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忠延
我去大寨是几年前了。那时，政治狂热的喧闹已成往事，经济阵痛的潮头已经过去，大寨，这个太行山中的小村落恢复了应有的平静。我走进这个小山庄的时候，立即从这平静中体察出两种不同的况味，隐隐觉得这其中包含了寂寞与冷静。说寂寞那是客观的写照，是指狂骚以后的失落。也许，甩脱狂热的村民已经习惯了这种寂寞，然而，遥想当年那激扬神州的“农业学大寨”声浪，我怎么也耐不住这份寂寞的寒寥。不过，我选择这样一个时刻来大寨，绝不是为了体会寂寞，而是为了领略另一种况味，冷静地回望我历经的那段岁月。因为，我风华正茂的年头，正逢全国人民大冲动，学大寨的高潮风起云涌。我也曾随波逐流，为之呼喊助威。我觉得冷静回望虽是审视别人，却是警示自己。
我在早晨的曦光中登上了村落背后的峰峦，一曲悠远的歌声立即唱响在我的心扉，这就是那首：《我站在虎头山上》。遗憾的是，我没有捕捉到昔日颂唱时的激动，只是踏着那旋律俯仰上下，环顾左右，一时万千感慨涌上心头。我感慨什么呢？思绪纷纭，一言难尽，若是真要诉说，倒是那几尊墓碑可以代我发言。我似乎觉得，那僵硬的石头，每一尊都是活生生的灵魂。
陈永贵
陈永贵的墓碑立在虎头山上，就像山麓前落座的村庄一般自然而然。
虽然，这位山庄窝铺的农民曾裹着羊肚子手巾坐在国家领导人的席位上，虽然从直升机迫降后，他没有落入自己的故里，而是落在了京郊的一座农场。但是，无论怎么说，陈永贵本质上是一位农民，何况叶落归根不止是农民，也是农民以外的其他国人的既定思维，所以，他安葬在家乡的故土给人一种天衣无缝的感觉。
站在陈永贵的墓碑前，我脑海里飞扬的却是愚公的模样。无论我怎样想将他拉向另一边，但是他始终难以挣脱我的思维而隐身于愚公的精神层面。那个挖山不止的愚公是神话中的凡人，凡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他带领子子孙孙不懈努力，移山填海，扑腾了好长时间。然而，移山填海只能是一种美好的愿望，终归他愿望的实现不是靠自我的力量，而是靠神仙的恩赐。神仙之所以恩赐，不是惧怕愚公及其子孙的微薄之力，很可能是敬佩他们那种敢想敢干且又吃苦耐劳的精神。陈永贵具备的恰是愚公精神，也许他有限的文化空间中根本就没有愚公的形象，但是，滋养他成长的水土却将那老头的倔强生存定式赋予了他。因而，太行大山褶皱里的这个小山村才会在他的带领下，挖山不止，平田整地，提高产量，丰衣足食，谱写了一曲自力更生的时代颂歌。不仅如此，他们还屡次多卖余粮，奉献出一般农民少有的爱国热情。
这便使大寨成为那个年头的一面旗帜！
陈永贵和大寨人在那个特定时代的物质奉献是极为有限的，但精神上的作用却是无限的。那时候，共和国刚刚经历了一场无米之炊的灾祸，饿殍遍野并不是时过境迁的夸张之谈。论及这苦难的原因，当时的流行语是自然灾害，很少有人去过问自然背后的人为因素。不过，那人为的因素却是赤裸裸的。将大寨这面旗帜一竖，鲜艳夺目的自力更生之光立即遮掩了人为的****，且看大寨，不仅自己衣食无虑，还可以多卖余粮，支援国家。若是山山水水有大寨，村村庄庄有永贵，那还会有饥饿之虑吗？这么一来，****的世事便穿上了皇帝的新衣，于是便全国农业学大寨。
因而，我以为大寨的极度红盛和过度寂寞与他们本身几乎没有什么可以承担的责任。那年头有一句行世很广的话：树欲静而风不止，是用来喻指阶级斗争的。这比喻对阶级斗争贴不贴切，我没有深思，我则以为用来象征进入时代浪尖的大寨再贴切不过了。可以说，自从大寨成为政治旗帜，也就成为风中之树，想停下无休止地摇摆已由不得自身了。当然，摇摆久了摇摆就成了习惯，忽有一日，政治的风头过了，摇摆的树木不摇摆了，不动了，静止了，静止成了自身的本真，但是，人们却把这本真视作落寞了。这便是陈永贵和大寨人的一段历程，跨越时空，谁会想到世上曾有过有这魔幻般的风景？
