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启圣（1624～1683年），字熙止，号忧庵，浙江会稽（今绍兴）马山姚家埭人。少任侠，顺治年间入旗籍，康熙二年，举八旗乡试第一。耿精忠反叛，从征进讨，屡立战功，后擢任福建总督，晋封兵部尚书、太子太保。力荐施琅，谋取台湾，为平定台湾叛乱，统一祖国建立了不朽功勋，使台湾重回祖国怀抱，完成了统一大业。还提议台湾回归后应“开海禁”，鼓励海峡两岸自由通商，加强台湾与大陆的血肉联系。关心故乡绍兴建设，曾修郡邑庠及三江闸、西江塘。《清史稿》有传。
一
姚启圣从小就有豪侠之气，性格豪爽。全祖望《鲒埼亭集》卷15载：公（姚启圣）生而膂力过人，广颡长髯，目有芒，如泄电，闪逼人。曾经游于松江府守赵君家，在官署后院中午睡，打鼾声很响，府中的童仆十分好奇，偷偷地去看，睡姿就像雕虎一样，很是吃惊。
年轻时为明朝诸生。清顺治初年，游历通州（今江苏南通市），为当地土豪所侮，于是到军前乞求自效。后权知通州，抓住并杖杀了这个土豪，然后弃官而归。回家后，曾在萧山城郊游玩，一次，看见两个士兵用刀驱赶着两个年轻的女子，两个女子的父亲哭着跟在后面。姚启圣佯装要与两个士兵说话，并且劝说他们给老人一点钱，士兵答应了。姚启圣出其不意，夺取他们的佩刀，接连杀死两个士兵，然后对老人曰，快带着女儿回去。然而所杀死的是官兵，官方抓捕很紧，姚启圣于是改姓换名亡命江湖；顺治十六年（1659年），不得已附族人籍于奉天镶红旗汉军下。
康熙二年（公元1663年）中举，为八旗乡试第一，授广东香山知县。前任知县因负课数万下狱，姚启圣代为偿还。澳门大贼霍侣成弄兵作乱，督抚大员们不能剿灭，姚启圣用计擒获霍侣成，不久被他逃走，又率奇兵抓捕而归。澳门海乱才告以平息。与姚启圣同时的有岭南三大诗家之一的陈恭尹（1631～1700年），顺德人，在他《寿姚香山熙止》一诗中有所记载：“英雄之才久不作，汗简丹青殊寂寞……挥鞭一指招日来，群盗如麻皆面缚……太史在朝稗在野，山人不是谀人者。”姚启圣论功应得上赏，督抚嫉恨他，反而以私通海寇诬陷他，并且要将他置于死地。姚启圣不得已在晚上求见平南王尚可喜诉说自己的冤屈，尚可喜上疏为他辩白伸冤，然而姚启圣后来也因擅开海禁，被劾罢官。客居广东，又无以为生。此时姚启圣年已五十，熟知他的人同情其遭遇，而姚启圣并不因此而消沉下去。后从事经商，赚得不少钱财，为以后的仗义疏财打下了较好的经济基础。
姚启圣的任侠不仅体现在其乐于助人而在所不计，还表现在他仗义疏财、捐资助国。
姚启圣自幼生长在豪富之家，勤于读书，他聪明过人，胸有大志；对历代清廉之士敬佩不已，常引以为楷模。他守着万贯家财，却毫无纨绔子弟的恶习，后随康亲王杰书出生入死为国征战，直至因功官至福建总督，授兵部尚书、太子太保，也毫无享乐之心，却是捐出家财资助军队，安置郑氏投诚官兵，用于国家所需。这在中国历史上的一二品大员中很是少见。
当耿精忠反叛清朝时，姚启圣以家财募军；在任福建布政使时，姚启圣为了尽快平定吴三桂的叛乱，首先捐资助军，将家产私财共五万两白银捐出，用于置办军械物资，以增强战斗力。这在当时的清代高官中非常罕见。《清史稿·姚启圣传》有此记载：“总督郎廷佐奏启圣与子仪屡著战功，赡军购马，具甲胄弓矢，糜白金五万，皆出私财，诏嘉奖。”连领兵的康亲王杰书也深为感动，在奏折中常常表彰他，为他请功。两年之后，福建全省终于统一。按照清朝当时的制度，官员捐钱达到五百两就记录一次，加一级。而当时吏部和兵部所列的姚启圣捐献之功，已经加到了五百级之多！
为了招抚郑氏官兵，姚启圣又捐出大量财产。康熙二十年（公元1681年），他招抚郑氏官兵已见成效，他认为给俸发饷是最能得人心的安置手段，但政府支出的军饷又不可能充分做到钱财充足；这样，为了安置更多的郑氏投诚官兵，姚启圣毫不犹豫地拿出家产来安置投诚过来的官兵。后来统计表明，单单捐献银钱一项就达八万八千两，当时人们称他“用金钱如粪土”，为了国家早日安定，老百姓早日过上安宁日子，姚启圣毫不吝啬私人的财产。他的报国忠心和爱护官兵的真情使投诚者大为感动，投诚的人纷纷慕名前来。
