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秋子
地毛和发菜，是同一种植物，专业上讲它是旱生蓝藻类低等植物。这个精贵东西，柔软而有刚性，看似不讲究，实际是百般挑剔生长的地方。它多长在砂岩沉积物和风积物造就的红土裸地里，海拔一千至二千八百米高处，须是干旱、半干旱的一部分荒漠草原和荒漠地带，典型的大陆干旱性气候条件。地毛紧贴住潮湿的草滩和沙地生长，速度极其缓慢，天然产量极低。凡有地毛分布的区域，植被以旱生或真旱生多年生草本植物为主，草势低矮、稀疏，降水稀少，干燥度高，昼夜温差大，四季分明。地毛无根、无叶、无茎，呈黑色，幽光发亮，形如人发，丝网一般缠绕在其他植物的茎基或枯枝落叶等死地被植物的上面，是干旱半干旱草原特有的一种混生苔草。
千百年来，地毛匍匐在北方的草地上，与北方的众生一起，聆听草地的召唤，动静如意地款待着上天，款待着行走在草地里的动物群落，与他们达成了共生共息的默契。地毛搬家，便是在土地被动物践踏以后，或是在其他外力作用下，身体发生断裂，脱离地面，被风搬运到别处，重新分布。地毛搬迁何处，由风决定，风是地毛进行再分布和扩大分布范围的主要动力因素之一。
而进草地搂地毛的人，成为另一种使地毛搬家的动因，不同的是，风搬运地毛，是使地毛重新分布，被风带走的断了截的地毛，找到适宜它的地方便踏踏实实落脚，再行生长；人搬运地毛，是做彻底分割，使地毛与相伴的杂草、与土地，彻底割裂，完全阻断了地毛的生长可能，消灭了、或者说掠夺了地毛资源，并在同一时间、由同一行为造成了地毛赖以生存的大量土地的毁坏，造成了生态环境的严重失衡和无序。
人是为了牟取暴利而为。风是为了什么而起，风由小而大，由大而无法无天疯狂妄为。对地毛来说，风是辅助性动因，人是其生死的根本性因素。人的根本性的决断形势，在人的生存条件、生存意欲、文明需求极不均衡时，所作所为，往往加速着地球的无序开发，推进着地球日益走向毁灭。其他的，比如风，会因人而改变习性，改变它们对地球的姿态。这一点，不是一个郭四清做或不做搂地毛的事能够改变的。
我只是被郭四清打动，想看见个人的世界，想看见上个世纪末、这个世纪初，风沙下的某个人存在的理由和方式，想知道人跟草地的深重关系怎样建立，又怎样呈现。我想从人的角度进去，见识和思量一些真实存在的东西，如果能从人的角度出来，再好不过。
草势好的地方没有地毛，有地毛的地方没有多少草。一年四季，草地上生生灭灭一类规律不怎么改变，但不长草、单出沙子的地，越发展面积越大。红土地里埋伏了越来越厚的黄沙。红土地隐退、剥落出去，黄沙地蔓延上来。
郭四清进草地一次，从最初的搂三四斤、四五斤（市斤）地毛，发展到能搂十来斤，最多有过搂三十来斤的记录。三十来斤地毛，混在杂草里，重量翻番，怎么拿回来？郭四清说，不怕多单怕少。连草带地毛，通通塞进编织袋，塞得跟磁铁差不多，一提拎就走，不觉得费劲。编织袋又轻又结实，像是专为郭四清一群需要出远门搂地毛的农民制造出来的，价钱极便宜。他和同伴每回出门都想多带一个这样的塑料编织袋。实际上用不了两个，带一个足够，可是心里想多带，感觉能用上。
从家里出发的时候，需要带够十天的粮食，如果哪次出门断了粮，就是出意外了。
总结那些年，郭四清说搂地毛遭遇过几次危险。
