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 review
发达国家，尤其是欧洲和日本，会因为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加速衰落。从现在到2035年，大多数欧洲国家65岁以上人口与18～65岁人口的比例将会增加两倍甚至更高。人口老龄化将导致经济增长的发动机熄火，社会保障体系的负担加重。更为棘手的是，进入老龄化社会之后，一国的改革动力也会消失。一个年轻人居多的国家，能够有勇气和魄力作出暂时的牺牲，完成艰难的改革，但一个老年人居多的国家，很难再作出调整。人种之间、民族之间的出生率差异极大，出生率较低的发达国家包括日本、德国、意大利和俄罗斯等国，发展中国家的出生率显著高于发达国家。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人口出生率大大超过基督教国家。这种人口的涨落在很大程度上会导致国家的沉浮。即使欧洲不被“伊斯兰化”，也会被“非洲化”。移民的涌入从经济上给西方国家增加了新鲜的血液，但是在政治上却埋下了内部冲突的地雷。美国金融危机引起全球化的退潮，人口老龄化使发达国家在移民政策上举棋不定，国际政治中的文明冲突渗透到国内政治的分歧分化，这会从基础上动摇发达国家赖以立国的社会契约。
对于中国来说，这意味着发展战略必须调整。全球经济将会进入长久的低迷，美国居民将会被迫提高储蓄率，减少对中国产品的需求。中国的出口进入了一个漫长而漆黑的隧道。过去30多年，中国迅速成长为“世界工厂”，外部和内部的因素都非常重要。从外部的因素来看，随着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统一的世界竞争平台的形成，很多行业的模仿壁垒和垄断利润都在快速下降。在这种新的竞争环境下，成本优势成为任何企业参与竞争的必要条件。以最低的成本生产最新的产品、寻找到最优性价比的企业将成为赢家。中国最大的优势就是廉价的劳动力，而成功的中国企业，必须创造性地把这种优势转化为自己的竞争力。这就是“穷人的创新”。
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出口将遇到越来越多的贸易保护主义。势如潮水般的中国出口，将加剧中国和很多国家的利益冲突。中国崛起的过程中将伴随着越来越多的猜疑和反对。如果我们一意孤行地鼓励出口，最后会发现在很多场合，中国的声音都变得无人喝彩。该调整发展的战略了。中国无法继续依靠出口实现经济增长，也无法依靠出口实现社会进步，更无法依靠出口完成和平崛起。中国经济得了出口病，只有早治才能早好。讳疾忌医，终将导致病入膏肓。
与调整出口导向战略相关的，是应该尽快推动人民币汇率改革。有很长一段时间，人民币汇率事实上已被冻结，被储存在了冰箱里，但是，把人民币汇率放到冰箱里面是没有办法保鲜的。与其按兵不动，不如主动出击。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在不断寻找新的发展道路。在调整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所有方案中，汇率改革都将是必不可缺的。外部的升值压力不可避免地会日益喧嚣，但一个成熟的国家需要做到不为外物所惑。有升值的刺耳声音也好，没有升值的刺耳声音也好，我们都不需要管。做好中国自己的事情，是当前最迫切的任务。
第三章 变动中的力量格局
美国金融危机将引起全球化的退潮
美国金融危机的全面爆发再次显示，繁荣和衰退的轮回是资本主义无法逃避的宿命。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尽管经历了网络泡沫破灭、“9·11”袭击、安然破产等事件的冲击，但美国经济始终保持着较快的增长。与此同时，中国、印度等新兴的发展中大国迅速崛起，出口能源和初级产品的发展中国家收入大幅度增加。回顾历史，那是全球化高歌前行的黄金时期。但是，随着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全球化将受到严重挫折，并经历一次巨大的退潮。
