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一位长者的追思
白描
在咸宋公路泾阳和三原的交界处，有个地方叫三渠口。醒目的标志，就是路边有棵大柳树，树身足有三抱粗，树冠遮天蔽日，洒下的浓荫宛如一方巨大的天然凉棚，卖吃卖喝的、剃头钉掌的、修车补胎的、歇脚纳凉的，便聚集在这阴凉下，成全了一派旺盛的人气。这就是我的故乡，是我梦中常常回到的地方。
三渠口实际上是朱、蒋、韩、白、雒五个村庄的总称，是中国最早的水利工程郑国渠流经的地方。后来在郑国渠老底子上兴建的泾惠渠，主渠道在这里分流，因而得了三渠口这个名字。给人说三渠口，没有多少人知道，但咸宋公路在早年是西安、咸阳通往铜川、延安、榆林和宋家川（今吴堡）的惟一公路，凡从这条路上走过的人，告诉他公路边那棵大柳树，人们即刻便有了印象。大柳树太醒目了，看它一眼就会难忘。它是五个村庄的中心，五个村庄像花瓣一样绕着它散布开来。它伟岸、庄严、慈爱、柔情，在故乡人心目中，占据着很重要的地位。
记不清什么时候我给李若冰讲述过三渠口，讲述过这棵标志性的大柳树。若冰和我都是泾阳人，我们经常谈论有关家乡一些话题。知道他将这棵树记在心里，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们一块回故乡泾阳的时候。泾阳乡镇企业家焦志学办了家造纸厂，请若冰回去视察，我全程陪同。那天在纸厂呆了很长时间，之后若冰回了趟老家。他的老家阎家堡和纸厂所在地云阳镇只有半个小时车程。若冰出生不久因家庭贫困，被卖给一户杜姓人家，不几年，养父母就被一场瘟疫夺去了生命，很小的他就成了孤儿。十二岁那年，他奔赴延安参加了革命。如今老家只有侄辈的人，见他回来，非常高兴，几个侄子家庭十多口人围拥着若冰，坐在老家的庄户院里，嘘寒问暖话亲情，喝茶聊天拉家常。正是阳春三月，太阳暖烘烘地照着这些情殷殷、意切切、乐融融的人们，其情其景，很是感人。本打算在老家看看就走，但亲情绵绵，这一呆，便呆了两个多小时。侄辈的媳妇们张罗着要去做饭，因为已在纸厂吃过，被若冰谢绝了。县上给若冰还安排了活动，必须在晚饭前，赶到县城去，若冰不得不和亲人们道别。
上了车，若冰突然问我：“从你家到县城多远？”我说不远。若冰说：“我印象中很近，不就是咸宋公路边那棵柳树吗？也就是十多里吧。好吧，去你家看看老人。”我的母亲随我在西安，父亲仍在老家三渠口。若冰要去看望我父亲的提议，是计划之外的。这一天行程安排得很紧，县上还要若冰去看几处文物景点。若冰任省文化厅厅长，文物工作在他的管辖范围之内，还有一些单位一些人，早就想求若冰的字，县招待所那边早就铺开笔墨等候了，另外还有一些非见不可的朋友。我家尽管离县城不远，但从云阳去我家再去县城，要绕很大一个弯子。在家里还要耽误一些时间。这样一来，县上的活动肯定就安排不开了。我婉拒若冰，说已告诉父亲，这趟没有时间回家，但若冰还是想去。我给若冰算了一笔时间账，若冰大概也觉得时间确实安排不开，只好遗憾地说：“你陪我回了我的老家，我该陪你回趟你的老家才是。今天时间安排不开，以后咱俩再回来，就在你家或我家吃农村饭。”随后又问我，家在那棵大柳树的什么方位？他说他去长庆油田，从咸宋公路走见过那棵大柳树，问大柳树有多大的年龄。我说听爷爷辈的人讲，他们小时候那棵树就那么粗。若冰说：那肯定有百年以上的历史了，是棵应该保护的古树，以后回来时去看看那棵树。
但这以后，我没有机会再陪若冰回过泾阳。没能一块品尝他的亲人或我的亲人做的农家饭，没能在我的老家接待他，一同去看看那棵大柳树，终成为一件憾事。