陈永贵的墓面朝村庄，背依山脉，山呈环形，如同伸展的巨臂将这土地的骄子拥围在怀抱。大寨人还嫌这说法不形象，他们说：“这是一把太师椅，老陈累了一辈子，该坐下来歇息了。”于是，这位曾坐在国家副总理席位的故人真坐在了太师椅上。大寨人给他立了墓碑，上面的字是：陈永贵同志永垂不朽！
永垂不朽，是一句可以通用的挽词，放在这里却耐人回味。毕竟因为陈永贵，小小的大寨才走进了中国人的视野；毕竟因为大寨，偌大中国曾有个家喻户晓的话题。虽然，这一切早已成为往事，然而，唯有往事才值得思念和回忆。只要有思念，有回忆，陈永贵即使没有墓碑也不会在大寨消失。
贾进财
在虎头山上，贾进财的墓不大，墓碑也很小。似乎墓碑应该再大一些，不过也许这样更符合他的心意。记得当年他埋头打石头的时候，有人曾和他笑谈，要他选一块上好的石料，将来作为他的墓碑。老贾嘿嘿一笑，说：“我树碑做啥？再说这地里的那道道石坝不都是我的碑吗？”
这话确有道理，贾进财是因为打石头出名的。他在采石窝里一钻就是好多年，手中的锤子和凿子供应了大寨治坡、治窝的众多石料。大寨人对他的评价是：
“大寨的每一道石坝都有他的手印，大寨的每一块房基都有他的汗水。”
如果说，艰苦奋斗是大寨精神的关键点，那么，贾进财就是大寨精神的排头兵。他在艰苦奋斗中让无用的石头变得有了形，有了用。他改变石头，石头也改变他，他的手被石头折磨得变了形。资料上是这么描述他那双手的，像是“百年老松的根”，像是“磨损得短了钝了的铁耙”，他的手关节大得出奇，更像是“几枚乒乓球”。这种手形不是春温中的花开，而是酷寒时的皴裂，很难知道这位老劳模经受了何等的痛苦折磨！他用痛苦凝成了精神，大寨人提起他没有不敬佩的。
不过，若是换一个角度去看，这个老劳模的活法也许是可悲的。他原本是大寨的第一任党支部书记，也就是名正言顺的村头，或者就是一度唱红的一把手。一个村子的一把手，论官职不算大，可绝对是个说了算的人物。大寨在大山深处，山高皇帝远，皇帝说了不算时，他说了是要算的。我曾在人民公社的办公室待过，有个村子20年没有发展过党员，那支书虽说三锤砸不出个响屁，可认准了一个死理，不能让一个比他有能耐的人入党，自然也就不会有人能夺了他手中的大权，他便可以高枕无忧地当他的土皇帝。
在我们这个历史悠久的国度里，皇权自上而下确实是深入人心的。这让人忧虑，倘若贾进财死不让位，那么就没有陈永贵扑腾的机会，那么世人就不会知道太行山窝里有个叫大寨的村庄。好在贾进财不仅把支书让了，把副书记让了，后来干脆把支委的位置也让了，让给比他能扑腾的人。他则一心钻进采石场艰苦奋斗去了。他是一个善于和实物硬碰硬的人，扑腾那些多变的人，多变的事，抑或不是他的长项。不过，无论怎么说，贾进财是节节下滑了，像是村里人说的那种没出息的人。
我站在虎头山上贾进财的墓前，却没有这种感觉，反而对他的节节滑落充满了敬意。他下滑的是职务，提升的是人格。相形之下，他的滑落让无数职高位显者都应汗颜。贾进财也是解放前的老党员，曾经提着脑袋干革命，胜利了，建国了，当不少人以自己的劳碌为筹码讨要级别红利时，他却逊位了，树起了陈永贵这棵新秀。陈永贵唱红了大寨，又让大寨唱红了全国。因而国人才知道世上有个贾进财。谁说贾进财没出息？这就是他最大的出息。
由此，我亦想到贾进财无需墓碑，陈永贵就是他最好的墓碑。
孙谦
真没想到虎头山上会有孙谦先生的坟墓。