然而，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当姚启圣去世时，家中财产捐献将尽，生活已显贫困，家中无钱入葬，儿子们只有卖田来安葬他。生活于清代“康乾盛世”的史学家、文学家和思想家全祖望在其著作《鲒埼亭集》卷十五中有如下记载：“暨其薨，萧然无储蓄，诸子卖田以葬，贫如故。”姚启圣忠心为国竟能如此。
二
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年）冬十二月，吴三桂起兵反清。康熙十三年（公元1674年）三月，耿精忠在福州也跟着反清。尚可喜起初并不反清，在其子尚之信的胁迫下也跟着反清。所在响应，天下震动。姚启圣欣然笑曰：“竖子反乎，吾视若等池中蛙耳，何能为？”
清廷命令康亲王杰书统帅禁旅讨伐耿精忠，姚启圣与其子姚仪募集健儿数百赴军前效力，康亲王杰书大喜，令击紫阆山、枫桥诸反清武装，全部平定。康熙十四年（公元1675年），经康亲王杰书的推荐，姚启圣因功被授予温处道佥事之官。于是，姚启圣募兵组成一支部队，跟从都统拉哈达攻克松阳、宣平二县。康熙十五年（公元1676年），偕副都统沃申、总兵陈世凯等进破被耿精忠部所占领的石塘。石塘镇位于今温岭市东南濒海处，是为一古老渔村集镇，旧称石塘山，原为一海岛。据《台州府志》记载：“塘多泥筑，少石砌者，惟此塘独砌以石，故即以为全岛总称。”石塘镇西北以石塘山为屏，三面环海，具有旖旎的海滨风光，中国内地新千年第一缕曙光首照地；又因镇中房屋、道路随地势升降而建，所以形势十分险要。姚启圣等部焚其木城，斩获甚众，乘胜收复云和。又夺取杨梅冈（在今丽水市）。于是，姚启圣威名大振，善战之名因而鹊起。
接着，姚启圣又派遣他的儿子姚仪率部在温州击破耿精忠部将曾养性部。康熙十五年九月，姚启圣率部随康亲王杰书、将军赖塔进占浙闽间的军事要地仙霞关，复建宁、延平，插向福州。耿精忠在清军和郑经军的夹攻下，在福建无法立足，又无处可据；姚启圣因势利导，予以劝降，这正好给了耿精忠一条出路，于是在同年十月投降了清朝。
姚仪，姚启圣长子，膂力绝人，雄伟与父相媲美；初以捐纳知县从征，累战有功；官至镶红旗汉军副都统。《清史稿》附传于其父后。
耿精忠（？～1682年），为三藩之乱的参与者之一，耿仲明之孙、耿继茂的长子；耿家先世为山东人，被迁至辽东盖州卫。其祖耿仲明原为明朝毛文龙辖下参将，后向满清努尔哈赤投降，顺治初跟从多尔衮入关，1649年封靖南王。耿仲明死后，子耿继茂袭爵。1671年耿继茂卒，耿精忠袭靖南王爵。1673年闻尚可喜将撤藩返归辽东，耿精忠与吴三桂为试探朝廷态度亦具疏请求撤藩，康熙皇帝予以同意。吴三桂起兵造反时，招耿精忠共同起事，于是耿精忠自称总统兵马大将军，蓄发易冠服，与吴三桂合兵入江西，并且邀割据台湾的郑经由海道取沿海郡县为声援，一时兵势甚盛。耿精忠叛乱时，康熙命康亲王杰书、将军赖塔分由浙江、衢州征讨。郑经以耿精忠未遵守约定，径取漳州、泉州两地，并占据了厦门，收纳其降将。耿精忠率部与郑经部交战，屡次吃败仗。耿精忠见大势已去，于是降清。1680年郑经败回台湾，耿精忠请求入觐，康熙令三法司按治其降后尚蓄逆谋，系狱受审。1681年云南平定后，次年耿精忠被磔于市。
