梅先生让分东西分红了眼睛的穷苦大众们给打死了。
一气之下，我又一次来到城里，来到县政府，找到了郭子信，我说，你现在是小人得志，其实你会干什么，你能做什么，你是块什么材料，你自己的心里最清楚。我当县长的时候，你在做什么？你犯了贩药品的事，不是我冒着掉脑袋的危险给你从日本宪兵队里救出来的吗？你现在得志了，我们不求沾你的光，你别往死里逼我们一家人，让我们象平常百姓那样过日子还不行吗？
郭子信显得进退两难，他说，这是大势所趋，形势所迫，哪里是我一个人能决定得了的事情。没有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