鞋工哥哥
这些年，我频繁往返于东莞、广州之间，辗转于广州石井、红星、厦矛、江高，寻觅在工业区的鞋厂小作坊上班的哥哥。寻觅，是为了释放一种淤积的情绪。哥哥工厂订单锐减，一连放一个星期假时，他就会来东莞看我，但这样的情况很少，他每个月月底出粮时工厂才会放一天假休息。这一天，他把所有的时间都放在了睡觉上。
端午节。正值下班高峰，五点钟从东莞出发，到广州火车站时已近八点，透过车窗，能看见火车站熙熙攘攘的人群，扛着蛇皮袋的农民工，提着公文包的公司白领，焦急等待的寻亲者，浓妆艳抹穿着暴露的妓女站在夜灯下，与迷离的灯光融为一体。火车站上方高悬着一只巨大的时钟，一丝不苟旁若无人地按着自己固有的轨迹行走着，映衬着行人匆匆的脚步和慌张的情绪。“嘀嗒嘀嗒”，深听下去，像是安装了一个即将引爆的定时炸弹。时钟是时光穿在脚上的鞋，它以这样一种声音暗示着远方有可能出现的危险或喜悦。
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个弥漫着自己独特气息的时钟，暗夜深处，我们静下心来，拨动依附于心尖的时钟的发条，细听它发出的嘀嗒声。
大巴开进省汽车站时已近八点半，我快速下车，匆匆走上对面天桥的站台，候车的队伍早已排成一条长龙，我排在队伍的最后面，随着拥挤的人群缓缓前移着。529大巴车装满人走了，适才缓缓移动的队伍顿时停滞下来。身旁的人陷落在焦急虚无的心情里东张西望着。半倚着栏杆，昏黄的灯光下，我忽然看见墙缝里一只蚂蚁正驮着一粒白米饭缓缓前行。俯仰之间，我们跟蚂蚁有着相似的命运，匍匐在地，紧贴着大地行走。
到终点站，时间恰好是十点。还坐在摩的上时，就隐隐约约看见工业区附近的站台上蹲着一个熟悉的身影。摩的师傅刚停下，那个熟悉的身影立刻就站了起来。“林林！林林！”哥边喊边一路小跑着过来，而后迅速从口袋里掏出紧握在手的五块钱，递给摩的师傅。几月未见，哥似乎又瘦了一圈。昏黄的灯光下，我看见他颧骨突出的脸，痩长的胳膊像一枚针刺疼我的心。
沿着马路往前走，在昏黄灯光的映照下，往右转，是哥哥租住的出租房。楼梯间的灯坏了，借着手机微弱的光线，能看见灰蒙蒙的蜘蛛网悬挂于楼顶之上，似乎在静静地等候着下一个闯入的猎物。楼道里显得阴暗潮湿，隐隐约约，仿佛能听到水滴落在桶子里，发出的清脆而又沉闷的响声。“滴嗒，滴嗒”，循环往复，像是一种意味深长的暗示。
出租屋逼仄无比，十几平方米的屋子里摆放着一张床，一台从旧货市场淘来的电视——播放时冒着滋滋的雪花点，门对面放着拉链式衣柜，锈迹斑斑的电风扇，还有半桶残留的桶装水。与床一墙之隔的是窄小的卫生间，卫生间正对面是一块不足两平方米的地方，这就是厨房。出租屋是流浪者的寄居地，人们把瘦弱的肉身暂时安放于此，灵魂却始终在路上。我们出售着属于自己的时间，换取微薄的薪水。
不到一平方米的小桌子上摆满了菜，苦瓜炒肉，辣椒炒蛋，还有小白菜，哥一边和我说话，一边把煲好的玉米排骨汤端了出来。他早早地把饭做好了。小桌子上放不下，哥就把汤放在地上。他给我盛了一碗又一碗汤，叫我多吃点，在他眼里，我仿佛一直是个孩子。
吃完饭已是深夜十一点，月光如水般泻进屋内，给人一股清凉之感。酷暑时节，狭小的出租屋像一个蒸笼，我们躺在床上，很快席子上就留下两个人形的汗印。灯光下，哥光着背，他的模样清晰地呈现在我面前，从突出的颧骨往下看，是清晰可见的根根肋骨。我内心顿时感到一种莫名的疼，一躺下，那丝疼就蚂蚁般撕咬着我。落地电风扇马不停蹄地旋转着，屋内依旧闷热无比。凌晨一点钟，我们把席子搬到紧靠窗户的地上，零星的一丝夜风从窗户吹过来，我们才感到一丝凉意。
夜渐渐深了，耳畔响起哥哥均匀的鼾声。我想起年幼时，同样是酷热的夏夜，我们一起躺在自家院落的竹席上，在清凉夜风的吹拂下，在夜虫婉转的鸣叫里，缓缓进入梦乡。几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同样一起躺在竹席上，却是身在异乡逼仄的出租房里。
在广州石井，大大小小的鞋厂还有各式鞋作坊星罗棋布地密布在工业区的各个角落，走进去，便陷落在深深的鞋印里。