孙谦是位知名度很高的作家。我很小的时候看书、看电影就记下了他的名字。他属于那种贴近时代、贴近实际的作家。为了贴近实际，他常常住在乡下，在农民中寻找他笔下的人物和事件。贴近农民多了，他也成了一位农民，或者从本质上说，他历来就是一个典型农民。因而，我十分赞许燕治国先生对孙谦的印象定位：南华门里一老农。南华门是山西省作家协会的地址，孙谦是忙碌在作协的老农，何等形象！
那么，这位老农作家与名噪一时的大寨有何缘情？为什么能将坟墓落卧在虎头山上？
我打听清楚了，孙谦和大寨的缘情始自他的作品《大寨英雄谱》。1963年，大寨遭受了特大的洪灾。洪灾过后，陈永贵带领村人迅速生产自救，大灾之年不仅口粮不少，给国家的贡献也不少。这真是一般人不敢想象的奇迹。孙谦就是冲着这奇迹走进大寨的。那时他大病初愈，身体还很虚弱，可是，一扎进大寨就在那儿泡了七十多天。不知他与陈永贵，以及陈永贵手下的那些好汉耳鬓厮磨了多少个日夜，最终让激情流向笔端，活画出一幅幅英雄群像。大寨人缘他的笔墨亮相于《人民日报》，进入风光了时代。之后，孙谦便成了大寨的常客，尤其是****后期，孙谦在武家坪蹲点，武家坪与大寨仅一箭之地，他拐个弯，爬个坡，就出现在大寨的田头村巷。不少大寨人都把孙谦当成村里的一员。
还得知一则轶闻，说是“****”初期，造反派造了作家们的反。孙谦是赵树理山药蛋派的主将，赵树理被打倒在地了，他自然无法幸免。出乎意料的是，有一天造反派踢开了孙谦的家门，人走室空，黄鹤不知何处去了。造反派十分扫兴。扫兴又有何奈？据说，造反派的无奈在于，打听到了孙谦的下落，却鞭长莫及。孙谦被陈永贵带人接到了大寨，他在那里乐享太平。直到造反的风波平定，大寨人完璧归赵，孙谦才重返南华门。这件轶事是真，是假，我没有考证，也不想考证，我以为，凭陈永贵的性格做派是敢冒这等风险的！
接下来的事情便好理解了。到了晚年，孙谦躺卧病榻难以挣身了，这时候他要为灵魂选择一块栖息地。这样的地盘当然要能遮挡尘世风雨，无疑大寨就是孙谦的最佳选择。于是，老农作家回到了老农中间，孙谦安卧在虎头山上了。
置身孙谦墓前，我忽然想到了含笑九泉一词。我以为这挽祭他人的奉迎之词，用来说明孙谦生命的最后选择，或者说孙谦的人生归宿是再恰当不过了。
郭沫若
看到虎头山上郭沫若的墓碑，我觉得面前耸立着一个艺术的逆定理。大凡懂些文学的人，不会不晓得情理之中，意料之外这个简单的道理。但是，面对先生的墓碑我想到的却是意料之中，情理之外。
所以在意料之中，是因为自郭沫若先生的心脏停止跳动，我便从媒体上得知，他的骨灰将撒在大寨的土地上。后来还举行了骨灰撒落仪式，因此在大寨为他树立一尊碑石顺理成章。所以在情理之外，是我以为无论从哪个角度理解，郭沫若先生做出这样的归宿选择都是灵魂扭曲的缘故，而且，这扭曲已经很久了。
上学时，我是在课堂上、教科书上知道郭沫若的。很早的时候，他就是耸立在我心灵中的一座文化丰碑。由于世事的局限，他在世的年头我无法全面感知这尊丰碑的崔巍，他去世了，讣告及悼词上有一连串的桂冠，我依稀记得：诗人、戏剧家、考古学家、古文学家以及社会活动家。对一般人来说戴上其中的任何一顶也让生命有了光彩，而先生头上竟有这么多桂冠，真令人敬慕不已，艳羡至极。我觉得像他这样的人才无愧于天才。而要表达我对这位天才的敬慕与艳羡，一时还真生发不出合适词语，只好借用一句曾经使用频率最高的话：像他这样的天才，中国几千年，世界几百年才会出一位。如果说此语是有些肉麻的奉承，那是因为初创者的目的是为了讨好可以决定自己命运的顶头上司，而今我将之易位于一个早已谢世的文人，即使错了也没有什么动机不纯。