受到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全球经济将进入低速增长的时期。美国的金融危机以房地产市场上次级贷款违约率上升为导火索，随后，一张张多米诺骨牌陆续倒掉。一批批对冲基金倒掉。五大投资银行已经倒掉了三家，剩下的摩根士丹利和高盛也做了“变性手术”，变身为“银行控股公司”。美国最大的保险公司美国国际集团被政府收购。加利福尼亚州等地的大批地方中小银行濒临倒闭。美国国会推出7 000亿美元的救市方案，动用的资金相当于对伊拉克和阿富汗两场战争费用的总和。尽管坏消息不断传来，但最寒冷的冬天尚未到来。尽管华尔街已经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但美国股票市场仍然只是小幅下调。当次贷危机演变为信贷危机之后，金融体系的瓦解必然会对企业的正常运转带来冲击。企业的资金压力将更大，最终会引发股市的进一步下挫。当楼市和股市双双跳水之后，居民的财富会大大缩水，消费不得不缩减。当消费出现下降，推动美国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就会熄火。在这个相互依存的时代，美国经济进入衰退或缓慢增长之后，欧洲、日本会步其后尘，东亚经济也难以独善其身。
中国融入全球化恰恰是在过去十多年的世界经济高速增长期。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进一步打开国门，恰逢美国实行低利率，全球金融市场上流动性充裕，大量外资涌入中国；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尽管也经历了东亚金融危机的冲击，但得益于国际分工的深化，中国的出口却开始不断增长；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前曾非常担心“狼来了”，但这次我们的运气又是非常之好，全球经济一片红火，带动了中国的出口迅猛增长。正是借助良好的国际经济形势，中国的改革才真正唤醒了经济的活力。
中国从全球化中获益良多，如果说美国是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那么中国很可能就是第二大受益者。引进外资使得国内企业找到了学习和模仿的标杆，缩短了中国企业走向国际的摸索期。出口部门的扩张为上千万农村剩余劳动力找到了工作的机会。跨国公司大举进入中国，但不畏强敌的中国企业正是在和对手的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成长为受人尊重的新兴全球企业。全球化启迪了我们的思想，开拓了我们的思路。中国文化素来有开放的胸襟，沐浴着来自四面八方的清新之风，中国人创新和创业的热情也熊熊燃烧起来。
但是，成功之中孕育着危机。由于我们过分追求出口和引进外资，使得中国的国际收支呈现出独特的“双顺差”格局。我们不仅有巨额的贸易顺差，还有巨额的资本账户顺差，结果是外汇储备不断累积，到今天已经将近2万亿美元。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中国处于进退两难的“人质”地位。中国持有大量的美元资产，这些美元资产均有进一步缩水的可能性。中国持有数千亿美元的机构债，这些资产的价值已经大打折扣。中国还持有大量的美国国债，但由于其他市场委靡不振，投资者大量购买美国国债，导致其收益率不断下降。考虑到美国国会救市方案的资金来源还会来自增发国债，美国国债的收益率还将继续下降，中国的外汇投资面临持续缩水的尴尬局面。一个人均收入排名在100名之后的国家，却在出现金融危机的时候为富国承担最终贷款人的角色，这是我们坚持过去错误的发展模式酿成的苦果。
全球金融危机的进一步升级，必然波及中国的出口。自2007年年中到2008年9月，出口部门已经频频告急：进口成本大幅飙升、劳动力成本居高不下、贸易摩擦愈演愈烈。展望未来，出口部门的前景将更加暗淡。在这艰难的时刻，只有那些最具竞争力的企业才能熬过寒冬，并看到更明媚的春天。这将是一个出口部门产业重组的时机，优胜劣汰，我们有信心看到，一批更加强悍的中国全球性企业将在危机之后破茧而出。但是，还要看到的是，大批的缺乏竞争力的中小企业将哀鸿遍野。要不要救这些企业？关键在于如何去救。海啸即将登陆，因此我们应该让这些企业离开险境，离得越早越好，离得越远越好。如果一味坚持过去的发展模式，试图去扶助这些企业，实际上是在贻误转型的时机。