第一次是去四子王旗的乌兰锡勒，牧民拿望远镜瞭牲口的时候，瞭见我们，也不知道是哪个牧民报告了草原管理站，还是草原站的人也同时看见了我们，一家伙把牧民集合起来，开来一辆吉普车，两辆摩托车，总共有五六个人，把我们从地坑里喊喝出来，命令交出干粮、水什么的，让我们脱了鞋，排成一队跑步。跑出三里地的样子，回头看看牧民不再跟着我们跑，我们就站下。
牧民能说汉话，那次态度挺好。只是叫我们排队、跑步。我们跑离驻地以后，牧民收起我们的东西，把车开走了。他们把吃的烧了一部分，给我们留下一部分，装水用的塑料卡子损坏了一部分，也给留下几个。我们赶紧收拾收拾往回跑，不到约定车接的日期提前回了家。
事先说好的车，不知道我们这头发生变故，没法联系上。汽车说好哪天来就哪天来，你临时改变时间他没法知道。我们跟汽车搭挂不上，只好步行走。这辆汽车接送我们的同时，天天在我们周围接送别的老乡进出草原，估计也能知道点情况，风能传达点消息，老人们说风声紧，草根子跟着紧。要是他们不知道我们这边发生情况，我们回去后赶紧跟人家打招呼，让人家知道我们已经步行回来了，得告诉一声。说起来，汽车司机应该是这件事的主犯，他投入的大，但是没有太多生命危险，我们投入的小，每一回都有生命危险，不过，我们大部分能活下来，能活着回来。牧民逮住司机，没收他们的车，把人扔下去，给你讲道理，说你破坏草滩，牧民没法生活了，叫你回去。人回去，车没了。按实际情况来说，司机冒的风险，不比我们小。
第二次发生危险是哪一年，不记得了，在我二十几岁的时候。
是第五天头上被发现的，也是被牧民看见，他们骑马出去找牲口，发觉了我们的人。牧民没路过我们睡的地方，估计也是拿望远镜瞭见的，向上报告了。那一次不知道是告到了哪儿，来了五六个人，开一辆京吉普、一辆摩托，我们来了三车人，有二百一二十个，一大堆人跟五六个人，阵容就这，一边人多，一边人少，势力相差没影儿了。那也不行，看见五六个人，这一大堆人都怕得不行，早吓得不成个样子了。细说起来里头的事情挺复杂，三句两句说不清楚，自己也觉得挺没风水。一开始，你心里头就觉得自己见不得人。人家还没咋着你，就先软下来了。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一大堆人一看人家来了，估计没好的，心里头就害怕，哪里还敢反抗，就担心人家动手。那个时候一被人家抓住，就动手打，经常听说有人被打了，要不然我们一旦发现牧民或者草原站的人，就紧张得上牙嗑打下牙，让交什么就赶紧交出什么。这一回人一上来，就跟我们要地毛、要耙子，我们把地毛、耙子取出来。吃的啦、水啦都在明处放着，他们没毁这些。然后又让我们脱鞋，排成长队往远处跑。净是叫你往远跑这种办法。等我们跑出去，他们拿上东西走了。做法跟上一回一样。我们回来穿上鞋，提拎起剩下的东西，赶紧上路回家。这回也是不到大车接的时间，我们只能靠脚板子走路。这次没被打。第三次挨打了。