姚启圣因说降耿精忠和战功卓著，康熙皇帝拔擢姚启圣为福建布政使，同时率兵讨伐郑经。耿精忠的部将大多畏罪投降了郑经，郑经于是率部乘虚攻取了全部兴化、邵武等地。吴三桂骁勇善战的部将韩大任，世人称他为小淮阴侯韩信，奉吴三桂之命率部翻山越岭准备攻取吉安，被清军围了很久，因其援兵不至，被迫由江西突围进军福建汀州，他谋划着与郑经合兵一处。姚启圣认为：“是雄儿也，不可弃以资贼。”于是，姚启圣派人向其陈说利害，指明前途，“复单骑至其营，说降之。简其兵，得死士三千，厚养之，即以为亲军；汀州平”（全祖望《鲒埼亭集》卷十五）。使韩大任归降了清朝。姚启圣说降韩大任，既使敌方少了一个能征惯战的骁将，又得到了骁勇的三千将士，成为姚启圣部队的生力军。“自大任降，而公之威名益盛。”（全祖望《鲒埼亭集》卷十五）韩大任降清后，入朝觐见，康熙帝因其是叛藩吴三桂旧将，留在内务府任包衣参领。康熙二十九年（公元1690年），随从康熙的舅舅、内大臣佟国纲征噶尔丹，在乌兰布通之战中，佟国纲在冲击敌阵时被敌方火枪击中阵亡。韩大任大惊说：“‘吾闻临阵失帅，兵家大罪。吾以叛逆之党，蒙恩不死。今岂可坐必死之律，复对狱吏乎？’因驰入贼阵，手刃数十人，死之。”（《清史稿·姚启圣传》卷260）康熙十六年（公元1677年），姚启圣跟从康亲王杰书征战，接连收复邵武、兴化，夺取全部漳州、泉州被郑经占据的土地。郑经率部败退至厦门。
康熙十七年（公元1678年），郑经派遣其部将刘国轩、吴淑、何佑等又进犯漳州、泉州等地，海澄公黄芳世、都统穆赫林、提督段应举等率部与刘国轩等交战，战败，刘国轩等于是攻陷海澄、长泰、同安、惠安、平和诸县。同年康熙下诏擢姚启圣为福建总督，姚启圣于此时向清廷上疏，提出十条建议：
一是请调福宁镇兵会同八旗兵及浙江提标兵剿贼泉州，调衢州、赣州、潮州三镇兵剿贼漳州；二是酌给投诚官兵俸饷，以安反侧；
三是愿自捐粮米，增募督标兵五千；
四是荐举浙江贤能文武官二十员，请令赴闽调迁；
五是增加籴谷一万五千石，贮备军食；
六是分兵防守要路，设站运饷；
七是请复设漳浦、同安两镇总兵官；
八是闽省经制兵旧有五万一千七百余名，请增设一万八千，俟贼平裁撤；九是严禁管兵官以厮役冒占兵额；
十是申明临阵胜败赏罚格，以振军心。
清廷迅即作出反应：下议政王大臣议决：衢、赣、潮三路皆重地，未便征发，既增督标兵，毋庸复广通省兵额，余皆从其议。
姚启圣军力大增，同年七月，与海澄公黄芳世联军自永福进攻并收复平和、漳平。郑经部刘国轩等解泉州之围，进逼漳州，筑垒驻屯于蜈蚣岭。姚启圣率部将钟宝、张黑子等出战，将军赖塔、都统沃申等夹击，连破贼寨，斩其将郑英、刘正玺等十余人，刘国轩逃遁到海澄，姚启圣乘胜收复长泰。姚启圣因功晋级为正一品。同年九月，姚启圣又派遣其子姚仪率兵攻打同安，敌郑经军弃城逃遁，斩其将林钦等。不久偕同副都统吉勒塔布、提督杨捷等进攻海澄，在江东桥、潮沟击败刘国轩。
康熙十八年（公元1679年），刘国轩与吴淑、何佑等占据郭塘、欧溪头，欲断江东桥以犯长泰。姚启圣偕同赖塔、提督杨捷及巡抚吴兴祚等率部合击，大败刘国轩等，并先后招降郑经所设置的四百余名官吏和一万四千多士兵。刘国轩等复率万余人谋划着想夺取榴山寨，姚启圣与赖塔及副都统石调声等协同作战又予以击败，追击至太平桥、潮沟，斩首千余级。康熙十九年，会赖塔等攻海澄（今福建龙海）。时提督万正色先克海坛，姚启圣及总兵赵得寿、黄大来等分兵七路并进，破十九寨；姚启圣别遣部将渡海，拔金门、厦门，郑经部将朱天贵投降，郑经退保澎湖，清军尽复所陷郡县：姚启圣被康熙晋封为兵部尚书、太子太保。康熙二十一年二月，叙克海澄、金门、厦门功，予骑都尉世袭，加云骑尉。
三
郑成功死后，全国大规模的抗清斗争渐趋平息，百废待举，人心思定，郑经为首的郑氏政权已成为制造国家分裂、地方混乱的割据势力。三藩之乱时，吴三桂、耿精忠遣使入台，联络郑经，郑经即刻响应，“猖獗海上”，一度占据潮州、漳州、泉州、惠丰等地，“杀掠所至，十室九匮”。“东南亿万户渔盐耕织咸失业。”（清钱仪吉《碑传集》卷十五）康熙最初因政治上鳌拜、三藩内患未平；军事上清军战舰不多、不习海战，又无法分兵，而对台湾采取“循于招抚，不事轻剿”的方针。郑经一方面“暂藉招抚为由，苟延岁月”，“整旅东平”，一方面坚持“如琉球、朝鲜例，不登岸、不剃发易衣冠”，拒绝招抚。双方谈谈停停，相持了十几年。在此期间，清方作出了极大让步，最后甚至不但同意郑氏世守台湾，岁时纳贡，通商贸易，而且认可郑氏不剃发、不易服。只要郑氏与世无争，与人无患，沿海生灵，永息涂炭。