二〇〇四年的暑假，我第一次来到广州石井，在哥的介绍下进了一家鞋厂做暑期工。工位属于杂工的性质，负责剪面料、刷胶、搬运货物，每天工作十四个小时，长时间的工作下来，睡觉成了最大的诱惑，睡眠像一块巨大的磁铁时刻吸引着我。
哥在底部工位掹鞋子，弓着身子，敲鞋帮，拉好鞋面，这个不仅是技术活，还需要好的体力。鞋子分秋鞋、毛鞋、女鞋，各式各样，做一对鞋子能拿好几块。哥技术好，干活又快，一天下来算上加班能拿一百多块钱。那时的哥才二十出头，穿着白衬衫，脚着红皮鞋，梳着中分头，长得十分帅气，厂里的许多女孩子都很喜欢他。爱情脸蛋上弥漫着的那一抹红在生活的侵蚀下，逐渐变成一缕苍白。哥不想谈恋爱，一心想着挣钱贴补家用。母亲患重病那年，为了能多挣点钱，哥连续一个礼拜加班到很晚，中午也不休息，最后因劳累过度晕倒在车间里。许多年后的今天，母亲每每念及这一幕，眼底总闪烁着泪花。
生活是最好的魔术师，悄无声息，却又变幻莫测。十多年后的今天，当初帅气结实的哥变成了另一番模样，生活的重担压得他几乎喘不过气来。这十多年，他从广州的这个鞋厂辗转到那个鞋厂，从这个出租屋搬到那个出租屋，所幸原本形单影只的他有了人陪伴，家里也有了一个值得牵挂的孩子。在广州，哥行走在工厂和出租屋之间，日复一日，两点一线所扭成的绳索把一个人的青春绑得紧紧的。生活像一个无情的绑架者，用无形的绳索，明目张胆地带走每个人的时光。
每次想起哥，我脑海里就浮现出他在鞋厂车间挥汗如雨的身影。在广州石井的小鞋厂里，酷暑时节走进车间，像走进一个大蒸笼，刺鼻的胶水味弥漫在空气中。巨大的落地扇飞速旋转着，把燥热黏稠的空气一次次撕裂开来，从屋外渗透过来的热气又一次次地把稀释的空气变得黏稠。哥半弓着身子，左手紧握着鞋帮，右手捏着小铁钳，腰身随着每一次敲打弯曲起伏着。
我忽然又想起火车站一丝不苟行走的时钟以及潮湿阴暗的楼道里回荡着的耳边的滴嗒声。无数如我哥般日复一日加班到深夜的打工者们，他们剖开自己体内犬牙交错、精密无比的时钟，不断抒紧着前行的发条，以博取生活的一丝安全感。
侄女婷婷一出生就被检查出患有先天性心脏病，这与哥恶劣的工作环境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弥漫在车间的刺鼻的胶水气味是罪魁祸首，它们沿着人的肌肤渗透进来，随着人的血管循环往复。像一滴致命的墨汁，染遍了全身。它们潜伏着，张牙舞爪。我在网上拼命搜索鞋厂职业病的相关信息：长期接触胶水可导致造血功能降低，白细胞减少，严重者甚至会患白血病。这简短的一句话仿佛定时炸弹一般忽然让我感到莫名的恐慌。
这几年，为了治孩子的病，哥频繁往返于南昌与广州之间。那年六月，从南昌的省医院回到吉安市火车站巳是深夜，父亲、哥还有我三岁的侄女婷婷，他们一行三人在火车站附近的宾馆住了下来。哥下午要回广州，为了避免婷婷又哭又闹的场面，次日凌晨六点，满头白发的父亲抱着还在熟睡中的侄女去火车站附近坐回县城的大巴。看着父亲抱着孩子离开宾馆、行走在晨曦里的身影，哥心底空落落的。父亲抱着婷婷刚走出宾馆，婷婷突然就醒了，一个劲地问爸爸呢，爸爸去哪里了。父亲没吭声，加快了脚步。婷婷顿时哭了起来，使劲朝宾馆的方向挥着手，大声喊着：“爸爸，你快过来啊，你快过来。”一向坚强的哥，看着夜色中抽泣的孩子不停地朝他挥手，眼角顿时湿润起来。
我把大量有关鞋厂职业病的信息通过短信发给哥，在我的一再催促之下，哥去医院做了检查，所幸没什么大碍。只是医生说太瘦了，体质比较差，自身抵抗力不强。我催促哥早点换个工作：“难道你准备在鞋厂干一辈子吗？”面对我的反问，哥听了顿时陷入无边的沉默之中。他在鞋厂做了十多年，十多年以此谋生，突然放弃这份工作而换一个新的行业，无异于扔掉一根相伴多年的拐杖。背井离乡淘金的父辈们，他们趁着年轻时出来打工，在流水线上做着日复一日的工作，刚出来时的梦想在时间的沙漏里悄然而逝。许多年后，当在城市的罅隙里徘徊良久的他们回到家乡，才发现最美好的青春早巳散落在南方工业小镇的流水线上，换来的除了微薄的工资还有满身的病痛。那些病痛起初潜伏在他们身体一个隐蔽的角落，逮住时机后便张牙舞爪嗜血而出。
