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炜
一
许多人在年轻的时候都有过文学的向往，看重并相信这方面的才能。但其中的大多数人后来并没有从事专门的文学写作，而是做了别的职业。但是他们大多数对过去的那段爱好记忆深刻。
只有少数人一直坚持下去，并取得了相应的成就，成了业余的或专业的作家（作者）。不同的只是有的成就大一些，有的小一些。文学写作的发展差异肯定是非常大的，这其中有客观和主观的诸多因素，比如才华和机会的不同，等等。
但有一个问题或许不可回避，就是在起步之初对文学的认识和追求的不同，也可以导致不同的结果。这就说到了所谓的“文学立志”，它是一开始就要遇到的。
有人认为，无论做什么，志向越大越好，比如既要从事写作，那就确立一个最高的标准。于是他们首先想到怎样成为一个著作等身的大作家，一个名动中外、进入文学史的人物。这样的志向不能说不大，所以这样的追求既然宏伟，也就值得赞扬，好像没有多少可以讨论和质疑的。
看上去似乎是清晰明确，但仔细分析下来，会发现一切远远没有那么简单——对于人生而言，到底哪一种志向大，哪一种志向小，还要从头好好辨识一番才行。
仍然从爱好说起。有人从很早就爱上了文学，想做一个作家，并做出了很多努力，比如说大量读书，研究写法，并且不断地尝试下去。这是必经的学习途径。
为了最初确立的志向不懈地努力，继续走下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如果困难太大了，超出了所能承受的限度，那么就会修改自己的人生计划。比如说一个人写了大量文字，尝尽千般辛苦，总也不能发表，或发表也得不到起码的认可，这就成了关口。这是很考验人折磨人的。有人坚持下去，有人会放弃，但尽管如此，心中也依旧保留了对文学的热爱。
我们常常看到，有人一生都爱着文学，虽然不是做这个专业的，但一直能够写作和阅读。家里藏了很多书，偶尔也有作品发表，并出版了自己的作品集。总之始终保持了对文学的兴趣，并因此而让生活有所不同——对这个世界一直保持了应有的敏感度，以及情感的温度。
事实就是这样：生活中，那些毫无文学修养的人，一般来说是比较枯燥的，也比较缺少创造力。这样的人投入任何工作，都不可能是第一流的人才。杰出的人一定是丰富的，对人性和社会具有深刻的洞察力，而这正是文学的诗的特质。
这些特质的保存，很大程度上是来自童年和青年时期的爱好，来自当年的文学立志。后来他们虽然做了别的事情，但那种追求完美和诗意的热情还在，兴趣和经验还在，感受还在，这就与其他人不同了。他最终做了一种更适合个人天资条件的工作，但是很早以前在心中种下的这颗文学种子，对其一生都具有非同小可的意义。
比如说这样的家庭会有很多藏书，配偶和孩子都要受其影响。这就是所谓的“书香门第”。一个弥漫着书香的家庭，当然是令人羡慕的。这样的家庭会读大量的书，会用极富想象的思维去建构自己的工作与生活，像追求诗境一样，追求自己的幸福。阅读使人变得深刻，洞察和思索，获得更高更本质的提升。
由此可见，最初的文学志向在现实生活中得到了怎样丰厚的回报。
二
去年在香港，深深地感受了那里的自然风光。内陆人到那里，满脑子是商业大楼，是铜锣湾旺角这些地方的人气，是东方之珠，是商业大都市的气氛，所以也就忽略了它的山水。实际上香港最好的还是山水，比如那些山路，是几代人修筑起来的，直到今天还有外国人专门坐飞机来登山。可见这是多好的地方。但是我和朋友去登山的时候，常常发现山路上的人很少。
无论是周末还是其他时间，只有三三两两的游客。这么好的山路，几乎是空着的。香港人很忙，他们在一种极度竞争的环境中工作，没有时间去享受自然，尽管他们好像拥有，而且近在咫尺。可是没有情怀或没有时间，再好的环境也不能享受。香港有很多好的公园，进园后人也很少，其原因是一样的，就是所谓的生活节奏特别快，人们无暇他顾，只好一天到晚在都市内部蠕动。