但郑经却得寸进尺，或要求以漳、泉、潮、惠四府交换，或提出以海澄为双方往来公所，或提出清方供给郑军粮饷。清方以“无此庙算（康熙从无此意）”，一直未能与其达成协议。康熙二十年（公元1681年）以后，形势发生了变化。郑经病故，郑氏集团内乱。而清廷继除鳌拜之后，三藩之乱已平。康熙经过深思熟虑，决定“滇黔底定，逆贼削平。唯海外一隅，尚梗王化”。“经既伏冥诛，贼中必乖离扰乱。总督姚启圣，巡抚吴兴祚，提督诺迈、万正色等，其与将军喇哈达、侍郎吴努春，同心合志，将绿旗舟师分领前进。”“速乘机会，灭此海寇。”“底定海疆，毋误事机！”对台方针彻底变化。
在这之前，群臣中曾就是否收复台湾有过大讨论。水师提督万正色奏：“台湾断不可取！”吏、兵二部奉旨会议“进剿方略”之时，“咸谓海洋险远，风涛莫测，长驱制胜，难计万全”。他们骨子里是以泱泱天朝大国自居———台湾远在海外，无足轻重，不宜轻启兵衅，无视国家领土的完整。在此之前，贝子赖塔曾给郑经一封书信，典型地反映了这种观点。信中说：
自海上用兵以来袁朝廷屡下招抚之令袁而议终不成遥皆由封疆诸臣袁执泥削发登岸袁彼此龃龉遥台湾本非中国版籍袁足下父子袁自辟荆榛袁且眷怀胜国袁未尝如吴三桂之僭妄袁本朝亦何惜海外一弹丸地袁不听田横壮士袁逍遥其间乎钥近三藩殄灭袁中外一家袁豪杰识时袁必不复思嘘已灰之焰袁毒疮痍之民遥若能保境息兵袁则从此不必登岸袁不必剃发袁不必易衣冠遥称臣入贡袁可也曰不称臣袁不入贡袁亦可也遥以台湾为箕子之朝鲜袁为徐福之日本袁与世无争袁与人无患袁沿海生灵袁永息涂炭遥唯足下图之浴赖塔显然是秉承康熙之意进行的让步，但丧失了原则，绝不称康熙之旨。二十年来，双方争论的实质在于台湾的归属，台湾的归宿。康熙在实质问题上从未退后过一步。早在康熙八年（公元1669年）亲政之初，康熙便明确指出：“朝鲜系从来所有之外国。郑经乃中国之人，若因居住台湾，不行剃发，则归顺悃诚以何为据？”台湾“皆闽人，不得与琉球、高丽比”。
后来，康熙虽然有所让步，但坚决反对将台湾与朝鲜、琉球同例。既为封疆，寸土不让！表达出一种追求国家领土完整的观点。
姚启圣坚决主张收复台湾，当时在朝廷决策未定的情况下，致力于招抚工作。姚启圣在漳州开设“修来馆”，又称招来馆，专门处理郑军归降事宜。
康熙十七年（公元1678年），郑军刘国轩率军从厦门出兵，连克闽南平和、海澄等十县。福建沿海形势陡然紧张。鉴此，姚启圣上任伊始，首先到漳州视察战情，商议对付郑军之策。此时，曾跟随郑氏父子多年、在郑经手下担任过候补佥事道的黄性震（1638～1702年，福建漳浦县人，字元起，号静庵，自幼刻苦读书，胸怀大志，康熙年间弃郑归乡）在家乡经过冷眼观察政局的变化后，认为效力清廷的时机已到，于是谒见福建总督姚启圣，向姚启圣进献“平海条陈十便”，也就是“平台十策”。黄性震计策的核心是：“郑氏熟悉海上形势，台湾海外天险，实在难以用力。现在郑经沉溺酒色，儿子幼弱，诸将各怀异心。若能不吝官爵、金帛，诱致其党羽，收买其心腹，平定台湾就很容易了。”这就是所谓“兵法攻心”。姚启圣听罢大喜，认为这是陈平所以打败项羽的策略，而且要立即付诸实施。黄性震说，郑军接连打了几个胜仗，军威正盛，骤然提出招抚，难以奏效。应该等待时机，出奇兵收复几个要地，挫其锐气，然后抚而怀之。姚启圣采纳了黄性震的建议。
姚启圣在向清廷条上机宜十疏不久，便指挥清军出师。从康熙十七年七月起用两年左右时间，与他部清军联合向郑经军发动军事进攻，使郑军伤亡惨重，郑经军尽失所据有的大陆沿海，只有退保澎湖。
此时，郑军受到了清军的重重打击。黄性震才说：“可以抚矣。”根据黄性震的建议，姚启圣将漳州卫改为“修来馆”，并由黄性震主其事。“修来馆”颁布归降的各种不同赏格，凡自称来自郑氏军中的都延致优待；凡前来投诚的文武官员，不仅给予官服车骑，而且让其“车马仆从，炫耀街衢”，授予官职；对投诚士兵尊重其意愿，愿入伍者接纳入伍，愿归农者安置归农；入伍者拨给饷银，归农者发给田地和“牛种银”。结果，“至者如归，大喜过望”。黄性震还建议姚启圣，派人潜入台、澎做策反工作，筹备征台事宜，得以采纳。同时使用反间计，制造郑军将领、官员来降的舆论，使其“自相疑贰，来归者日众”。