第三次是个七月份，是在东苏旗地片，是八几年？忘记了。搂到第七天，被发现了，一下来了两辆吉普车、一辆大卡车，十二三个人，都穿着草原管理站的黄衣服，给我们看了一下工作证。也不知道怎么认住我们村里头有个二虎，跳下车就问我们村的二虎在哪儿？不知道是谁跟他们说的。这回我们的人来了五汽车（去的不是一个村儿的），三百多人，都集中在这一带搂。他们上来就把我们好几个人用警棍戳倒了，三个人冲上去拿半自动枪托打二虎。二虎搂的地毛不多，但搂的次数多，那年他有四十二三岁，瘦长条脸，黑呛呛的，看去比实际年龄显老，生活负担重，平时没啥笑头脸。一干人出手过于厉害，二虎全部的反应也就是叫一下，别的人谁也不帮衬、不反抗，任他们劈头盖脸乱打。当时不知道二虎给打断四根肋肢，都听见打断肋肢了，但不知道断了几根。打了一个来钟头。有人说：哎呀，这回可打坏了，打断骨头了。他们也就打得手软了，下手不那么狠了。
我见势不妙，偷跑了，从这条沟里头跑到那条沟里头，来回进沟，最后用手刮下个小道道钻进去躲。那边打完以后，把东西收走了。我出来，腿跟面条一样软，就像刚才将将打的是我。身上的土，脸上的土，那种相貌，唉，简直想不出哪还像个“二不愣”。我也不知道那次我那么害怕是咋搞的。
人们一齐背起行李，往出走。我相跟着人群，就怕掉了队。
又没到约定的时间，司机没来。
我们拿毯子、塑料袋把二虎的腰紧紧缠起，上了路。每天走一百里出头，去赛汗塔拉火车站，走了三天两黑夜。走到离赛汗塔拉六十来里的时候，二虎坚持不住了，一开始是脸发白，后来疼得哭起来，不能走了，他喘不上气了。年纪大些的人说是内出血，的确从外边看不见哪儿流血。我们都知道二虎受了内伤，伤势不轻，但是谁也说不清，除去断了骨头，还伤了哪些地方，也不知道二虎能不能活着回到本村。商量以后，四个人一组，拿毯子兜着二虎走。走半个来小时，换人再抬，后来抬的人走不动了，那就抬十分钟、二十分钟换一次人。相跟的人多，轮流换，轮到谁谁抬。到了赛汗塔拉，每人买一张火车票，花八块，还是十二块钱，我忘了，一股气坐到察右后旗的土牧尔台，离我们村还有五六十里，是离我们村最近的火车站。土牧尔台火车站有接站的三轮车、四轮车，我们再坐上三轮或者四轮回村。二虎呼吸越来越困难，需要躺下回村，占地方大一点，给他多花点钱，一个车坐十个人，他这个车就坐六七个，不能坐满。人们把他送回家。
二虎在家歇了一年，也没钱看伤，就买点寒七伤啦跌打丸啦吃一吃，一见好，又进草地去了，接住搂。再去，他不敢去西苏旗、四子王旗地片了，如果我们村的人这一回去这些地方，他这次就不走，我们去别的地片，他就相跟上。
人困难呀，不走没办法。
还有一次，说险也不算太险，说不险哇也不好过。离我们二三里地那边出事了。晚上七点多的样子，阳婆快落了，草原站的人先发现山头顶上有人，就在那儿收拾他们。当时我们好几百号人住在山底下，没被发现。草原站的人把山顶上的人的地毛叼了，把装水的塑料卡子都拿枪打烂了，倒没动手打人，折腾了一个来小时，走了。我们躲在坡底下，他们没下到坡底，没看见我们，也没叼我们。但人人吓出一身冷汗。
山顶的人没交待我们，不会交待我们，谁也不会告发谁，不说哪儿有呀、哪儿有呀，这种话不说。都知根知底，生活怎么样，互相清楚，半分没奈何了，才走这一步，谁告谁呢，不会去告。草原站的人碰到我们同村的三个五个，就死叫住我们村的人往我们这边领，他们后头跟上来，这种情况倒是有过。
这回虽然是叼了山顶上人们的地毛，我们也不敢久留，第二天赶黑夜我们就离开了。车没来接，每个人背上自己的地毛、随身东西。被没收了地毛的人，只带随身东西往出走。随身东西多的时候大概有二十来斤的重量，少的十几斤。去的时候，感觉是一种，回的时候，感觉又是一种，说起来，每一天，每一个钟头，感觉都不一样。酸甜苦辣哪种滋味都有。唉，人活得，不那么简单，是一下，不是一下的。
