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平
我的父亲出生在大兴安岭东麓一个鄂温克人聚居的小山村，自幼就和鄂温克人朝夕相处，学了一口流利的鄂温克话，也学会了山里人的生存之道。骑马、打猎、放木排、拣木耳、扎猛子抓鱼、熟皮子这些山林里的活计到啥时候也难不住他。直到大病不起，他还开玩笑说，我这条命是野猪剩下不要的，又多活了四十年已经是偏得了。
父亲后来成为当年亚洲最大肉类联合加工厂的厂长。
在我的童年里，每一年的初冬都有这样的一个黄昏。工厂大门外面的马路上突然烟尘滚滚，几万只羊像从西边天上飘落的云朵一样，突然地出现了。厂区立时欢腾起来，空气里越发看不到细致的景物了，只听到羊们“咩啊、咩啊”的叫声和牧人“啪儿、啪儿”的鞭子声。“赶运的回来了！赶运的回来了……”随着大人孩子的大呼小叫，我和一群小伙伴冲出家门，像小狍子一般飞快地奔向厂子门口的大马路。赶运就是由厂子里挑出来的好骑手组成一个团队，利用十天半个月的时间，把数十万只羊从几百里外的锡林郭勒草原赶到********。路途的艰辛，那些羊倒不在乎，反正是在大草原上，走到哪儿吃到哪儿。赶运的人可就辛苦了，不仅要保羊的头数不短，还要保这些羊不掉膘。风餐露宿不说，白天要规矩着羊群尽快赶路，并寻找有水草的地方让羊群觅食喝水，晚上要下夜和每每偷袭羊群的狼群搏斗。那个年代的领导是以和工人同甘共苦为荣的，作为厂长，父亲在年年的赶运大会战中一马当先。
所有孩子都瞪大了眼睛，还是找不到他们的爸爸。因为马背上的牧人个个身穿白茬皮袄，头戴狐狸皮帽子，脸上身上布满厚厚的灰尘和白霜，根本看不出原来的模样。但是我却能在夕阳勾勒成的牧人剪影中第一个找到爸爸，因为爸爸的肩上总是斜挎着那支漂亮的猎枪。每一次赶运，爸爸的猎枪都功劳卓著。赶运经过的林缘草原和干旱草原，是野狼掠食的地盘。狼的凶残体现在它们袭击羊群的方式上：咬死一地，叼走一只，很祸害人。现在有些文学作品，过于拟人化地把狼的聪明仁义渲染到了大而无当的程度。事实上在草原，狼就是羊的天敌，就是人的威胁，因为狼也是以食为天的，只要肚子不饱，绝不会像迎宾小姐似地给人类让开一条大道。现在因为狼的锐减导致生物链失衡，有一天野生动物过剩那也是一种失衡。我认为，今天我们放下猎枪和有一天再拿起猎枪，都不能简单地被认为是开明或者愚昧。什么叫可持续发展，就是不断地和自然调谐平衡。
父亲没有告诉过我他一生打死过多少只狼，但是我知道父亲曾经收集了一小口袋大约几十个狼的“嘎拉哈”（蒙语音译。后腿膝盖骨），后来都送给院子里的小孩子玩了。现在听说狼“嘎拉哈”可以辟邪，已经卖到将近一千元一个，有人开始去蒙古国贩运了。瞧我们这个不可理喻的物质时代啊！
虽然那支猎枪已经被草黄色的枪套包裹得严严实实，但是它在爸爸肩上随着马蹄的节奏上下摆动着，依然十分抢眼，更有一种摄人魂魄的力量。爸爸听到我的呼唤，就用一只有劲的大手把我从地上一捞，托上了马背。我伸出双手暖了爸爸粗糙又冰冷的脸庞，再为他掸落掉帽耳上厚厚的霜花，无比骄傲地冲着还站在尘烟里寻找爸爸的小伙伴们大喊：“我爸回来了！我爸回来了！”
那是一种何等波澜壮阔的生活啊，我坐在爸爸的马鞍前，爸爸用他的白茬皮袄裹着我，他腰上的子弹袋里的子弹壳热热地硌着我。一望无际的羊群，就在我的脚下。头羊在爸爸的马后面乖乖地跟着，马踱步缓行，羊群和阳光、烟尘和飞雪像波涛一样簇拥着爸爸和我，就像臣民簇拥着国王和公主一样。大鼓如雷，铜钹如磬，广播喇叭里的“蓝蓝的天上白云飘……”还有厂子大门上的鲜红标语——“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统统搅在一起，成为工厂的白夜。