公（姚启圣）笑曰：“吾但以贼攻贼，贼亡无日矣。”“会吴三桂死，其党退保云、贵，贼势益孤。”郑氏集团的“五镇大将廖疆、黄靖、赖祖、金祖、廖兴以所部降；郑奇烈、陈士恺继之；林翰、许毅等均被用”（全祖望《鲒埼亭全集》卷十五《姚启圣神道第二碑铭》）。郑氏将士相率降清，“日数百人”（阮旻锡《海上闻见录定本》卷二），而海上郑军官兵投诚，“漳州实收十分之九”（《姚启圣题为安插投诚官兵开垦界外田地事本》，康熙二十年十月二十三日）。
“修来馆”对争取郑军官兵前来投诚起了重要作用。只半年时间投诚官员就达一千二百三十七人，士兵一万一千六百三十九人；一年之内郑军将士降者二万余人；仅自康熙十七年六月起至十九年六月二十六日止，除厚赏劝其解散归农外，“还有实在食俸官五千一百五十三员，实在食粮兵三万五千六百七十七名”（《姚启圣题为安插投诚官兵开垦界外田地事本》，康熙二十年十月二十三日）。据粗略统计，郑氏集团投诚人数前后达十余万人，大大削弱了郑氏集团的军事实力，瓦解了军心。姚启圣从投诚人员中拣选精兵强将二万余人充实水师，加快了收复厦门、金门的进程。为使投诚将士安心报效清室，不再与清廷为敌。姚启圣多次向康熙帝上疏谈及招抚之事，认为招抚不难，难于安插，更难的则是使安插下来的人能久远不变。他认为，对投诚人员要安其身心，必须切实做到官给俸，兵给饷，还要为投诚候选官寄凭至闽，请求康熙帝“准将现在投诚一百余员赐照旧例录用，寄凭至闽，则现在投诚者，自各欣欣向荣，而甘奔台湾者，亦乐归恐后矣”（《姚启圣题为请照旧例录用投诚官员事本》，康熙十九年四月）。
鉴于清廷对大量投诚人员无法长期提供俸饷，姚启圣建议使其归农，并就地安置，将界外土地给与屯垦，避免如以往将投减兵丁发往外省屯垦，这是最使投诚人员伤心的事，必将影响招抚工作，从而导致重新叛乱。金门、厦门已收复，在海外要地设官兵分守，界外土地由投诚人屯垦，官兵在外，投诚人员在内，不致生乱。这些投诚兵多是“前因迁其土地故走而为盗，后因发往外省令弃其故土而复为盗。今还其迁地，乐其故土，人人皆有安土重迁之思，田园地宅之恋，即迫之为盗亦不可得矣”（《姚启圣题为请将界外田地给予投诚官兵屯垦事本》，康熙十九年四月）。姚启圣将界外无主田地尽给投诚官兵开垦，为削弱郑氏军事实力，武力攻取台湾奠定了良好的根基。
由于姚启圣的招抚活动，使清、郑双方军事力量的对比发生重大变化。战场上，清军由被动变主动，复海澄、克厦门、取金门，节节胜利。金厦战斗后，清军将领拟议杀尽郑经部属，将其子女和钱财犒赏官兵。黄性震秘密建议姚启圣严令制止，姚启圣予以切实施行，使数十万人免遭劫难，对争取台湾军民归附起了巨大作用。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清军仅用七天攻克澎湖，收复台湾，完成了国家统一大业。黄性震对统一台湾的巨大贡献。经姚启圣奏请，清廷授予他军功正一品。康熙帝特赐召见，宠赐蟒袍、宫缎，慰劳备至，并加官进爵。黄性震先后任山西按察司佥事、广西按察使司按察使、湖南布政使司布政使、大常寺卿等职。而姚启圣并不因为黄性震是郑经的旧部起疑心，果断地采用其建议，正确地加以实施，取得了空前的成效。显示了一个政治家的宽广胸怀和远见卓识。
招抚政策的成功，使郑氏集团军事实力大为削弱，台、澎兵力仅剩三四万人，统一台湾时机已经到来。
故施琅仅率水师两万多人，大小战船三百余艘，于海上击溃刘国轩率领的郑军主力，占领澎湖三十六岛，并以大军压境之势，迫使台湾郑氏集团归附清王朝。平心而论，在统一台湾过程中施琅军功为最；姚启圣备战招抚之功可谓至巨。结果是施琅授“靖海将军，封为靖海侯”（《清圣祖实录》，卷一百十二），姚启圣却“赏亦不及”（全祖望《鲒埼亭集》卷十五《姚启圣神道第二碑铭》），当年郁闷而死。
四