搂的次数多了，走夜路，大部分人能辨出方向，实在辨不了的就紧跟住别人。不到一夜，走出七十来里。天一亮，不敢往前走，就停下来等车。找一条深沟，进去，再挖个地窖睡下。还有两天时间，车就应该来了。我们黑夜走，白天住下等待。黑夜，向汽车跟我们会合的方向走，随时准备迎接汽车。不远处有一条公路，但我们不敢走公路，只能顺着山坡走，山坡离公路不远，汽车来了能瞭见。一般情况下，接我们的车是黑夜上来，离开村子以前就说好晚上九点还是十点钟上来。
结果，到了约定的会合时间，车没上来。人们只好背起东西继续往前走。
带的东西全部吃完了，几百号人饿了两天两夜。一路上，人们的想法没有不同的，都想快些走，不走就没命了，估计比长征时候的人们走得心还齐，到底是为自己走啊，不像长征那里头的个别人们是为谁谁谁走，比如说为劳苦大众人民走，不为自己走，不觉得是为自己走，走到一定时候，走不动了，总有人产生一个怀疑，走的这条道路是不是对，选择做这个事情是不是对。说把它放下就有可能把它放下，放下了一点不觉得不对，不觉得可惜。不管是高调调、低调调，唱哪个调，好像都有理。长征不往下走的人，又返回自己的村庄了。我们不行。我们高的低的哪种调调也不敢唱，就是一股劲往下走。从白走到黑，从小走到老。我们没有别的余地，要么走，要么不走。不走，没钱、没生活；走，就有危险这么回事。没怨的。所以，没人叫苦喊累，走动走不动，挣扎起走吧。有走不动的，互相照应一下，拖泥带水也要往出走。实在走不动，就歇一歇脚。我自己这次饿了三天两黑夜。什么感觉也没有，就是害怕，全身发软。倒是还有一点水喝。到天黑下来，我得领先背上东西走。一开始，每个小时能走十里，后来走至八里，越往后越慢。
走至离赛汗塔拉六十公里的新公路附近，碰见一辆车。不是接我们的车。我们里头能拿意见的人上前，和那辆车上主事的互相商量以后，临时雇下，送我们回家。每人出份儿钱。估计这是附近云母矿拉云母的车。当地的车，愿意拉我们，大部分人没想到。他们完全知道我们进来是干这个事儿的。那里的人都知道我们就是搂他们地毛的人。你一相跟一大群，他就知道是搂地毛的，跑不脱是搂地毛。但是，他们居然同意拉我们，多多少少有些意外。他也是为了几个钱，愿意拉我们，送我们回家。
等我们回到村子，司机张秉忠说是车坏了。估计他是说谎。那时候形势过于紧张，他怕人家叼他的车，就毁了约定，自顾自了，不上去接人。如果碰不见那辆云母矿上的车，我们就得一直走至赛汗塔拉，从赛汗塔拉坐火车返回家，不过，那次饿得人们走形了，真不知道会出现啥情况……
这一天，郭四清多次提到，到了第十二天、第十四天，接他们的车没有如约赶到。
在草地连续度过十四天，实属罕见。郭四清说，没有办法，回不了家。滞留的唯一原因是，车没去接他们，他们步行往出走。时间长，是步行走延误下的。这又是一重风险。因为绝大多数人把带的东西吃光了。
为什么每次出去是十天而不是十二天或十四天？我有些不解，为什么出发时不带够十二天或者十四天的干粮？