厂子的羊圈好大好大，可是赶运回来的羊还是太多，一直到第二天的早上，还有一大片一大片的羊在排队进圈。爸爸的工厂每天要打（“打”包含屠宰和加工两重意思，这是厂子里的行话）上万只羊和几千头牛，就像一个巨大的传送带，把活生生的牲畜送进车间，再把一箱箱鲜肉和肉罐头传到开往阿拉伯诸国和前苏联的冷藏列车里。隆冬时节是生产的旺季，多雪的********到处都是天然大冷库。当厂区的道路和空地铺上米黄色的芦苇席子，一个壮观的行为艺术便开始了——身穿白色工作服的工人们肩扛着冻得硬邦邦的“羊个子”和“牛肉扇儿”，按着精心设计的几何规则，依次摆放，直至造成一座座红白丰腴的肉山。这时候爸爸也会出现在造山者的行列里，他的肩头上往往要比工人们多一个羊个子。其实不止是父亲，当时厂子里的各级干部，包括车间主任以及工会组长都是要参加生产劳动的，这是六十年代初的风气。
有肉便有狼。在肉山崛起的冬天，狼群蜂拥而至。记得到了晚上，宿舍区家家户户早早地关好门，一夜不敢关灯。我们如果不听话，外婆就会拎着耳朵把我们拽到面向南山的窗户前，闭了灯。不一会儿我们就会看到夜色里出现了一对对浮动的绿星星，那就是狼贪婪的眼睛。狼群近在咫尺，随时都可以爬上我们家的窗台。人们使用石灰在厂子长长的红砖围墙上画满白色的大圆圈，又拉过电灯一闪一闪地照着这些大白圈，用以吓唬不远处垂涎三尺的狼群。饥饿可以使一切生命铤而走险，虎视眈眈的狼群，慑于大白圈的恐吓，不敢接近肉山，转而袭击家属区的仓房和猪舍，甚至差点儿就叼走了一个下学的孩子。那一天是冬至，下午三点天就黑下来了。那是一个没有妈妈的孩子，贪恋在自来水房旁边的大冰坨子上玩耍，放学后没有直接回家，是一个挑水的工人用扁担打退了那只穷凶极恶的狼。
每逢冬天，厂子都要组织基干民兵下夜打狼，父亲便枪不离身地在厂里值班。夜里狼嚎此起彼伏，“狼来了”在我们的童年里可不是一句空话，往往在早晨我们会看见门外的桦树障子上挂满了狼的皮张。我还记得父亲和几个工人在一起剥狼皮的情景，几乎和现在蒙古老乡杀羊的程序完全一样。他们用尖细的小刀，从狼的肚皮上豁开，用刀尖一点点向两侧划开，剔掉腿皮，剥到尾骨附近，一个人两手攥住后腿皮，另一个人攥住狼的两个后腿，反向使劲一拉，刷的一声，一张完整干净的狼皮就剥下来了。那时候见到这样的事情没有什么血腥的感觉，就像见到一位主妇，削掉了一只冬瓜的表皮，又把瓜切开，剔除了瓜瓤，然后把瓜做成一碟普普通通的家常菜一样。人只要在狼群中生活，自然而然就是猎人了。
就这样一个在工作中与枪为伍的厂长，在不加班的星期日，还要远行几十里地，到山林里去打猎。父亲从不骑马，也不坐平日里使用的嘎斯六九吉普车，因为那是公物。他总是骑着我们家那台大永久加重自行车在凌晨出发，到深夜归来，大永久上驮着的猎物像个小山。我母亲和外婆不吃野物，家里收拾得一尘不染。父亲一进入工厂的宿舍区，就开始把车上的野鸭子、野兔子、狐狸和旱獭子随手送人。那时候厂里职工家家都不富裕，但是不缺肉吃，他们要这些猎物，是要毛皮到收购站卖钱，所以爸爸每次打猎归来都像圣诞老人那样受到追捧。尤其是那帮平日里淘得恨不能上房揭瓦的臭小子们，无论大人怎么召唤，就是不肯回家睡觉，直等着父亲打猎归来。他们常常在父亲的身边围成一团，山呼雀跃。有的人竟爬上父亲的自行车，把父亲除了水壶、帽子、水衩之外的所有随身物品穿戴在自己身上，一路招摇。到了“****”，这群孩子也不受当时大气候的影响，就在院子里跟着父亲这个已被“靠边站”了的走资派玩，父亲给他们每人用羊“哈拉巴”（蒙语音译。肩胛骨）做了个弹弓子，还在院子里用风匣烧火给这些孩子烤羊头吃。这个拥有千余职工的工厂，那时候居然出了九百五十多个保皇派，保的就是父亲这个厂长。