姚启圣督闽期间，福建局势严峻。
清朝初年，郑成功占据台湾与清政府对抗；福建沿海之地多是郑氏集团的军事势力范围。清郑交战，闽疆连年兵连祸结。“三藩之乱”时，福建，特别是沿海地区，如泉州、漳州、厦门等地，成为清军与耿精忠叛军、清军与郑经所部反复交战的地方，百姓惨遭兵燹之灾。东南沿海又有许多海盗山寇出没，往往也打着反清复明的旗号。清政府认为，郑成功的水师得力于沿海人民的支持和接济，清兵入关后，明朝遗臣在南方拥立明宗室成立的短命******，数量多达五个。为了消灭郑成功和肃清海盗山寇，另一方面也为了报复支持过南明政权。顺治四年（公元1647年），清政府发布命令严禁广东的商船出海。同年颁布了历朝以来最严厉的出洋治罪法令：凡私自出海的人，均以通贼论处，立斩；地方官员同谋或失察的，分别处以死刑、降级或革职。顺治十三年（公元1656年）七月，清王朝颁布“禁海令”：“寸板不许下海”，“片帆不许入口”，禁止沿海渔船商船出海捕鱼贸易，外船也不准进入内陆，企图以此困毙郑成功的海上抗清武装。可是郑成功未被困死，沿海经济却备受摧残。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八月，郑成功从荷兰人手中收复台湾的同年，清政府认为郑成功能够多次在沿海袭击清军，是因为沿海人民支持和接济了郑成功。为了断绝沿海居民与郑成功的联系，清廷颁布了迁界令。又在康熙元年（公元1662年）和康熙二年、康熙三年连续下了三道迁界令，康熙十八年（公元1679年）正月，清廷在福建沿海重行“迁界”，赶逐百姓重入内地，于沿海二三十里靠近水边险要地方添设炮台、筑造小寨，防范郑经部队。
禁海、迁界仅限于江、浙、闽、粤四省，不及山东、天津诸地，沿海居民内迁若干里。在执行过程中，江浙稍为宽松，福建较严（内迁三十里），广东最严———最初以距海二十里为界（包括除澳门外的所有岛屿）；后又认为太近，再向内迁二十里；再后来仍认为太近，又内迁十里，“凡三迁而界始定”。迁界时，界内房屋建筑一律焚毁铲平，居民限期搬出，超出限期未搬的“钉子户”动用军队驱赶，驱赶无效，就地正法！迁界后，胆敢出海和胆敢越界半步者，格杀勿论。
广东和福建的很多地区于康熙元年、康熙二年、康熙三年三度被迫内迁，老百姓背井离乡，流离失所。如果说“禁海令”给了渔民、海商致命的打击，那么“迁界令”则是剥夺了沿海士民一切赖以生存下去的资源。《清圣祖实录》中也承认：“迁移之民，尽失其业。”导致迁民“扶老携幼，流离载道，行乞街市，露宿街道，往往饿死”。可以说被迁之地，老百姓死伤过半，成了人间地狱。强制性的“迁界”除让百姓苦不堪言外，还使一些人铤而走险，迫使沿海居民“相聚为盗”。社会动荡，清政府亦未得半点好处，损失税银，仅地丁钱粮就每年高达三十余万两。出此下策的满族官吏完全不了解台湾岛内的实情。
封锁政策，反而使与中国的走私猖獗，促进台湾海上贸易的发展。台湾成为对中国走私贸易的一大据点，贸易的利益因而大增。而且，饱受封锁政策之苦的中国沿海尤其是福建、广东的居民被迫纷纷迁台定居，成为台湾人口急遽增加的原因。
随着人口增加，台湾的开发逐步有进展。北部淡水、基隆，今日之台北的一部分，还有桃园、新竹、大甲、苗栗、鹿港、彰化、北港、斗六、嘉义、新营、左营、凤山、高雄等中央山脉西侧一一被开拓，耕地面积也大幅地扩大起来。食粮生产显著地增加，不但使台湾住民食粮能自给自足，而且也确保郑氏政权对清国作战必需的兵粮充足有余。岛内生产力完全能做到自给自足。
“迁界”实为劳民伤财，且既不现实，又显荒谬的举措，非但没遏制郑氏，反而助长了沿岸海盗势力。理性地观察清政府实施的“禁海”、“迁界”政策，“孤立郑氏，断其粮饷、军需供应之路”的目的没有达到，反而使广东、福建等地的社会经济遭受严重的破坏。
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清政府收复台湾后，才开放海禁，准许四口通商，历时二十三年的禁海和迁界宣告结束。