郭四清说，连来带走，约定十天，是多年总结出来的经验，自有道理。去的时间短，搂不到地毛。去一次风险大，花费多，惊动那么厉害，劳人劳心，搂不着地毛就往回返，不划算；去的时间长，实在受不了罪，吃不好，喝不好，睡不好，穿不好。老是白天睡觉，黑夜搂地毛，人不习惯白天睡觉，睡过觉就像没睡，一天到晚醒不清楚；还会落下病，腰杆疼、偏头疼、腿疼。再一个，睡湿地皮，时间一长，感冒、拉肚子，出什么事的都有，带的药都吃完了，得病的人能坚持住的还接着搂，坚持不了的就没办法了，身体上、心里头都承受不住。十天是一个极限，十天一过，还在草地里头窝蜷着，就感觉人难活出去了，心里头十分麻烦，恐惧感压得人喘不过气，招架不住。
回到土牧尔台，一下火车，身上有钱的，就在土牧尔台割点肉，买点蔬菜，提拎回家。感觉是活着回来了，还闹腾了一点宝贝回来，有那么一点庆祝的意思。家里头人当然也挺高兴。男劳力出门了，家人都担心，因为挨打的事经常发生，是被打怕了。下回走的时候，有的家人劝说不要走了，每次家里头的大人都会劝说人们不让走。郭四清的媳妇劳花也劝过，郭四清说，她也穷得没办法，不让走没办法呀，还得走。你知道你家里头的生活情况，不走不行呀。
耙子在返回来的路上，全被郭四清他们扔进了草地。
郭四清说，一进了车站就不怕了，那边的人不敢上车站叼他们装地毛的编织袋，怕出事，道路警不会让他们上去叼东西。
我说，你们又饿又怕，想没想过下回不去搂？
他说，没想过。还准备搂。
永远不停？
不停。
只要不扣人，你们就不停？
永远不停。
我说，现在人们还是这么个想法吗？
他说，还是这么个想法。只不过现在不太做了，因为地毛少了，搂不着了，是说我们那儿的人不大搂了。别的地方照样搂，听说有人开始换工具了，拿镊子往出镊地毛，少有，这种人少有，也不知道是咋想的，成不了大气候，上去的人绝大部分还是用耙子。只要你思谋一下哪种家伙作用大，你不可能用那个作用小的，道理在这儿摆着，人人都懂。
郭四清这次虽历经风险，收获却很可观，连草带地毛，搂回三十来斤。
郭四清的妻子劳花负责处理地毛，一根一根从杂草里挑拣出来，从早干到黑，只能挑拣出手心窝那么一小把。但她总共挑拣出十五斤地毛——净菜，那一次卖了一千零八十块钱。郭四清说，冒这个险值得，还想干下去。
不过从这以后，草原站看管草场的力度加大，权限加大，比原先盯得更紧，郭四清再没有出去搂过地毛。
还有另外一些原因，郭四清没讲。他妻子劳花告诉我，说汽车不敢上去。车不送他们，他们步行走，背的东西多，上不去。负重的人进不了草地，草地太深，等你终于进了草地，你已经不能算一个正经劳动力。带的东西在去的路上就被吃光了。就算真能走进了草地，精疲力竭，躺倒睡一黑夜湿地皮，不用想起来以后的事，因为没有谁能起来，也没有一个人能过来抬你了。就等于是自己给自己挖一个埋的坑，等于出门以后你就可能是半截子死人。
没翅膀，飞不过去，飞不回来。这些因素，切断了郭四清对改变生活怀抱的一个小小梦想。
隔一天的晚上。
郭四清放下饭碗，一支接一支抽烟。
他说，那些事，说不好。他都忘了。
我们说起郭四清的村庄。他们家过去的日子。他说父母亲现在病得很厉害。
郭四清三四岁开始跟父母亲下地干活儿，农活都会做。他哥哥郭子义一直念书，全家供郭子义念到高中毕业。按他父亲的估算，后面的子女都去念书，最低限度念到高中毕业，不能一代比一代念的书少，那样子不成体统，他自己私塾公堂没少念，有了新世道，子女们不能不念书走了样。事与愿违，郭四清的父亲总感觉到埋活的岁月里有一个地方没摆置好，不知道是哪儿错了牙儿。