我回顾了一下郭沫若先生与大寨的情缘，概括说是一次光临、四篇诗词。一次光临是1965年12月7日。四篇诗词为，光临大寨那日写下的五古《颂大寨》，以及头天在太原参观时吟咏的七律《题大寨展览馆》。之后，于1977年2月和年底分别写下了《望海潮·农业学大寨》和题画诗《鲁智深醉打山门图》。舍此再无多的瓜葛。难道仅凭这点情愫就应将自己的骨灰撒到大寨的土地上去？我总觉得证据不足。唯一有份量的证据是，其时政治的热潮是全国普及大寨县，先生绝对是冲着政治逐浪而来的。
这就不能不让我为之遗憾。我以为，时政和流言可以撕扯去郭沫若先生的任何一顶桂冠，但有一顶那是谁也扯不去的，这就是诗人。的确，先生的诗词是随心所欲，挥毫即成的。别的不说，就说那过往已久的《女神》吧，再过一百年、一千年也是诗坛佳作。他用崭新的内容和形式开拓了诗歌的新天地，在那里用生之颤动、灵之呐喊叩响了黄钟大吕：
我们要去创造个新鲜的太阳，
不能再在这壁龛之中做甚神像！
这诗句充满了激情和创造，完全是一种悲天悯人的全新视角。
先生若不是腾跃而起，翱翔于浪漫主义的苍穹，何以会有这一语天然万古新的境界！
不过，回头再看郭沫若先生笔下的《颂大寨》，那可真让人大失所望了：全国学大寨，大寨学全国/人是千里人，乐以天下乐/狼窝变良田，凶岁夺大熟……不必往下读了，仅就这些也让人味同嚼蜡。且不论意境，且不论文采，仅就声律也难以尽如人意了，完全判若两人。这就不难看出，郭沫若先生的诗从早年写到晚年，从女神写到大寨，不仅是诗意的衰败，而且是人格的萎缩。
当然，郭沫若先生的人格萎缩并不是大寨的罪过。还在1958年，他就和着******的声浪高歌：轰轰烈烈，喜喜欢欢，亲亲热热密密，六亿人民跃进，天崩地裂。一穷二白面貌，要使它几年消失！多益善，看今朝，遍地英雄豪杰。八大煌煌决议，十九字，已将路线总结，鼓足干劲，争赴上游须力！多快更兼好省，更增添，亿吨钢铁。加紧地将社会主义建设。这是诗吗？这是词吗？这是政治口号的堆砌吼喊，谁会想到这也出自郭沫若先生之口。这还不够，在词的序言中他还说：“我如今和她（李清照）一首，但一反其意，以反映当前‘一天等于二十年’的“******”高潮，因而把词牌改为‘声声快’”。哈呀，谁不知李清照那首《声声慢》呀！这由慢到快地变化，没有变化出先生的自由奔放，却反映出他在政治的钢丝上如履薄冰，战战兢兢。先生失去了早年的浪漫空灵，在攀附时局的热潮中弄得面目全非了。如果这不是自身的意愿，那便是政事锁铐的结果了。
距郭沫若墓碑不远就是陈永贵的墓碑。1979年，陈永贵最后一次回到大寨时给自己选定了墓址。他选址的意思很明白，即使死后也要看到大寨，看到昔阳，看到他腾飞和创造人生辉煌的故乡。很显然，陈永贵如愿以偿了。
那么，郭沫若先生安葬在这里要看到什么？他看到大寨与他的生命又有何益？他的生命是女神，是凤凰，应该翱翔天宇，纵览人寰，那样才会视通万里，思接千载，才会写出惊天地、泣鬼神的诗文华章。先生舍弃天宇不说，还舍弃了广袤大地，居然甘心落卧在太行山中的一个小山窝，真令我为之伤感。
其实，这种伤感绝不是先生晚年的昏聩，而是生命运行进一个怪圈的必然行迹。在他人生的最后关头，尽管那个怪圈已被打破，他已被松绑了，甚而欣慰的高歌“大快人心事”，又满怀激情的吟咏“科学的春天”，可是，肢体的束缚松解了，而思想的桎梏依然在。或者说，有形的桎梏松解了，而无形的桎梏依然在。他不再用艺术的灵感主宰自我，却用政治的敏感苟全生命，因而就作出了这与时俱进的选择。岂不知，风潮一变，航船调转，活着的人还可以随波逐流，继续冠领潮头，而他却因失去生命而搁浅于航道之外，遭受了永远的尴尬。
好在大寨人识不透先生的尴尬，能有这么一位大文豪落卧在自己的村头，怎么说也是山庄的光荣。所以在村民心中，郭沫若和陈永贵一样，也永垂不朽！
（选自《都市美文》2009年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