若冰给我的亲切感和我对他的尊敬，决不简单同是泾阳人的缘故，也不简单因为他在长时间里是我的领导和师长，而在于心灵的贴近和沟通。他是一个重情重义、拿心和人交往的人，这样的人自有一种人格的魅力。他有很深的革命资历，有长期担任地方文艺界领导的资格，有着受人尊敬的著名作家的声望，但当他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这一切身份和地位的特点都很淡很淡，给人突出的印象，便是他的爽朗与随和。他有很强的亲和力，无论你是普通工人，是农民，或是个初学写作者，和他交往，你不会有局促不安的感觉。即使出于对他名声的敬慕，开始你会有点拘谨，但他和蔼的态度和亲切的笑容，像春风一样，马上会拂去你所有的顾虑。你会被他感染，从内到外都会获得一种亲近滋润的感觉，让你变得轻松而舒展。
第一次见到若冰，是在东木头市原陕西省文创室的小院里。那是1975年国庆节，路遥、叶延滨、叶咏梅和我，作为当时《陕西文艺》借调的“工农兵”编辑、实际上是刊物重点培养的青年作者，参加编辑部举办的国庆会餐。若冰当时正在礼泉县兼职深入生活，他赶了回来，和我们几位青年作者亲切交谈。我们几个人，谁没读过《陕北札记》、《柴达木手记》、《神泉日出》？谁不期待着他给予我们以教诲？我们对他的尊重是由衷的，若冰却全然没有居高临下的架子，像朋友，又像父兄一样询问我们的工作和学习，询问我们的创作和生活，和我们碰杯喝酒，给我们夹菜，和我们开心地说笑。记得当时他有一番语重心长的话：“你们要努力，陕西文学的繁荣最终还得靠新一代主力军。我们的刊物既要出作品，又要出人才，将来你们都要接陕西文学的班。”其时老一辈作家有些刚刚复出，有些将要复出，都是青年作家所要倚持的大树，但他以长远的眼光激发青年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其情切切，其意殷殷，让我至今难忘。
我在《陕西文艺》学习、工作了将近一年之久，直到大学毕业分配前夕，才回到学校。我是陕西师大的学生，路遥是延安大学的学生，编辑部想让我和路遥毕业后都到刊物工作，刊物领导出面与学校方面协商。这是我和路遥梦寐以求的，但结果是路遥如愿以偿地分配到了编辑部，我却被留校做了教师。为此，若冰很不甘心，从1976年到1982年，从省文创室到陕西作协，从《陕西文艺》到《延河》，在长达6年的时间里，作为陕西文学界主要负责人的他，始终没有放弃调我工作的努力。陕西师大态度很明确也很坚决：不放我走。陕西作协的态度很明确也很坚决：这个人我们要定了。若冰对我说：现在就看你的态度了。得到我的肯定答复后，他先后与几任陕西师大的领导人协商，直到李绵同志做了师大校长，凭着他们都是老延安的关系，他亲自出面多次跑师大，直接与李绵同志洽谈，终于在1982年，我调陕西作协的事情才成定局，实现了我人生专事文学工作的梦想。
若冰对“陕军”文学队伍的建立，对陕西青年作家队伍的成长，不遗余力，是做出了巨大贡献的。他和他的夫人贺鸿钧有一个共同之处，凡见到一个文学新人冒出来，便无比的兴奋和喜悦。鸿钧长期担任《延河》领导，我曾经在一篇纪念《延河》创刊60周年的文章里这样描述鸿钧：这位50年代就以小说创作得到不少读者赞赏的女作家，在编辑工作中，看到一篇好稿子，“年过半百的人会像孩子一样，两眼放光，拿着稿子在各个办公室奔走相告，其兴奋之情宛如现在的父母看到儿女跃过龙门考取了好大学”。若冰也一样，在我担任《延河》主编期间，每看到刊物出现一位新人，看到刊物发了一位青年作家的好作品，总要问我作者的具体情况，叮嘱我要注意扶持有潜质的文学新人，特别是基层的读者。即使在他担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文化厅长期间，不具体管作协的事了，但总是尽其所能，给青年作家的成长创造条件，热情帮助遇到困惑或困难的青年作家，有时甚至不计自身在官场的得失，挺身出面保护一些遭遇某种危机的青年作家。