后来的一件事导火索般加剧了我心中的恐慌。中秋节前陪母亲去圩上买菜时碰见一个远房舅妈。远方舅妈跟母亲年纪差不多，却早已半头白发。母亲见了满是感慨，说：“几年没见，你怎么头发都白了？”母亲的话似乎一针见血。舅妈听了，嘴里发出一声沉重的叹息。在圩上的一个屋檐下，在人来人往穿梭的人流里，这个远方舅妈挎着菜篮子，红着眼圈，向母亲讲述着她们家这两三年的遭遇，她带着倾诉的口吻，似乎已经深陷泥潭。我站在旁边，默不吭声。一阵晨风吹来，吹乱了她鬓边的白发。在她血泪般的倾诉里，我又想起了此刻我远在广州鞋厂打工的哥，在充斥着刺鼻胶水味的车间里，哥哥弓着腰，右手紧捏着小铁锤，用力敲打着左手紧握的鞋帮。
在鞋厂工作了二十多年的远方舅舅刚把两个孩子供完大学，不料突然查出患有白血病。病因是长期接触含有苯的胶水，引起重度中毒。这个晴天霹雳让他们一家人陷入深不见底的悲伤之中。那天，舅舅上班时感到浑身无力，他以为是感冒了，咬牙坚持着，后来忽然晕倒在地。检查出白血病前，远房舅舅刚从一个做了一年多的鞋厂跳出来，而在这个鞋厂，他做了还不到半年。关于赔偿款，现在两个工厂玩起了踢皮球，相互推卸责任。为了治病，他们一家已欠下三十多万的外债。
看着远方舅妈渐行渐远的身影，母亲仿佛看到了一口深不见底的枯井，里面填满了悲伤，这股压力骤然间把他们推到了悬崖边上。母亲顿时陷入了深思之中。
像一块巨石砸入湖中，波澜四起，飞溅而起的水花溅到了母亲身上。母亲回到家，便扑向了电话，噼里啪啦在电话里说了一通。放下电话，整个人一阵恍惚，仿佛还沉陷在深深的思索当中。在母亲和我的不断劝说下，这年年底，哥终于辞掉了在鞋厂的工作。
春节过后，哥闲不住，就出来了。在东莞总站，他一脸灿烂地看着我，在春日暖阳的照射下，他脸上细密的汗珠清晰可见。哥给我带的二十个土鸡蛋，在一路的颠簸后，竟然都安好无损。鸡蛋下面压着一些土，轻轻触摸，仿佛能嗔到故乡的气息。
车窗外，阳光灿烂无比，我们欢快地聊着，像是回到了幼时无忧无虑的日子，显得很兴奋。深夜我们畅聊着未来，想着哥能在附近的工厂找个过得去的工作，周末聚在一起做饭，心底就暖烘烘的。
待了不到半个月，他脸上就有点焦急了。东莞正处于经济转型的阵痛期，加之又一波的金融危机袭击全球，许多工厂都不景气。面试了几家工厂，工作环境稍微好点，但月工资都在三千左右。在广州那些鞋厂上班时，平均下来每月能拿个六千。哥变得有些郁郁寡欢，下班回来，推开出租房门，就会看见他站在窗前抽着闷烟，瘦削的身影被那一抹斜阳拉得很长。
时间一点点流逝，每一分每一秒都变成了一种煎熬。家里嗷嗷待哺，嫂子在家带孩子，每个月要花费近两千。
一个晚上的辗转难眠之后，次日清晨醒来，哥忽然跟我说：“林林，我还是回广州吧。”我看着哥，一时竟无语凝噎，心底酸酸的。“干完今年，再存点钱就不干了。”哥假装轻松，笑着跟我说。
我帮哥提着行李，默默地跟在他身后。下午一点半的车。在车站拥挤的人群里，哥朝我挥手。我船起脚跟朝他张望，很快，他便消失在人群之中。
次日，哥哥就上班了。他回到了原先的那个工厂。转了一圈，一切似乎又回到了原点。生活像迷宫一般，我们在里面横冲直撞着，试图寻找属于自己的突围方向。结果往往是我们撞得头破血流，迷宫依旧静默地屹立在我们眼前。
泥工舅舅
原本荒草丛生的平地上矗立起一栋初具规模的房子，建筑工人马不停蹄地忙碌着，炽热的阳光烘烤着大地，蜿蜒的马路像一条被滚烫的开水烫伤的蛇，此刻正冒着缕缕白色的热气。在建筑工人每一滴汗珠的浇灌下，荒草丛生的废墟上慢慢地盛开出一朵朵漂亮的花来。时光可以让绝大多数建筑如花一般凋谢——轰然一声，坍塌在地，成为一片废墟。建筑工的出现，像花粉的传递者，又让每一栋建筑慢慢绽放，拥有花一般盛放和凋谢的周期。从远处看，攀爬在脚手架上的建筑工，像夜幕时分暂时栖落的鸟儿，隐约只看到缭乱的黑点。是的，建筑工像鸟儿一般，传递着花粉。
夜幕降临，喧嚣嘈杂的工地在晚风中安静下来。舅舅从十几米高的脚手架上下来，已是黄昏。穿过那条车流穿梭的马路，一直往前走，再转两个弯，就看见了那个熟悉的河南馒头小店。开店的是一对中年夫妻，河南商丘的。馒头五毛钱一个，个儿大，分量足。卖馒头之余，夫妻俩还连带着卖粥。舅舅买了五个馒头，外加一块钱的粥，粥的分量也很足。舅舅把粥倒入随身携带的瓷碗里，付了钱，他又转身去对面的凉菜铺买了三块钱的凉菜。过马路时，他一直用衣袖护着手里装满粥的瓷碗。马路上灰尘多，一辆车疾驰而过，匍匐在地的尘埃便激荡而起，在半空中飘荡着，孤魂野鬼一般。酷爱文学的舅舅说，他就像这半空中悬浮的尘埃一般，随风四处飘荡着。