父亲是个百发百中的神枪手，而且对各种猎枪颇有研究。我没有记住他这支德国双筒猎枪的型号，但是我知道那是父亲经过一次次升级，用心爱之物从当时厂子里的苏联专家手里换来的。
我从小就懂得敬重猎枪。
星期六是我们家的节日。傍晚父母下班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我们姐弟三人从幼儿园接回家。晚饭后，父亲便叫我们拿出三个小板凳坐成一排，他自己则在洁净的地板上席地而坐，开始擦枪。我们在整个过程中不敢动手，不敢乱说话，只是托着下巴静静地观看。父亲摊开他那些神秘的家什和弹药箱，显得小心翼翼。他先是把枪的机匣折开（在这关节上，我们会听到一声具有弹性的音响，清脆而圆润，这是我们盼望了一个星期的那一刻！）当枪露出弹孔和保险机构，他便用一个蘸着机油的棉纱探子一遍遍地在两个枪筒里拉来拉去，拉几下就眯上一只眼睛借着灯光看一下。这个程序过于庄重还不断重复，几乎变成了一个仪式，以至于我们谁都说不清每次到底是几遍。
父亲擦枪用的是三块不同的抹布。第一块是半干的棉纱，用以擦去枪外面的灰尘；第二块是蘸着机油的棉纱，用以给枪上油防锈；第三块是一块麂皮，用于抛光。擦好的猎枪被父亲挂在一个俄罗斯式的实木雕花大衣架上，以超凡脱俗的气质，熠熠生辉。尤其枪中间闭锁块部位镍钢上的錾花叶纹，像被清澈的水给漂浮起来了似地清晰而灵动。父亲猎枪上的花纹就这样清晰地錾进我的童年里，让我一辈子都无法忘记。2008年的冬天，我去黑龙江省委******调阅东北军爱国将领苏炳文的档案，在泛黄的页卷中发现了一张当时苏将军珍藏的两支德国手枪的照片。天哪，我听见自己的心在怦怦跳，仿佛就要从胸腔里冲出来——其中一支手枪上的花纹，何其眼熟，那不就是父亲猎枪上的花纹吗！遗憾的是，他们不许拍照，我也不知道父亲猎枪的具体型号，这两个相同的图案之间的渊源关系无法考证。
接着，父亲会解开那又重又长的牛皮子弹带，取出一个个打空的铜弹壳，再打开一个四四方方的备品箱，箱子里有很多精致的隔断，以保证插进去的各种工具在颠簸中稳定不乱，不会损害。接着父亲使用一个五分硬币大的长柄小勺，往子弹壳里填弹药。要是我没有记错的话，先是填入黄色粉末状的弹药，再放入铅弹。铅弹有大有小，适用于不同的猎物。最后父亲还要用圆形的毡垫和弹壳的盖子把一颗颗子弹封好，一一插在子弹夹里。
这时候父亲的脸上呈现出心满意足的表情。弟弟因而有些胆大妄为起来，他讨好地伸出手，帮爸爸把工具箱里面已经安置得一丝不苟的各种小工具，再加上一点点力度，继而伸出一个指头试探着去抚摸那支完美无瑕的猎枪。父亲也不生气，只是赶紧地掏出麂皮，在弟弟摸过的枪身，轻轻摩挲一遍。说：“到时候，我打围带上你。”
父亲习惯将打猎称作打围。这两个词的意思显然有大小之分，后者更能使人想到古代威风凛凛的武士，前者就应该指父亲这样的业余猎手。父亲打到的大猎物是狼和狐狸以及狍子、黄羊子。他说自己曾经遇到过犴，想了想没有开枪，因为那头巨大的野兽是父亲使用的散弹一枪无法撂倒的。父亲一向不忍在受伤的猎物身上补枪。记得父亲打猎带回来过一只肩胛骨受伤的大雁，褐色的羽毛，红色的眼睛。它已经没有能力飞翔，但是对于人类的救治拒不配合。在我们家明亮的地板上，它扑腾着张开翅膀试图飞翔，失败，再扑腾，一遍又一遍，竭尽全力。那是一个永不放弃的生命，所见之人，无不心生敬意。我感觉父亲有点儿怀疑是淘气的弟弟挪动了他的子弹位置，使他在射击大雁的时候，使用了打飞龙和沙半鸡的细铅砂，不然这只大雁不会遭受苟延残喘的厄运。母亲用一个小镊子挑出了大雁肩胛骨中的一颗颗铅砂，救活了大雁。但是它已经不能展翅蓝天去追赶南飞的雁队了，沦落到与职工家属宿舍房前屋后的公鸡为伍，尝尽嗟来之食，在那一年的冬天悄然死去，留下的是一对半睁的红眼睛。