姚启圣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台湾的统一，作为福建总督的姚启圣必须面对“禁海”、“迁界”所造成的恶果。
姚启圣认真总结郑氏所以能在清军强大攻势下存在数十年之久的主要原因：在于郑氏能得到闽人的支持和帮助。由于其势力植根于民众之中，“禁海”、“迁界”都隔不断郑军与人民的联系。由于清廷政策失当，加上当时吏治不修，胥役挟权扰民，迫使百姓投向郑军，使郑氏势力不断壮大。因此，要消除郑氏威胁，弭其祸患之源，首先应该是，“固闽人之心，而后贼可退。”（全祖望《鲒埼亭集》卷十五《姚启圣神道第二碑铭》）闽疆可固。要尽快解决“迁界”、“禁海”所造成的民心离析的问题，这便成了姚启圣治闽为政的重要出发点。因而，姚启圣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落实。
减轻百姓负担，力求解民之困。姚启圣分析了当时人民困苦的各种情况，认为最严重的“莫过兵丁占民房，米谷发县采买及徭役繁重”。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他多次上疏请求将满兵和客兵撤回，以节省军费。满兵撤离时掠走不少民间青壮年，“启圣白王（康亲王杰书）严禁掠民北去，复捐资赎归难民二万余人”（《清史稿·姚启圣传》卷260）使百姓离散的家庭得以重聚。
清初以来，福建战乱频仍，兵马云集福州一带，军队长期占住民房，久不归还，民无所归，怨愤沸腾。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姚启圣捐银一千九百七十余两，盖造营房六百六十五间，作为福州兵丁驻扎之所；又命各地查清兵丁久占民房的详情，上疏为民请命：“哀此小民，无枝可栖，有贼不得不听兵占，无贼仍不敢****故居，望屋而涕，良可悲也。”（《姚启圣题为请还绿旗官兵久占民房事本》，康熙二十二年八月十七日）希望朝廷能拨款建造营房。为了民屋归民问题，姚启圣“时与悍将骄兵悉力相持”（全祖望《鲒埼亭集》卷十五《姚启圣神道第二碑铭》）。还革除一些陋规、积弊，如把军队征夫服役压缩到最低限度，使闽省人民得以喘息。收复厦门，金门后，他又上书清廷请开海禁、复迁界以利民生。认为：“复还迁界，乃今日救民裕国之良策”。“开垦疏课，不惟沿海抽税赡养水兵，上可以足国辞疆，而下可以救无告穷民于饥溺之中。”（《姚启圣题为请旨归还边界事本》，康熙十九年十一月初四日）于是撤兵开界之后，沿海人民有了资生之路，“相与狂号喜跃曰：‘姚公活我’”。（全祖望《鲒埼亭集》卷十五《姚启圣神道第二碑铭》）整顿吏治。姚启圣深知吏治之良否为民心之所系，民心聚则众志成城，民心散则溃败立见。是时，官场腐败，贿赂公行，尤其像福建这样边远之区，“山高皇帝远”更是贪官污吏贪赃枉法的绝好之地。当时有人说：“吏治之坏，至闽省而极。”针对福建吏治败坏的状况，姚启圣一到闽即宣布禁革馈遗，并公开向文武官员宣布：“如我收尔等馈遗、暮金、代仪、布帛、绸缎以及寿烛、果品、小菜各物一分一厘者，姚即当男为盗，女为娼，死于千刀万箭之下。文武各官如不洗涤肺肠，改做清官，爱民如子，仍前败检害民，我若听情不参不杀者，姚亦当男为盗，女为娼，死于千刀万箭之下”。（《忧畏轩文告》卷一）这种严以律己的诤诤之言，体现封建社会廉吏的心态，姚启圣却能付诸行动，他把督闽之前经商的所得资财，大量捐献作为赡兵之费，以及招抚郑氏官兵之需，并捐银给泉州府买米济贫，置学田等。自己一家却过着布衣蔬食的清贫生活（《闽颂汇编》八闽童谣）。死后家中“萧然无储蓄，诸子卖田以葬，贫如故”（全祖望《鲒埼亭集》卷十五《姚启圣神道第二碑铭》）。