我和教授们去爬山是最愉快的经历，因为一路上谈文学很多。谈得最深入最有兴趣的，就有理工科教授，大都是科技界极有成就的人。他们最不能忘怀的是年轻时读了哪些文学名著，还有创作的尝试。他们对文学的理解非常深入，有的至今还在写作。他们年轻时差不多都有当作家的理想，后来因为各种原因才选择了理工科。
他们在自己的专业里都是有成就的专家，还有的出版过文学著作，像随笔和诗集等。但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作家，也并不认为自己是文学中人，只是深爱着文学，并一直兴致勃勃。显然，他们的专业创造与诗意的想象是完全一致的，许多时候是一回事。他们一生都是文学的受益者。由此看，文学帮助了人的事业和日常生活，人将文学作为一生的热爱，让其伴随生命的始终，这种志向是大还是小？
有人会说，就文学的志向本身而言，它并不大，仅仅是当个爱好者而已。但是我却觉得这种文学志向不可谓不大。因为它跟人的生命志趣、生命需要和热爱连在了一起，伴随了整个人生，伴随着专业和家庭——没有这样的文学之爱，他们的人生以及事业将是完全不同的。
什么样的专业不需要想象力，什么样的工作不需要文字表达力，什么样的事业不需要丰富的情感介入？
所以那些平庸的专业人士，基本上没有什么人文情怀，只是工具式的人物，是没有想象力的匠人，自然也是文学懵懂。比如从糟糕的工程技术人员到行政管理者，从中都可以找到许多类似的例子。大家可以随手找一份电子产品说明书，它往往是越看越糊涂的，因为撰写者可能就是那样的人。他们缺乏最基本的表述能力，本来几句话就可以说清楚的，他们却纠缠不清，搞得非常繁琐。这么初步的表述，仅仅是一个电器说明书都写不好，还指望他们造出一流的产品？所以就只好仿制，只好跟在别人屁股后边抄袭，做一些没有自尊也没有前途的事情。
我们的语文教育已经到了这样可怕的地步。有些大学教育，不要说上升到文学的意义去要求了，只讲基本的写作能力，连文从字顺都做不到。初高中生就能解决的文字表达，现在有的大学本科以至于硕士生、博士生都解决不了。这就不仅是可悲，还包含了巨大的危险和危机——整个社会处于人文知识与能力的严重缺失期，这一切将极大地危害到社会，让我们无法依循正常的生存伦理去生活，社会功能和价值体系都将陷入紊乱。
在一个一心追求技术和利益的实用主义族群里生活，不会有什么尊严和幸福。满街都是利益动物，到处都是实用主义，一个人被这样的气氛簇拥和包围，想过有尊严有秩序的生活，那是断不可能的。
刚才说的是文学立志，这不禁让我们想到，整个的人文水准和社会气氛，离这种“立志”的状态还有十万八千里。前边说了那些登山的教授们，他们的事业之所以取得辉煌的成就，起码是具备了深厚的人文素养，他们有过文学的志向，并且有过深入的操练，有操守和情怀。
有人喜欢权力，认为这是最体面最风光的人生。可是做行政管理的人需要具备更强大的人文关怀。我们的社区如果交给一个连一句话都写不通顺的人，一个行为野蛮的人，一个公开以敌视文明为荣的人，那会意味着什么？这样的权力越大，造成的灾难也就越大。目力所及，凡是管理上造成许多重大损失的，其中绝大部分是依仗了野蛮，也就是说将一些素质极低的人放在了权力的位置上。他以自己的野蛮统辖和改造了所在的地区，就是这样。
一个人的文学立志，可以让其成为作家，也可以让其成为一般的文学爱好者。从文学专业上看，他可以放弃或部分地放弃，但诗心却不会那么简单地离去。