穿过马路，他去了附近的公园。公园比较小，正是下班时分，人迹稀少。像是怕被别人发现自己的窘状，他一直往公园深处走去，在一个僻静的地方坐了下来。几个仰头，他就把那一碗粥一饮而尽，喉咙上下吞咽，腹中响起咕噜声，那丝饥饿感仿佛消减了大半。就着凉菜，他狼吞虎咽地把那五个大馒头一扫而光。
工地附近有一条溪流。暴雨骤至时，他们几个去河里捞鱼。鱼随着激荡的流水慌不择路地涌上岸边，他们挽起袖管，聚精会神地盯着水面，一切恍若如昨，像是回到了故乡。他们架起锅，把内脏拾掇干净的鱼扔进锅里，洒上葱花和几把盐，放上一把酸菜，原本死气沉沉的屋内顿时活跃起来。他们喝着内酒，屋内不时传来吆喝声，映着屋外黄昏时分淅淅沥沥的雨。
舅舅一直在城市里盖房子，居无定所，从这个工地棚辗转到那个工地的木板房。我想起蜗牛，一出生便有一座属于自己的城堡，当它感到疲惫忧伤时，便可以暂时蜷缩在完美的螺旋窝里——这里可以遮风挡雨。这让我想起东莞诗人祝成明那首关于《蜗牛》的诗：“即使是最贫穷的蜗牛/也有一套属于自己的公寓/尽管小了一点，但质量可靠/螺旋形向上的建筑藏着一颗谦卑的心/灰褐色的外墙足够坚硬/可以抵挡/风雨、噪音和打击/曲径通幽的居室还算温馨/藏着柔软的身体和日常生活。”
他经常在电话里跟我讲起家里的那栋老屋，说起屋里住着的孩子和女人。“屋里又淋雨了。”舅妈在电话里唠叨着。屋子是祖辈传下来的老屋，破旧却沾染着时光的气息，那是祖上的血脉。放下电话，舅舅仿佛听见雨水透过瓦片的缝隙掉落在脸盆里发出的嘀嗒声。我想起年幼时去舅舅家玩，深夜从一股凉意中惊醒过来，一摸身子，才发现雨水早就从天花板掉落在脸上。屋外雷雨交加，骤然下起暴雨。舅舅舅妈忙着把脸盆放置在漏水的地方，天花板中央被突如其来的暴雨染湿了，雨珠一滴滴落下，连成一道湿淋淋的线条。我和三岁的表弟蜷缩着躺在床上，在嘀嗒的雨声里缓缓人睡，响声绵延不绝，回荡在耳边，化成记忆里一幅充满象征意味的生存图卷。
闲暇时，舅舅喜欢邀上年轻的丁友去熟悉而又陌生的小区转悠。他兴致勃勃，像是去探访一位亲人。驻足观望，看着眼前的这一切，曾经这里还是一片废墟，荒草萋萋，现在却弥漫着家的温馨，万盏灯火在眼前闪烁着，孩子们嬉戏的声音在耳边回荡。舅舅下意识地往小区门口走去，想一探里面的风光。门卫室里的保安看着他穿着沾满灰尘的工服，立刻一脸警觉地盯着他，呵斥道：“你干吗？！”他的脚步立刻缩了回来。
舅舅属于大工，砌墙、抹灰、贴瓷砖等活计，他几乎样样都会。酷暑时节，溽热的南方，他戴着安全帽，半蹲在几十米高的脚手架上抹墙，挥汗如雨。有时喘息的片刻，偷偷往下张望，心底不免升腾起一丝细小的恐慌。那个午后，像铁一样恪印在心底。
那个阳光发白的午后，同乡凯子一个趔趄，脚下一滑，像一只被猎杀的鸟儿般，从高处坠落下来，重重地摔在地上，发出沉闷的响声。落地不远的地方是竖插在泥沙里的钢筋，锈迹斑斑。经过一番抢救，凯子从死亡线上挣扎过来。重新回到凯子坠落的地方，依旧能看到一摊模糊的血迹粘贴在水泥板上，仿佛已经融人大地深处。许多工友回想着同乡摔到竖插于泥沙中的钢筋上的场景。他们端着饭碗边说边微微闭上眼睛，紧握筷子的右手微微颤抖着，头皮一阵发麻。再次睁开双眸时，仿佛看见一个人倒插在锈迹斑斑的钢筋上，鲜血直流。现在，同乡在一个亲戚的介绍下，在一个家具厂做保安。
这十多年前的一幕幕场景，在舅舅循环往复的叙述里，逐渐在我的脑海里驻扎下来，仿佛我自己的记忆一般。记忆是时光的灰烬，我们擦亮火柴，一遍遍把它点燃，以求抵达岁月的深处，重新感受一番旧日的疼痛与温暖。
舅舅跟着乡党走南闯北，有时上个月还在炽热无比的岭南，下个月又转身到了寒风凛冽的黑龙江。十多年过去，泥工变成了一个香饽饽，工价水涨船高，达到三四百一天，月薪过万。一年下来，能挣个七八万。老板们开始正眼瞧他们。他第一次坐上了飞机，跟着一群工友，费用全部由老板报销。坐在紧靠窗户的座位上，看着窗外飘飞的云朵，想着一板之隔就是万里高空，他闭上了双眼，心底莫名感到一丝恐慌。