郭四清念不成书，干农活儿还不赖，村里人见他做营生，都说他行。他哥哥郭子义不怎么硬戳，主要是不在行。念书和做地里头的营生是两码事。郭四清说，下苦做营生的人和动脑筋、吧嗒嘴皮子的人，老天爷在你一出世，就决定下了。咱们命苦，那就认命，除了下力气，还是下力气。改变面貌看下一代吧。下一代从目前形势看，没啥起色，没有景气。那就没办法了，将来他也得做苦营生去。你给他讲道理，他哩，一句正经话也递不进去，没法儿。
郭四清没有明说，但听得出，他是指他的小子。劳花之前告诉我，他们的小子，最近从商店赊账买头油，买皮鞋，买衣裳，欠账一千多块钱，店主手拿他们小子写的倚里歪邪的赊账单找上门来。劳花对我说：“你不要跟郭四清说。”我问：“他不知道这件事？”劳花说：“知道。他不让跟人说。”
我问郭四清，你们这个村在商都县算什么样的村，穷到什么程度？
他说，说下来，也还可以，不算过于穷得厉害的。你说不穷得厉害吧，我们那一带搂地毛，就是从我们村开始的，我们村最厉害，人家别的村就不受那个苦，人家怕打呀叼呀甚的，看起来，人家总还是有一些活路办法。我们村就是想搂地毛，走，搂地毛。这批一回来，那批就出发。我不是每一批走都跟，跟不动，回来一次就得歇半个来月，歇半个月就又有人要走了，还是一个村子的人。去的地方就是这几个，东苏旗，西苏旗，四子王旗的红根，也有去过八连的——八连在二连西北面，是个边防连，听回来的人说，那个地方没人烟，就有一个哨所。哨所的人管治得厉害。那感情（当地方言，意为可不是，那当然），不管治你，就跑到外蒙古了。
有人去外蒙古搂地毛吗？
郭四清说有。不是专门为搂地毛去的，是黑夜转了向，跑过那边搂几下，让人捉拿了。听回来的人说，是拿马赎回来的，一个人七匹马，咱们中国给人家七匹马，人家就给你放一个人。不是我们村的人，离我们二十多里地一个村的，听说捉走三个人。
他们不想留在那儿？我知道，现在过去一个人几天后就被遣送回来，并不需要拿马什么的去交换。前些年二连歌舞团有个演员喝醉酒，玩儿着玩儿着过去了，几天后就被送回来，中间只相隔几公里路程。
郭四清说，敢情！中国人不想在那儿多待一天。
假如是你，你会不会选择在那边留下来？
那他就想在了？我要是被捉住，肯定想回来。从咱们的想法，人一离开土地，离开本乡本土，心里头不一样。
假如那边比较富裕？
再富也不能待。人家肯定不要你，你也不想在。你不适应那边的水土呀、语言呀。
郭四清所在的村庄距离北方锡林郭勒盟的东苏旗约二百公里，是商都县一个贫瘠的山区小村。绝大部分村民是上一辈或上两辈从山西走出口外的移民后代，其次是山东、河北、东北的移民后代，也有个别蒙古族人、回族人、满族人。
这个村庄每年收入低下，挣的工分越多，年底结算赔得越多。
劳动一天，一个男性壮劳力，队里给记一个工分，女性劳力只记工分九、八、七、六、五、四厘不等，能达到一个工分的女劳力仅有一两个人，在男人们眼里，这一两个女人，属于钢筋铁板式的女人，屋里地里下得了力气；吃不上东西，饿不死；累趴下了，也累不死，经磕经碰。
郭四清所在的村庄，一个工分有的年份获得一角八，有的年份获得两角，或两角五六。但是到年底，一个工分，往往倒扣掉八分钱、五分钱。出工的和不出工的，到头来都短不了要亏欠，人人沦落到半饱的地步。日子年复一年没有什么指望。买药片，买照明用的煤油（这两年安了电灯，也需要买电灯炮、买根灯管），交娃娃的学费，买根铅笔，买个课本，过年给女孩子们买根扎辫子的红头绳、红绸子，一概掏不出钱。大人愁得擦屁股、吮指头，小孩子们大眼瞪小眼，除了咂衣裳扣子，没什么能咂的。村里人即使不哭，也不想笑，笑不出来。