80年代中期，贾平凹发表了《好了歌》，招致了一些重要人物的严厉批评，搞得平凹灰头耷脑，很是伤心。若冰一直认为平凹是个难得的人才，不能因为创作上的某种探索和实验就损伤他的热情和自信，他让我转告平凹，一定要振作起来，指示我《延河》仍应该继续向平凹约稿。平凹的好稿子，陕西青年作家的好稿子，《延河》都要尽可能地优先发表，刊物要成为陕西作家成长的重要基地。路遥在成长道路上也遇到过更大的危机，在路遥寝食不安的日子里，若冰给了他最宝贵的支持，帮他度过了山重水险的人生关口和阴霾密布的精神危机。那一段时间，若冰成了路遥的精神支柱。三天两头，路遥有事没事都要去若冰家。若冰身担要职，在繁忙的公务之余，要读书，要写作，时间是很紧的，但一旦路遥登门造访若冰便将一切事情搁在一边，听路遥的倾诉，陪他聊天说话，宽慰、开导他。若冰知道，这个从陕北山沟沟里一路打拼出来跻身著名作家行列的青年，如果不给予呵护，那精神系统里自尊和自卑复杂交织、雄心和疑虑相互纠缠、强悍和脆弱一并兼有的基本平衡，即刻就会倾斜颠覆，整个人也就毁了。事后路遥曾不只一次地对身边好友讲：若冰在他心里，就是他的精神支柱，是他的精神教父。
若冰所做的一切，并没有想到要谁感恩。他只是按照自己赤诚的心性和善良的愿望来做。在这一点上，他不像个阅历丰富、经验老到的政治家，倒像个单纯得毫无城府的赤子。这便难免会被某些人利用。有时知道被人利用了，他也不会后悔、懊丧，更不会改变他的热心肠。凡事自有公论，正因为若冰是这样一种人，才赢得了人们普遍的尊敬和社会良好的口碑。
若冰是我国石油文学的奠基人。上个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他的足迹踏遍了我国石油勘探开发的一线工地。至今，当我们随便走进哪个油田，提到若冰，那些老石油们无不充满敬意。他的激情燃烧在黄沙大漠，他的汗水洒在戈壁荒滩，他的身影印在苍穹大地，他留下的文字，深深地嵌在了人们的心里。2005年深秋，我和阎纲、周明、雷抒雁、何西来等应邀奔赴新疆库尔勒，我们走访了西气东输工程的首站轮台、东西横跨神州大地的万里气龙的源头克拉二气田，我们沿着沙漠公路，一直深入到塔克拉玛干的腹地塔中油田。一路上，无论是我们几个陕西老乡还是油田的同志，经常说到若冰。到了油田不能不想到他，不能不说到他。在塔中油田的沙漠植物园里，看到人工栽培的沙漠植物，我想起了若冰作品里对红柳、梭梭、沙棘的描写。这些都是他非常喜爱的植物。我在想，若冰如果有墓地，应该把这些植物种植在他的墓地上，让它们陪伴着他，让这些伟大非凡的生命呼应着他的灵魂，九泉之下的他，一定会感到欣喜的。
但我也知道这是空想。红柳、梭梭、沙棘这些植物，只适宜在沙漠生长，它们生命的意义就是挑战，在不可能有生命的地方呈现出一丛丛、一片片生命的绿色。脱离了严酷的生存环境，与别的娇花嫩草没有区别，生存的意义大打折扣，它们便宁可不复存在。
去年回泾阳老家，让我分外感伤的是，那棵大柳树已经死了。活了上百年，突然就死了。那片遮天蔽日、挡风避雨的浓荫已荡然无存。原来大树下那块地方，再也不是人们的聚集之地，拓宽的公路从那里经过，到处都在盖房建屋，过去清荫笼罩的地方，如今尘土飞扬。一段生命的历史，一段人世的风情，就这样戛然而止。
我又想起了若冰，想起当年他要来三渠口的提议，其情其景，如在眼前。大柳树没有了，若冰也离我们而去了。我想，如果能在故乡给若冰修建一座墓园，我会在那墓园里种植一棵柳树。柳树的生命力是极强的，随便往地上一插，便能成活，这倒与红柳、梭梭、沙棘很是近似。在故乡的树木中，柳树在春天总是最先发芽变绿，把春的消息早早报告给人们；而秋天又是它最后落叶，在一个四季轮回的谢幕之际，叶子变黄，呈现出一片耀眼的金色，在寒风乍起时给人一种明亮的暖意。垂柳依依，是生物对造化感恩的绵绵柔情；垂柳飘飘，是人们对尊者逝去的无尽思念。
为若冰在故乡种这样一棵树，我想他是会喜欢的，像喜欢红柳、梭梭、沙棘一样的喜欢它。
（选自《延河》2006年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