过年时舅舅向我们讲述着这些打工见闻，粗糙的脸上笑开了花：“再干几年，等他参加工作，我就可以退休了。”看着正在上大学的儿子，舅舅一脸期待地说。表弟正在上大学，像旧式农村赌博押宝一样，舅舅把所有的期望都寄托在了表弟身上。
二〇一二年夏天，炽热的午后，我被一阵急促的电话声惊醒，母亲忽然打电话过来，说：“你舅舅出大事了。”中午下班后，工地高楼上一块铁块从高空掉落在地，不偏不倚地砸在舅舅的左腿上，腿上的动脉血管顿时爆裂，鲜血一下子喷射而出。他眼前顿时天旋地转，世界仿佛坍塌了一般。命运之神突然露出浄狞的面孔，跟他开起了玩笑。工友们都暗暗替他捏一把汗，他们想着舅舅要是再往前走一步，后果将不堪设想。手术后醒来那一刻，他立马伸手去摸自己的腿。它们都还在。没有了腿，就没有了再次飞翔和栖息的支撑。在老家静养了两个月，他的脚还是落下了后遗症，走起路来，左腿微微有点跛。
工地赔了八万块钱。这飞来的横祸，让他顿悟生命的无常。出院后，回到老家，他便着急着手张罗盖房的事。舅舅用这八万块外加自己存折上的三四万积蓄建起了一栋两层的新房。命运以这样一种黑白颠倒的方式让他圆了自己多年的新房梦。他蹲下，不停抚摸着自己的腿，像是抚摸到了半生的苍凉。
静养完毕，舅舅提着木箱子一脸焦虑地南下广东。终于，他又重新回到了工地上。他挤在人群里，随着拥挤的人流涌入火车，深夜蜷缩在火车的一隅，艰难入睡。那块高空坠落的铁块像一片巨大的阴影笼罩在舅舅的心头，他努力抬头，寻找星空的那一缕光亮。
他挣扎着又回到了原点，那是他渴望的人生起跑线。人生是一条有始有终的短线，我们穷尽一生的力量，以它为半径，试图画出属于自己的完美圆圈。
码字工
二〇〇九年年底，我深陷在疾病的漩涡里，一脸颓废。母亲在镇上的鞋厂小作坊上班，月薪八百。她低着头，空气里弥漫着浓重的胶水味。八百块钱工资，大半都花在了给我买药上。我经常独自蹲在门前的那块空地上，望着天空纷飞的云朵，默默发呆。母亲常在身后看着我，蹙着眉，一脸担心的神情。当我转过身时，她又灿烂地笑了。晨风里，看着母亲微瘸着腿走在乡村那条泥泞的小路上，风吹乱了她的鬓发。我站在窗前，望着母亲，心底像被针扎了一般，直感到阵阵隐痛。我深知，是母亲鬓边的那丝白发刺疼了我。
几天后，我从一个朋友那里借来四百块钱，装上了网线，重新拾起落满灰尘的电脑，把自己关在屋子里，鼓捣起文字来。两个月后，隔三岔五会有一些小稿费单寄过来，镇上邮局的人隔三岔五打电话到家里，叫我去拿汇款单。稿费不多，每张都是七八十块钱，一次能拿个三四张，钱虽少，但母亲每次总是开心地去取，像一个快乐的孩子。
春节后，春寒料峭的三月，空气里裹着丝丝寒意。我拖着虚弱的身子，提着行李，坐上了去东莞的大巴车。窗外下着暴雨，一道闪电劈开黑漆漆的夜空，我躺在温暖的被窝里，挣扎了许久才从床上爬起来。暴雨之后，雨水渐渐小了起来。母亲撑着雨伞一路把我送到小镇的马路上。雨水模糊了窗玻璃，透过窗户，我隐约看见车窗外的母亲在朝我挥手。汽车在雨水中穿行起来，我紧贴着车窗往车后张望，母亲的身影早已模糊在雨水中。
一阵隐痛从肋间传来，像是一次又一次的突袭，让我陷入无边的恐慌中。草木皆兵，在疾病所带来的疼痛里，我似乎不堪一击。
到东莞后，我在人才市场附近的八元店里躺了下来。我蜷缩着自己瘦弱的身躯，小心翼翼地把它安放在铁架床上。一躺下，脑海里就浮现出母亲的身影，我掏出手机，想打一个电话回去，犹豫了很久，还是挂了。暗夜深处，屋外灯火辉煌，远处的大排档里不时传来喝酒的人划拳吆喝的声音。我紧贴在铁架床上，抵御着肋间不时向我袭来的疼痛。我几乎匍匐在床，直至冒出丝丝虚汗，那股冲锋陷阵般攻城略地的疼痛才稍稍有所喘息。我小心翼翼地呵护着自己的身体，像怀抱着一只出现丝丝裂缝的花瓶，担心一个趔趄摔倒在地，耳边就会响起破碎的声音。抱着简历，在人才市场随着拥挤的人流步履维艰，闭目透风的空间里，刺鼻的汗味几乎令人窒息。三天后，厚街一家鞋厂录用了我。鞋厂弥漫着浓重的胶水味，身处其间，我感到头晕。不到一周，我就出来了。烈日下，我背着新买的水桶、席子，还有床单，出了厂门，而后在厂门口守候着。从下午一点半开始，一直到快五点时，才领到那不到一周的工资。九百八十五块钱，我紧握在手，像紧握着一根救命稻草。夕阳西斜，黄昏是那么美。我背着席子提着水桶，迎着落日，辗转之下，去了寮步。