郭四清家，一条大炕上只铺了一张他父母结婚时置办下的炕席，烂得穗穗挂挂，不敢拿起来。郭四清的母亲剪了孩子们穿了又穿、实在不能再穿的烂衣裳，给炕席补补丁，才将补上一个补丁，没几天工夫，连根毛丝丝也磨得见不着了。郭四清的父亲说：不用补，没个完。于是全家男女老少直接上炕坐烂席。大的盘腿坐，小的跳上跳下。在地下是一身土，上炕坐不坐，也是一身土。唯一标志炕上与地下有所不同的，是上炕的时候拍打两下手，下炕的时候拍打两下屁股。一家人天黑以后直接睡在烂席上，日久天长，挨身的土变作身上的腌臜泥，拍不脱、抖不掉，用手蘸点唾沫搓一阵，搓出一大把泥卷卷。大的问题，身上的全部腌臜泥问题，要等到腊月二十九，才能得以改观。
腊月二十九晚上，小孩子一个挨排一个，盘腿坐进洗衣裳的大铁盆，用半铁盆温水，清洗身上的腌臜泥。隔天过大年，今天无论如何得把身体洗涮干净，这是个大节气，有钱没钱都得过年，一年里头的事情，到了过年，旧的了结一下，新的盘算一下，所以得洗干净。有没有新衣裳？没有。拆拆洗洗就算新的。再一个，洗涮、洗涮腌臜泥，身子感觉到特别轻，也是一种新。大年三十熬夜，垒堆旺火，迈旺火，烤旺火，念叨明年好过些。该做的，做一下，有钱，按有钱办；穷，按穷的办，都奔的是一个新。
等郭四清终于成为全家最强壮的劳动力时，实行了包产到户。公家鼓励自由单干，二阴地、下湿地一类好地，和沙板地、山坡地、凹地这类赖地，不算特别合理，将将就就，总算好赖搭配，分田到了户。但是没钱买化肥，上不足肥，分到手的田只长一点不死不活的庄稼。加上他们村十年九旱，蝗灾不断，年景没怎么好过，一年干下来打的粮刚刚够吃。
粮食不富裕，手里就没钱。那会儿每年一个人交三四十块农业税。提留比农业税大，每个人交多少不等，有时候一年交五六十，有时候交六七十。还有牲畜税，按养活的牲口数量提，养活的多，提得多，比如猪、羊、牛、马一类，牛、马、猪提五块，羊提三块；鸡呀兔呀，每年收一点防疫税，跟提留一次性提留走。村干部自行去信用社给人们贷款交税交提留，你还不知道哩，他就给你借下钱了。假如还不上信用社的钱，村干部就来硬的，没收你的房子。后来，大部分人家打下的粮食能有些富裕，就多粜点粮，也就有了一些零用钱，能勉强交上费用。还是没有现钱应对生活。
就剩一条路啦，就能走一条路啦——搂地毛去。
搂地毛能挣出零花钱。
郭四清选择了边帮助家里做一些农活，边出去搂地毛。以后结婚生子，孩子们上学交个钱啦什么的，都是靠搂地毛挣的钱来抵挡。但是搂地毛，郭四清不比别人“急活”，下得辛苦比起别人，显得很不够，因此搂的地毛不算多。
如果地毛被没收，司机的运输费照给，一趟出去不光白干了，还得倒贴钱。
我说，搂地毛挣下的这些钱，怎么分配？
郭四清说，就是供娃娃念书啦，买点衣裳什么的。有时候也拿出点给我父母。
给父母多少？
那时候，我也挺困难，三块五块的给点。
你每次搂回地毛，你母亲说什么？
她跟我媳妇一块儿捡地毛。
（选自《随笔》2006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