所以说仅仅是热爱，仅仅是不能放弃的文学志向，其人生和社会的意义，也实在是不可谓不大。一个人一生向往诗意，向往完美，向往语言，向往想象，走入理性，就不可能是一个粗劣的野蛮人，就会是一个文明社会的组成部分。
三
另有一些人不仅从很早开始立志，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现自己真的具有这方面的才能。他们的文章从初中到高中，再到大学，一直得到了老师和同学的赞赏。在少年和青年时期得到的鼓励非常重要：许多人都有印象，当年的作文被老师在讲台上读作范文的，所引起的兴奋大概不亚于后来在刊物上发表一篇作品。这让人到很久以后还念念不忘。
为什么这种鼓励让人如此兴奋？因为这是源于个人心灵的东西，是真正的创造，所以种种鼓励最终也要返回心灵。第一次表述精神世界，并且形成了文字，这当然是一件大事。最初的文字创造能力得到了展示，怎样营造气氛，传递意识，感动别人，得到共鸣，这必然是很深刻很特别的记忆，于是就很难忘记。
立志要做一个作家，一个以文字为生的人，让自己的文字和思想传播于世的人，最初的鼓励会深深地影响他。但立下宏大志向是一回事，成功与否又是另一回事。因为这条路上的人很多，只有一直往前，走到遥远的地方，人数才会渐渐稀少下来。
每个人都会随着生活实践和社会现实，在人生道路的选择上不停地校正，作一些改变。
有人获得了最初的鼓励更加坚持下来，才能得到进一步的发挥。这其中的佼佼者不断发表作品，出版书籍，正一步步靠近原来的志向。后来一切如愿，渐渐成了一个非常有名的作家，出版了很多书，获得了很多奖励。果然如此，他的努力没有白费。
这些成功促使他把目标定得更高。其中的一部分人想利用文学的成就和影响力获得更多，比如权利，比如最著名的奖赏。围绕这些，他们会自觉不自觉地做出很多努力，设计自己的道路。文学生活不是独立于社会的，它也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所以这种文学上的设计，必然要包括诸多策略。什么人际关系，营销炒作，内外有别，上下通畅——当然还需要越来越辛勤的劳动和刻苦学习。诸多因素综合起来，与远大的志向互相匹配，一直向着文学上的“大成功”进发。
这时文学经验和社会经验全面积累，身份和名声相匹配的各种职衔也有了，多版本的作品也有了，收入已经不再是问题——许多机构都不再忽略他，真正是名利双收，一张小脸木生生的，不苟言笑，遮掩着内心的欣喜。
中国积弱多年，文化十分苍老，经济刚刚起步。过去我们常讲的一句话是“弱国无外交”，意思是当这个国家很弱小的时候，外交官是没法当的，因为对外国人说话是没有分量的，手里没有砝码与对方交换。所以说在清代，外交官都感叹：我们这个国家太弱小了，总要仰人鼻息。现在稍有不同，话语权有了一些，但文化上总想“走出去”。私下流传一句话叫“弱国无文学”。就因为文化上的不自信，把西方看作了文学的中心。
这种不自信就影响到了基本的判断，对自己的文化、自己的艺术，没有了感动力和辨析力。西方给一个赏识或几句夸赞，头脑立刻热起来了。
孙中山先生在世时谈外国与中国的关系，说过一句话，即“联合所有能够平等待我之民族”。这里有一个前提，就是“平等待我”。而现在由于长期积弱，还由于冷战等历史原因，有多少西方人能够平等对待我们的文学艺术？能够冷静地无偏见地对待我们的文学艺术？事实说明他们当中的很大一部分或者是热衷于买进卖出的商人，或者是抱有成见，认为只有自己那里有真正的文学艺术，而我们只配作窥视的标本，完全不必作为语言艺术去研究。所以他们更注目粗粝和尖叫。这是多么不幸和悲哀。
西方确有一些文学从业者，更包括投机文化产业的商人，对待东方常常离开了文学的标准。文学不能等同于声色犬马，也不是什么匿名信和大字报，它需要相应的思想与艺术含量——首先应该是真正的语言艺术，有直面人生的真勇，能沉潜和哲思，具备深邃的批判力。