多年未见的好友俊锋在寮步。从3路公交车上下来，俊锋冲上来紧紧地抱住我，像是找到失散多年的亲人一般。早上工厂的铃声响起时，俊锋去上班，我拿着简历去面试。中午回来时在快餐店吃完饭，便在工厂附近的公园午休。公园很小，却五脏倶全。我躺在亭子里的石凳上，在蝉鸣声中缓缓入睡，睡梦中感觉有人在掏我裤兜，我惊醒过来，紧捂住裤兜，才发现是虚惊一场。面试回来已近黄昏，我一脸疲惫地蹲在厂门口不远的石凳上，等俊峰下班。下班的铃声响起，趁着工厂保安休息的片刻，在俊锋的掩护下，溜进他的宿舍。我躺在俊锋的床上，满脸疲惫和忧伤。楼道里寂静无声，我想着就这么安静地躺下去该多好，像躺在母亲温暖的怀抱里。狭小的宿舍住着五个人，一个陕西的，一个山西的，两个湖南的，还有一个是河南的。河南的那个是一九八八年的，俊锋宿舍的都叫他阿辉，人忠厚活泼，比较健谈，更重要的是比较吃苦耐劳。住在俊锋宿舍的那段时间，阿辉每天都是早出晚归，每天六点多就起来了，晚上一直到十二点才回来。跟俊锋打听，才得知在工作之余，中专毕业的他坚持自考大专和本科学历。看着生龙活虎身强体健的阿辉，反观自身痩弱的身躯，心中总是颇多感慨。
一周后，附近的一家工厂录用了我。面试时，策划总监拿着我写的稿子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原来他也是文学爱好者。参加面试的总共六个人，最后留下了我和另外一个本地的女孩。我对此心存感激。一个月后，策划总监却突然找我谈话，说想裁掉一个策划，因为那个女孩是本地人，比较稳定，所以考虑把她留下。原来我只是一个备胎。我笑着点头说好。走出办公室的那一刹那，阳光突然落进我的眼底，一阵刺眼。次日下午，我拿着那三千八百五十块钱工资，离开了工厂。站在车水马龙的马路上，看着左右穿梭的车流，我直感到一阵恍惚。
此刻的岭南，那股夏季的炽热变得蠢蠢欲动起来，风裹挟着丝丝热意四处游窜，像一条蛇吞吐着热气腾腾的信子。我拖着大病初愈的身体，捏着几份简历，在南方工业小镇辗转流离。身体内部不时传来的疼痛让我陷入一股巨大的焦虑和恐慌之中。它像是一颗定时炸弹，潜伏在我身体里，伺机而出。
在因进退两难而蔓延出的悲伤和绝望的境地里，我准备孤掷一注。我在潮湿昏暗的出租屋里连上了网线，开始整日趴在电脑前写字。俊锋送过来一个半旧的电饭锅，我把一日三餐都放在了里面。早上起来，我把饭煮好后，舀出来放进大碗里，而后继续用电饭锅煲汤。十块钱的排骨汤就是我中午和晚上的菜。
那个日子始终烙印在我脑海深处。半个月后，正是五一假期的第二天上午，一阵尖锐的电话声把我从睡梦中惊醒，俊锋突然打来电话，语气慌乱地说：“阿辉死了，死在宿舍里了。”电话里的俊锋带着惊慌和不知所措。我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打开宿舍门的那一刻，呈现在人们眼前的是一张面目狰狞的脸，原本善良本分的阿辉此刻嘴巴大张着，十指已变得僵硬。墙壁上留着鲜明的指痕，暗示着他生命里的最后挣扎。尸检结果是因心肌梗塞而死。几日后，阿辉瘦弱的弟弟带着几个上了年纪的亲戚过来处理后事，他们准备好了横幅，想像电视新闻中那样在厂门口大闹一场。有时候，生活像一个瞥脚的整容师，它让你积聚在脑海里的想法变得面目全非。最终，厂里老板赔了一万多块钱，工厂员工捐了八千，总共还不到两万。
一整天，我静静地呆坐着，阿辉的死像一块巨石砸入我的心湖，惊起阵阵波澜。掀起衣角，抚摸着肋间根根凸显的肋骨，沿着骨头的纹路，我心底忽然涌起一股宿命般的悲伤。
在手掌间密集的荒凉里，我把自己沉潜到生活的底层，流放于每个文字之间。整个屋子里只听见噼里啪啦敲击键盘的声音，这种声音只能持续一两个小时。当我离开电脑，静静地凝视着落满灰尘的屋顶，巨大的恐慌便潮水般向我袭来。邮政储蓄里仅剩的一千多块钱，决定着我还能坚持多久。