全球金融危机将带来全球化的退潮，中国必须未雨绸缪，及早应对。过去，我们对基础设施投资太多，但对人力资本投资不足；我们的制造业发展日新月异，但服务业却沉疴不起；我们的储蓄居高不下，但国内消费却迟迟难以启动；我们长于占领国际市场，却拙于推动国内竞争……种种隐患，在高速增长时期可能被暂时掩盖，在外部环境日益恶化的时候，问题将被醒目地暴露。中国的全球化之旅刚到中途，但我们已经变得比起航的时候更加清醒：太平洋上不太平，全球化的风暴可以使航船倾覆。寻找新的航线，绕过危险的暗礁，才能到达光明的彼岸。
“脱钩论”给了东亚一种错误的安全感
我们不能既盼望从全球化中得到好处，又奢望能够在全球化的风险中独善其身。
时下有一种非常流行的观点，认为中国经济，甚至新兴市场经济正在和美国经济“脱钩”。然而，这种“脱钩论”只能是一种暂时的幻觉，而且将会给我们一种错误的安全感。
从GDP增长率来看，美国经济一直低迷不起，但中国经济却高歌猛进。尤其是2007年以来，美国经济遭遇了次级贷款危机，增长率再次下跌到2%左右，但是中国的经济增长却一直在8％之上。
中美经济增长速度似乎是在“脱钩”，但美国经济的低迷主要是因为投资下滑，其消费仍然增长较快。美国的投资下滑确实对中国经济影响不大，但是美国的消费和中国的出口，和中国的经济增长之间从来没有“脱钩”过。
“脱钩论”者津津乐道的，是东亚区域内的贸易联系比以往更加紧密，但是这并不说明东亚经济已经形成了一个互帮互助的“世外桃源”，而只是贸易的形式从过去的产业间贸易变成了目前的产业内贸易。越来越多的行业开始将生产的链条分开，放在不同的地区，以便得到规模经济和部分地区低要素成本的好处。然而，和“脱钩论”者想象的不一样，东亚经济在1997年金融危机之后，不仅没有在增加内需方面有显著改善，反而越来越依赖外需，东亚地区是在进行产业内贸易，但产品的真正需求在欧美市场，尤其在美国市场。东亚地区不断膨胀的外汇储备就是一个佐证。
为什么“脱钩论”是错误的？因为它违反了一个基本事实。在全球化时代，一国和全球经济的联系日益紧密，一方面我们通过国际贸易能够获得更多的收益，但另一方面，外部冲击通过贸易渠道和金融渠道给我们带来的风险也越来越大。我们不能既盼望从全球化中得到好处，又奢望能够在全球化的风险中独善其身。
“脱钩论”的危险在于，它将给我们一种错误的安全感。对于中国经济而言，我们需要保持警惕，防范美国经济下滑对中国出口以及中国经济前景可能带来的冲击。
一个值得忧虑的现象是：美国经济越来越多地靠消费支撑，消费占GDP的比例已经提高到72%。过去几年美国消费的增长，主要不是来自收入的增加，而是财富的增加。美国的就业状况始终没有好转，包括白领和蓝领工人的工资都没有显著提高，美国居民过去几年的消费增长，主要来自于低利率政策刺激了住房和汽车等靠抵押贷款的消费。与此同时，过去几年中国的贸易顺差急剧提高，2005年以来，即使是人民币的持续升值也没有减缓贸易顺差的增长速度。结果是净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逐渐提高，大约有1/3的经济增长是靠净出口拉动的。
如果消费对美国经济的重要性提高了，净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也提高了，那么一旦次贷危机进一步恶化，就很有可能引起美国的消费下滑，消费下滑很可能导致美国经济进入较为严重的衰退，美国经济“硬着陆”的概率会更大。这样，中国经济受到的负面影响不是更小，而应该是更大。
当然，2008年全球经济的走势仍然需要进一步观察。如果美国和欧洲各国政府的干预政策生效，次贷危机带来的损失会被逐步消化，金融市场上的恐慌心理逐渐平息，全球经济也可能只是经历程度较小的增长放缓。
2007年年底，中国已经积累了高达1.5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在防范潜在的金融危机方面具有相当的承受力。中国的财政状况也非常健康，财政收入不断提高，即使出现了出口滑坡、增长停滞，通过扩大财政支出，加大对公共产品的投资、刺激国内消费，仍然可以维持较快的经济增长。
但“脱钩论”给了我们错误的安全感，如果我们承认中国是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之一，那么我们同样需要警惕，当全球经济走势出现逆转时，中国也会是最可能的受害者之一。这就是全球化时代的现实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