在那种不良而无聊的窥视之下，我们自己的文学标准竟然也随之偏移，最后丧失殆尽，以至于到了非常可笑的地步：只要洋人有话，这边立刻惊慌。可见到了多么可悲可怜的地步。连一些专业人士，所谓学富五车的人，这样势利无趣的也不在少数。
许多作家宁可与其他界别的人讨论和交往。有人对我说：每一次参加所谓的文学聚会、文化聚会，回来以后很长时间都觉得不舒服，就像参加了一场势利眼大聚会。那时要看来头，看参会者的人气，总之大致是文学之外的东西。这里已经失去了基本的专业伦理，没有任何的公允和判断。当我表示了同感时，对方就惊讶地问：“连你也这样看？”这句发问多少隐含了对我辗转于热闹之中的批评。我想说：是的，只要稍稍清醒，都会把这样的滑稽看在眼里。
正因为这样的一种局面，有的人要实现自己最早的文学发愿，实现那个大的文学志向，就不得不动动脑筋了：对于国内国外、各种情势之下，该采取什么姿态才好。有一个成语叫做“食髓知味”，说的是一个人初尝滋味之后，那种诱惑之大，他会一直地、变本加厉地做下去。在一个物质主义欲望盛大的世界上，有时这种文学策略也许是不自觉的。
如果以所谓的成败论英雄，那么许多人都会说这样的作家不仅志向很大，而且已经成功。以文学致富，以文学成名，我们面对这样的成功者，难道除了承认，还有别的选择吗？
一个人出版了那么多作品，得到了大量赞许，可见文学策略是成功的，整个步骤是成功的，于是一切都是成功的。这样的结果，除了先天的能力、后天的努力，也还有处心积虑的经营——或许还要加上一点点运气。我们会同意这种判断吗？可能会。
社会上长期以来有一种说法，就是“我们要承认现实”。什么样的现实都要承认？都要毫无保留？不，精神之域可不一定是这样，心灵之业如文学，可不一定是这样。我们需要进行更加缜密的、本质上的甄别。
如上说的当然算是一个成功者，因为著作有影响，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出了那么多的书，是相当不容易的。一切都不是空穴来风。现在各种媒体非常八卦，网络和电视对文学写作的覆盖率也不小，作家能够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持续地拥有影响力，不断地出版自己的作品，在专业领域中不停地巩固和提升地位，应该是不小的成功。
如上只是大致的笼统的判断，要严格比较起来，我仍然觉得这种志向、这种实现的方式，并不是很大很高的。
它实际上还没有前边讲过的那些文学“边缘人”，比如没有那些理工科教授们的文学志向更大。
四
这种所谓的文学影响和事业成功，充其量只是中等的、一般化的。为什么？因为文学说到底并不是一般的“专业”，不是一门生存技艺，而是生命里固有的、与生俱来的一种企盼和要求。它尤其不是用来换取世俗利益的工具，而只能是心灵之业，是生命的深爱。以文学在物质世界换取了多少实际利益为标准，那就太粗陋太荒谬了。
文学的感动，是很特殊的一种战栗和悸动，是心底的欣悦和感激。这一切是呈现在整个人生之中的，具有不可思议的、只能以心相悟的那种内向性质，所以绝不能用世俗的所谓“成功”去衡量。有时候最“成功”者，很可能是真正的失败者。一个写作者一旦动用了文学策略，服从功名利禄去调整自己，面临市场，面临洋人，面临评奖，使用过多的心机，那就必然要摧折内心丰盈的诗意，对一个作家来说，将是一种极大的不幸。
这种心机和追逐，与一切生命的深层渴望，与不可言喻的完美的企望和幻想，差距是多么遥远。在诗境和真理的追求中，机会主义是没有位置的。也就是说，文学写作一旦掺杂了物质欲望的权衡，被其制约和框束，自由烂漫的想象和追求真理的坚定性，也就大打折扣了。