出租屋窗户正对面是一家工厂的食堂，每到饭点，原本寂静的食堂就变得热闹起来。我站在窗前，透过窗的缝隙看着不远处嬉戏打闹的他们，心底生出一丝羡慕。时常，有几个穿着工装的女孩一脸好奇地看着我，像是在盯着一只长期蜷缩在洞穴里的怪物。我深陷在无边的恐慌里。手机铃声突然尖锐地响起来，母亲打来电话，问我，身体还好吗？我说一切都好。放下电话，眼泪却不争气地掉了下来。抹干眼角的泪，紧握拳头，又趴在电脑前，霹雳啪啦断断续续地写起来。这种持续的声音缓解着我内心的恐慌和忧伤。
像囚禁在笼子的困兽一般，白天我悄无声息地躲在出租屋里。晚上，我跑到工业区一个空旷的烂尾楼里，冲着寂静的夜空大声嘶喊咆哮着，那种积聚在心的压抑感在一声又一声的呐喊里释放出来。在这一声声嘶喊里，我仿佛听到了自己对命运的呐喊。
三个月后的一个异常闷热的晚上，我拖着虚弱的身子在附近中学的操场上拼命地奔跑着，直至筋疲力尽、浑身湿透地躺在草坪上。如水的月光倾泻而下，落在我身上，我仰望苍穹之巅的月亮，月亮里暗灰苍凉的环形山忽然让我想起巳经走进泥土深处的祖父。
孤独与压抑感迅速蔓延开来，几乎要把我吞噬埋葬。暗夜深处，我一边收拾着行李，一边在内心深处歇斯底里地呐喊着。深夜，喧嚣的都市陷人一片死寂之中。霓虹灯下，沾满灰尘的纸片在一阵疾驰的风里飘到半空，转瞬又无声地飘落在地。我想起我如这纸张一般的命运，单薄、颠簸，在日复一日的辗转流离之中，走向病痛、衰老、死亡。
次日，我带着这三个月给别人做枪手挣来的一万一千两百块钱，背着行李，踏上了去广州的大巴。因为哥的存在，广州在我心底时刻弥漫着一股浓浓的温暖。
木工父亲
我从睡梦中惊醒，月光早已绽放成一朵洁白的花。深夜，父亲咳嗽着，一声接着一声。在一声声咳嗽里，我想起了父亲的点点滴滴。
转眼间，以木工为生的父亲在外漂泊了二十多年，二十多年分分秒秒流逝的时光，化成了父亲鬓边的丝丝白发。二十多年过去，父亲手中的木质工具箱却从没有换过。蹲在木质工具箱前，轻轻触摸着，像是触摸到了岁月的温度，温润而又苍凉。一缕残辉透过窗格子斜射进来，落在箱子上，让人恍惚看到时光那金黄的色泽。双手微微用力压在箱子上，恍惚间仿佛听到“嘎吱，嘎吱”破碎的声音，一如父亲走向年迈，骨头深处发出的细微的破碎声，“嘎吱，嘎吱”，苍凉而又悠远，久久地回荡在耳边。
在我六岁那年，父亲第一次外出打工。彼时，第一次打工潮潮水般袭来，父亲没多想就出去了。那个细雨朦胧的清晨，我还在梦中，母亲就起床为父亲准备早餐。父亲临走时进屋子摸了摸我的头，意味深长地笑了笑就走了。我躲在温暖的被窝里，听见村里稀稀落落的犬吠声，还有父亲渐行渐远的脚步声。
母亲送完父亲回来时，眼角挂着一滴眼泪。
六岁以前，在我那模糊而残缺的记忆里，满是父亲的影子。父亲从别人手里接了活，去县城买完材料回来，就没日没夜地忙个不停。深夜从睡梦中醒来，我总能听见锯子发出的吱吱声。
父亲外出打工的日子，总给我们带来好消息。父亲嘱咐我们哥俩好好读书，还说等他暑假回来就给我们带康师傅方便面吃。入冬时分，父亲就说给我们带博士登跑鞋穿。博士登跑鞋？幼时的我们还不知道是什么鞋。父亲在电话里笑着说：“这种鞋可好了，穿在脚上还会闪闪发光。”我们就这样盼着，像盼过年似的。时常，我会在梦里梦见父亲，梦见父亲带着一箱方便面回来了，手里还提着两双崭新的鞋。
一九九六年那个飘雪的除夕，我和哥缩在被子里等着父亲的方便面吃，等着穿在脚上会闪闪发光的博士登跑鞋。可十二点过去了，门外开始响起噼里啪啦迎新春的鞭炮声，依然不见父亲的身影。我不停地问不时朝门口张望的母亲，我问母亲，爹怎么还不回呢，他不是说今年一定会回来吗？
母亲抚摸着我的头，依旧不时地朝门口张望着。
次日醒来，我却惊喜地发现床脚摆着两双崭新的博士登跑鞋，不远处还放着一箱康师傅方便面。我抬头望了望一旁，看见父亲正鼾睡着，一脸疲惫。
父亲每次从外面归来，总要给我们讲他在外面的经历。父亲给我们讲大海，讲北京天安门，讲深圳的航空母舰，讲福建的鼓浪岛屿，望着听得津津有味的我们，父亲总是讲得眉飞色舞。