我想父亲使用“打围”替代“打猎”，一定是于无意识当中道出了自己作为一个猎人的理想，战虎豹斗熊罴，方显英雄本色。
在一个嘈杂而恐怖的夜晚，我和妹妹突然被吵醒。原来是那占全厂人数仅二十分之一的造反派们，开始了打砸抢和抄家。我们家当然是他们的第一个目标，他们要的就是父亲心爱的猎枪。
父亲的猎枪在造反派手里，历经了造反司令部、工宣队、军代表和革命委员会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四年时间，终于退回到了父亲的手中。父亲揭开枪套，当初上好的机油尚在，轻轻地用麂皮一擦，那枪簇新依旧，像是进了一回仓库，毫发无损，所有的配品一件不少。
后来有两个造反派到我们家来赔礼道歉，主动告诉父亲，父亲的猎枪到了他们手里之后，却没有一个人敢动，因为厂子里人人认识这支枪，人人都知道这支枪曾经给厂子立下了多大的功劳。谁拿着厂长的枪出来瞎得瑟，谁就会成为众人眼里的沙子，非倒霉不可。
我们家的猎枪就这样逃过了“****”劫难。
时代大变，我们姐弟全部长大。父亲一辈子极爱孩子，重男不轻女。弟弟在父亲的直接授意下，参军到了一个异常艰苦的野战部队，爬冰卧雪，刻苦训练，抗灾救人，屡屡立功，给父亲带来了一生最大的喜悦。在父亲工作忙碌，身体尚好的那几年里，复员归来的弟弟暗暗觊觎着父亲的猎枪，他想一试身手，当一个无愧于父亲的猎人。可是父亲没有许可，他说他要亲自带着弟弟去打围。这时********大地，再也不是“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进饭锅里”的世外桃源了。一夜之间，打猎和挖药材的淘金者以浩劫的方式，冲进了草原和林地。野兽死的死，逃的逃，骑自行车走出城市二十里，满目尽是随风飞舞的白色垃圾，父亲打猎的念头便日渐淡漠了。
擦枪的仪式在我们家依然保留着。我和大妹妹出嫁离家，弟弟由观众升格为主角。弟弟擦枪那也是行家里手，这一点很像父亲的儿子。但是他的观众就没有当年父亲的观众那般毕恭毕敬了，其中两个幼小的妹妹因屈就哥哥的恩威并施，流露出一副漫不经心的表情。而弟弟的几个小哥们儿，老是动手动脚，恨不能一把夺过枪来，冲到草原上一通狂射，横扫大地如卷席。后来这当中果然出了不义之人。
父亲在得知身体已经难以为继的时候，把自己使用的公物都还给了机关，对于包括这支老猎枪在内的私人物品没有特别的嘱托，似乎一切早已不言而喻。他静静地躺在洁白的床上，等待着灵魂起飞。
父亲的遗物，没有任何金银财宝。我当时向母亲要了父亲的工作笔记，要了父亲的一支钢笔。父亲手上的英格纳手表，在父亲停止呼吸的时刻，也永远地停止了。我让母亲好好地保存起来，等到以后再由我来传承。
父亲的老猎枪，蕴含着父亲的热度，散发着父亲的气息，浸染着父亲的汗水，珍藏在母亲家里的老箱子中。每当我离家远行的时候，我会以拥抱它的方式和父亲告别；每当大年夜，我都要悄悄地坐在那个老箱子的跟前，想念父亲。老枪在，父亲在。我们这个饱受苦难的家庭，一年年就这样和远去的亲人团聚。
父亲的老猎枪，是我们全家的魂。
当家里的每一个人都在为生存东奔西忙的时候，有人以哥们义气的方式，从弟弟手里“借”走了父亲的老猎枪。
不知道要过多少次，就说丢失了，最后那人竟然躲起来，让我们无处可寻。弟弟遇到的是个无赖。
我不敢埋怨自己那个铸成大错的弟弟，他的心比我更难受！可是，让我怎么能原谅他呢，丢失了父亲的老猎枪，等于从我们的手里抽走了父亲那永远温暖的手啊！
父亲的老猎枪，你在哪里？你在哪里？我不敢去想你的命运，我的心日夜流血……
（选自《散文海外版》2012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