自然了，荣誉和奖励也不是坏东西，它可以鼓励写作者。但再大的奖励也同样不是标准，因为历史和时间会加以检验，一个人的生命和艺术的质地，终会自然而然地随着时间的延续而裸露出来。所以在获得某些奖赏的同时，在愉悦的同时，也需要警惕一点它的负面作用。就是说，不能陶醉其中，不能完全认同它的标准。一般来说，观察下来会发现，只有没有信仰的一些作家，还有一部分不发达地区的作家，因为对自己的创造力、对自己族群的弱势文化不够自信，才对一些奖项、对来自发达国家的承认，如此地迷恋和渴望，甚至达到了迷信的地步。
如果将名头当成全部，将奖赏当成全部，心灵深处热爱和骄傲的那份文学也就失了分量，也许完全没有位置了。
几乎所有的文学讨论场所，都可以听到人们那么急切和慌乱地谈论西方的认可、西方的文学奖。有人在一些讨论会上不停地问：对这个奖怎么看？今年又会给谁？报刊上一时也在纷纷谈论。我们的文学以至于文化，苍白无聊到了这种地步，是不是有点可怜？事情发展到了这个地步，我们还能指望什么独立的创造精神？自卑就像病菌一样在当下传染，令人惊异和沮丧。我走过了一些国家和地区，也见过了许多的东西方写作者，比较一下，方方面面的文学人物，从亚洲到欧洲，还没发现一个国家的作家像辗转于物欲中的某些人一样，对一些文学奖赏慌成这样，简直有点惶惶不可终日。
说起来可能觉得是个笑话，一个本来可以好好写作、好好完成自小确立的文学志向和爱好的人，在日复一日的惶促中渐渐做起了白日梦，最后竟然变得神色怪异，做出了匪夷所思的、令人大吃一惊的古怪举动……要知道这可不是什么天方夜谭，不是一个神话和笑话，而是真实发生的故事。但愿我们也不要将这些仅仅看成是一出闹剧，而要由此深刻反思一下，看看我们的文化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我们的文化环境被腐蚀到了怎样严重的地步。
这从根本上说，是生命品质出了问题，美好的文学立志已经变质。他们渐渐把文学写作当成了一场人生的利益博弈，自己正在做的，多少有点像博彩业或像体育赛事差不多。他们要为这些去追求，去拼搏，对文学本身已经不爱，而只为这种“博彩”才打起精神。这里没有什么通常说的责任与理想，没有什么心灵需要，生命欣悦，只明确地执著地追求世俗上的功名。名利就是一切，其他则一概无所谓。所以他们认为只要具备了这种成功，其他的什么都不必计较。什么良心良知良能，那都是说着玩的，都是“牌坊”。
与此相反的是，仍有作家非常专注地在那里写作，他们一如既往地探求，相信绝对真理的存在，始终较真，为心中的艺术而欣喜快乐或忧心忡忡。
有人说那不过是姿态的不同，是优雅和文化。但我认为绝不仅仅如此。最本质的问题，说到底还是境界、是生命质量问题。没有真理的吸引，没有信仰，让一个人在名利面前安静下来是不可能的。这些对谁都是很难很难的。
但好的写作者起码不必那么慌张，可以很正常地生活和工作，到哪里旅游，到哪里查资料，读书和钻研问题，有了创作冲动就专注于写作。这种生活有其稳定性和日常性，家庭，朋友，专业，大致是这样，是很朴素真实的一种生存状态。因为此刻还没有被一种用心谋算、被一个明确而具体的目标弄得惊慌失措。不然，为文学的一生就苦极了，就像范进中举一样，总是不停地期待和努力，结果真的中了以后也就疯掉了。
有人问过一个西方作家，你这一辈子从事文学，热爱写作，写个不停，到底为了什么？目的是什么？为什么要将一生奉献给文学？这位作家回答之前想了想，说：“为了荣耀上帝。”这句话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说本也平常朴实，却真的使我们听者难忘。这句话在一般的中国作家来说可能觉得既虚渺，又高不可攀。因为我们这里连有没有神都是一个问题。而对方那里是有神的，有上帝，他的写作、所有的工作，都是为了荣耀上帝。