父亲说他在外面每天早餐都有肉包子吃，五毛钱一个，有一个碗那么大，咬一口就满是油水。父亲说得我们哥俩直流口水，父亲说这个时就冲着母亲笑。幼时的我不知道父亲说的是真是假，父亲在外面的事只有母亲最清楚。父亲说他这回回家坐的是两百块钱的卧铺，不用担心睡过头，到站时服务员会把他叫醒。父亲说他一觉睡到终点站，真舒服。
初二那年，父亲过完春节就扛着他那个工具箱出去了。几天之后，父亲却又出现在我们面前。望着突然出现在家门口的父亲，母亲很快就意识到了什么。父亲望着母亲笑着说：“坐到一辆黑车，幸好你在我皮袄上缝的那个口袋里的钱他们没发现，不然还不知道怎么回来呢。”晚上，透过门的缝隙，我看见母亲正往父亲身上涂跌打损伤的药水。几之后，父亲又扛着他那工具箱出去了。
就这样，在父亲的走南闯北中，我逐渐成长起来。
大学毕业那年，工作稳定之后，中秋节我去看望了父亲。那年父亲在广州。从火车上下来，已是晚上七点。广州是繁华的，街道两旁灯光闪烁，汽车风一样来回穿梭着。坐地铁出来，离父亲工作的地方就很近了。
当我告诉父亲快到他那时，电话那边父亲的语气里露出一丝惊讶——来之前我没告诉父亲，我想给他一个惊喜。
父亲带我去了个小饭馆吃饭。“我是东道主，得好好款待你。”父亲一脸幽默地对我说。父亲叫了六瓶啤酒，他知道我喜欢喝啤酒。父亲喝了一瓶就喝不下了，我记得父亲年轻时能喝下八两白酒。
吃饭间，我不时注意着父亲碗里的饭。几分钟后，当父亲准备起身时，我赶紧把他手中的碗抢了过来。
我说：“爸，我帮你去盛吧。”父亲望了我一眼，说：“好。”
我想，不善言辞的我，只能以这种方式去表达心中的温暖与疼痛。
饭后，父亲带我去了个大型专卖店。一进去，便顿觉凉爽。父亲说他下班没事时就在这里凉快一阵，看看电视。我看了父亲一眼。父亲好像意识到什么，说：“待的时间长，他们也不会说你什么。”
父亲和一帮老乡在一栋高档别墅里搞装修，几个年轻的保安守在别墅门前。进去前，父亲叮嘱我不要说话，尽量自然一点。
别墅有几十层，人站在下面，仿佛就失去了力量。十几分钟后，一束光线射过来，几个穿着制服的保安急速走过来。
“你是哪个部门的？”一个保安问父亲。“装修部的。”父亲有点忐忑地说。那个保安又指了指我，父亲赶紧说：“他也是。”“没事不要走来走去。”保安一脸严肃地说。父亲连忙像小孩一样点点头。
从别墅出来，我和父亲行走在大街上。父亲走在我前面，我在后面清晰地看见晚风吹乱了他的头发，连同那发丝中间耀眼的白。转身望着身旁的高楼大厦，我忽然感到莫名的伤感。
深南大道两旁是耸人云间的高楼大厦，沿着深南大道一直往前走，拐进一条小巷，走进一栋灰旧的老屋，就是父亲一直租住的地方。屋子有四个房间，里间放着三张铁架床。向门的这间很狭小，放着两张铁架床。厅比较大，放着八张铁架床。二手房东是同一个村的，花了四千多块钱把屋子租下，而后以每晚八块钱的租金租给父亲他们。
整个屋子里弥漫着浓浓的乡音，住在这里的都是同一个县的。铁架床锈迹斑斑，浓重的汗味挥洒在铁片上，使得锈迹斑斑的铁架床呈现出一种深黑色。父亲的那张铁架床紧挨着窗户，打开床帘，一台三页风扇悬挂在床底，此刻正飞速旋转着。父亲咧着嘴，笑着说：“到了晚上，窗户上风很大，睡起来很凉快。”那一晚，僵持了很久，父亲硬让我睡在他的床铺上。睡在他上铺的老乡回家了，父亲那一晚便睡在上面。临睡觉时，房东操着家乡话，对父亲说：“老周，今晚你儿子来，你睡上铺这八块钱就不收你的了。”父亲不时地点头说好，递给房东一根双喜烟，房东象征性接了过来。半个小时后，我去卫生间上厕所，看见父亲适才递给房东的那根烟被弃在地上。
次日清晨，父亲就早早地起来了。我看了下时间，正好是六点半，屋外一片寂静，夜的那抹漆黑还没完全散去，只是由浓而淡，愈渐稀薄，远处有一轮红日缓缓升腾而起。我紧跟在父亲身后，一夜的喧嚣之后，街道上一片狼藉。
父亲带着我在一家熟悉的小店喝粥，他让老板娘给我煎了一个鸡蛋，自己却只点了一碗粥和四个菜包。我把煎蛋分成两半，一半给了父亲。父亲嚷着说他不喜欢吃，最后还是硬塞给了我。
微凉的清晨里，我站在站台上看着父亲匆匆上了公交车，来不及跟我挥手，公交车便疾驰而去。我蹲坐在站台上，父亲痩削的身影，还有那半头白发，久久地在我脑海里回荡着，挥之不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