但是仔细想一想，这个回答也足以使我们警醒了。因为它的质朴中包含了至高的境界，绝不是一句假大空，是有具体内容的。这种人与一般人的不同，即好像在上帝的注视下写作，作品不光令上帝高兴、满意，而且还能增加荣耀。这真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写作理由，一个很高的文学理想。有了这样的文学志向，一生的文学实践就有了一个最基本的、也是最崇高的目标。目标错了，速度再快都会适得其反。
我们比较一下就知道，同样是关于文学的立志，这个西方作家讲的，就比前边那种看上去的“宏图大志”要高许多。有人可能问了，我们中国不是一个基督教国家，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不信宗教，文学人士也大多不信，那我们当然不可能为了荣耀上帝——既然如此，要拥有一个大的文学志向，又该怎么办呢？
这就是下面要谈的一些问题。
五
一个人随着年龄的增加，文学阅历的延长，人生也在经历多次的总结和感悟，因为写了几十年，跌宕起伏一定很多，总要思索：文学给我们留下来的到底是什么？最大的收获又是什么？回头看看，这才是最重要的一次总结和觉悟。
一般都会说，文学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的喜悦和痛苦，辛苦和喜悦交织一起，贯穿在整个的写作生涯、整个的过程当中。的确，经过了几十年的文学劳动，甘苦参半，总的来说它拓宽了个人对社会的认识、对人的认识，视野开阔了，深度加强了。它使我们变得比过去更好一些。就个人来说，回顾刚刚开始的年轻时代，说过什么，做过什么，回忆以前的一些关节，还要常常脸红。这不光是因为阅历短浅才导致了那样，还有不够纯粹不够纯洁的根本原因。
因为不停地写作，要阅读，要深入诗境，要不停地寻求。这是对诗的向往，对社会与人性的深度体察和理解。自己从事的工作，就是日益投向和接近“诗”与“真”。求真，使人固执地追寻真理，对正义变得更加敏感；求诗，使人越来越能够展开想像，对完美和残缺有深入的体验和领受。
这使一个人与过去有了许多差别。他较有可能认识自身存在的弱点、令自己痛苦的东西，比如虚荣，比如一闪而过的机会主义，还有其他不健康的东西——人性所共有的缺点及弱点，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但是对文学的追求越深，就越是有可能剔除它们。
这个过程是不停地阅读大师，靠近经典，靠近伟大心灵的过程。我们进一步知道世界上有各种不同的人：多么好的人，多么崇高的人，多么善良的人。有人一生都在严格地、苛刻地对待自己。这是反省的榜样，实践的榜样。有没有这样的榜样当然大不相同。在文学写作的行列里，真有这样的人，这样的创造者——作家本人。
就因为有这样的榜样，他们在一边不停地提醒我们。所以觉得，自己尽管还令自己大不满意，但总算比过去变得更宽容和善良了一点，就是说往前进步了。任何人，不论从事什么工作，都要经历一个从少年到壮年的过程，如果写他的变化，也就叫“成长小说”。这里说的是一个人只要活着，就存在倒退和前进的可能，无非就是这两种可能：提升或沉沦。
所以说，文学无论是伟大的还是微不足道的，它给个人的帮助是至关重要的，作用是巨大的，这就是让人往前走而不是往后退。人生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而认真的阅读和思索、不倦的想象，就是在奋力划桨。这也是个战胜绝望的行动。以前说过，一个人活到了四十多岁，到了中年，如果不是一个傻子，就很容易绝望起来。人生有时会感到如此的孤独和无望。如此艰难与坎坷的一个人生，没有大量的文学形象、文学生活陪伴，没有美好的想象，只能是更加寂寞痛苦。有时会觉得人生就是一场苦难，要在极其没有尊严和秩序的生活当中煎熬，这是一件沉重之极的任务，无法完成。
现实中真的有人在想一些可怕的问题，即怎么样尽快结束自己的生活。大多数人没有经历过这种深度的痛苦，但不难理解这种痛苦。看来经历绝望是不难的，难的是怎样在这个前提下还能够积极起来。
文学通向了诗与真，如同寻找信仰。它高洁、丰富、斑斓，是非常阔大的一个事业。同一本好书，由于读者不同，可以获得极其不同的理解。一万个人阅读，会有一万种感想。它使人的心灵世界更为丰富，使人振奋和积极。这就是对个人的作用。
那么一个人的写作对于外部世界呢？这方面的判断稍稍复杂起来，因为这不能以一己的感受来作依据。但就个人的愿望和所能体会到的方面来看，对这个世界还是多少有益的。这种有益体现在它的良好用心，它对道德建设向上提升而不是向下的负面之力。在拓展他人的人生经验，在人性的理解方面，也是尽其所能。简单点说，就是这种写作活动无论有多少弱点，它对这个世界还是建设性的、有益的，尽管作用极其微小。
它给个人带来了生命中的欢乐和美好，并使其通过它服务于生存的这个世界——它起到了完善的作用，帮助而不是毁坏人生，不使他人变得更加荒凉；对于人的素质的提高，对于这个世界的精神和道德的提升，起到了一点微不足道的作用。它也许因为个人的浅薄和谬误而带来一些损伤，但这既不是自己的初衷，也不会抵消其正面意义。它的良性作用哪怕只有一点点，就已经让人欣慰了。
从主观到客观两个方面来判断，那么文学至少对于作者本人，是意义重大的。一个人的文学能力有大小，但主观上的良好愿望是最为重要的。它只要不是博得名利的手段，不是运用策略的对象和方法，那么它就是值得珍惜的。
一个写作者坚持这样的写作立场，沿着这样的方向走下去，才会既帮助世界，又不愧对自己。在中国这个大多没有宗教信仰的土地上，一个写作者有了类似的朴素的志向，我觉得差不多也就等同于“为了荣耀上帝”而写作了。在本质上，它们的意义和境界或许差得会小一些。如果说到文学立志，那么这种志向才真的叫大。
名利这种东西的诱惑不会放过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时段，但它总该有个限度。随着年龄的增加，这种诱惑不是变得越来越大，而是应该越来越少。它更多的是怎样欣悦自己的灵魂，使自己的心地变得善良；对他人，则是怎样促进良知良能，令其愉悦和完善。能有这样的文学志向，不是足够高远吗？
所以说，有人尽管一生都没有做成专业大事，但一生都爱着文学，并且也因为这爱得到了心灵的升华，生活的充实，其意义是非常大的。反过来看，有人尽管从专业上似乎大有斩获，硕果累累，但究其归总仍旧是世俗层面上的，是名利驱使下的文学策略的成功，由此而实现的文学志向是很小的。这种文学成果最后也不可能在时间里取得崇高地位，因为它失去了纯粹的艺术和精神的质地，失去了诗性。
只有名利心淡弱以至于没有，将身心投向了人生责任和真理探求的人，才会有真正不朽的事业。
我们这里大约是分析和比较了几种不同的文学立志以及它们的后果。
大家可以看到，在名利场上，有一些渺小的追求反而被当成了最大的志向。这就是一个物质主义盛行时期的混淆认识。人们只渴望速成，追逐世俗层面的成功而不择手段。于是那些苟且的、玩弄机心的，往往就成了一时的榜样。
坏的榜样是具有腐蚀性的。
文学既是浪漫的事业，又是质朴的事业。文学的一生，应该是追求真理的一生，向往诗境的一生。
（选自《上海文学》2012年第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