与此同时，全面统筹规划，罗致人才。康熙十七年，姚启圣在收复漳平、平和后，即上书要求选调贤能来闽。说：“闽处南陬，漳泉尤逼海隅，所资贤能文武关系甚巨。”现状则是“边关要地缺员甚多，况定期大举，凡一切造船、置械、练兵、防隘、办粮、催饷等项，头绪繁多”。“务使匡时济世之才，折冲御侮之将得集闽省，方可有裨时艰。”因此，他举荐二十三名文武官员“效力岩疆，共勷匡乱”（《姚启圣题为保举贤能以奠海疆事本》，康熙十七年十二月初十）。他认为当时形势是，“水战更重于陆战，以陆攻水，断难净绝根株，若欲以水攻水，而无总统重臣，何能削除祸乱”（《姚启圣题为请复设水师提督事本》，康熙十七年九月初一）。重设水师提督势在必行，其人选标准应是“廉勇优长，威名素著，深识水性，谙练才能者”，力荐曾任福建水师提督的施琅，并“愿以百口保琅必无他”（全祖望《鲒埼亭集》卷十五《姚启圣神道第二碑铭》）。
姚启圣还主张减免钱粮，裁减冗官。他目睹战后田园荒芜，百业凋敞，完成当年赋税钱粮已属不易，而地方官还要征收战争期间百姓欠下的钱粮，“酷比严追，不遗余力，而无告穷民，终剜肉而莫措”（《姚启圣题为请赦免闽省未完钱粮事本》，康熙二十二年八月十七日）。即上书朝廷，希望能体恤闽省百姓，赦免以前未完钱粮。临终之年他还上书建议裁减地方冗官，认为：今“天下为文武者，一经做官，身便不同齐民，饮食、居处、人情、分资迥异百姓。其妻即属夫人，呼奴使婢，簪珥服饰大异民妇，欲不剥取诸民，克取诸兵乌可得？是多一官实多一百姓之害，欲为百姓除害，不得不裁官，欲惩贪除暴，更不得不裁官”（《姚启圣题为请裁闽省冗官事本》，康熙二十二年八月十七日）。希图通过裁减冗官来减轻百姓负担。
姚启圣在解决福建沿海战后和迁界遗留的问题以及安定民心，维护闽地的稳定的同时，台湾问题作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就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当康熙二十年（公元1681年），康熙帝决定进攻台湾时，姚启圣已经积劳成疾。在床上卧病的姚启圣仍然时刻想着台湾的统一大业，对妻子、儿子却不怎么挂念。姚启圣病刚见好，康熙帝便又委以重任，让他负责军队粮饷。姚启圣以国为重，没有休养就走马上任了。此时，郑氏集团割据台湾已严重影响到国家的统一，对福建社会的安定及经济的发展影响更大。只有解决台湾问题，才能维护国家统一和长治久安。而闽地的稳定又为招抚郑氏将士来归创造了有利条件，并为统一台湾奠定了一个稳固的后方根据地。统一台湾是姚启圣治闽中最大的奋斗目标。
当时，全国形势的变化也有利于台湾问题的解决。康熙着力解决了危及中央王朝的几大难题：政治上清除鳌拜集团，把中央权力从“议政王大臣会议”夺回到由皇帝直接控制的内阁手中；军事上平定“三藩之乱”，统一大陆；经济上实行“更名田”，奖励垦荒，兴修水利等经济政策促进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而郑氏集团内部哄争不止，军事上一蹶不振，经济上财政枯竭，政治上日益腐败。因此，有利国家统一的局面已经形成，福建总督人选则尤显重要。先前，康熙选中姚启圣。“降玺书褒劳，尽委以军事，且谓阁部诸公曰：‘闽督今得人，贼且平矣。’”（全祖望《鲒埼亭集》卷十五《姚启圣神道第二碑铭》）可谓得人。
为武力攻取台湾，姚启圣致力于军备建设，为武力攻取台湾作好人力、物力准备。姚启圣大造八桨船，双篷船，训练水师，筹措军饷。为造船制军械，他将以前经商积累的资财几乎倾囊捐出。还广泛结交澎台方面人员，收集军情，伺机反间瓦解对方。派其幕宾宋淏三次到澎湖、台湾，代表姚启圣联络郑氏集团。宋淏不辱使命，查看地形，了解澎、台情况，提出招抚郑氏、开省会、兴教化、发展生产等十二条颇有见地的建议（宋淏《剿抚澎台机宜》，北京市档案馆手抄本）。为日后攻取澎湖决策提供了实地依据。
姚启圣为了福建沿海长治久安和祖国统一，任总督的第二年（康熙十八年）上疏“请于克复金、厦之后，乘胜直捣台湾”。康熙十九年（公元1680年）三月克复金、厦之后，又上疏“请即乘胜进取澎湖、台湾”（《姚启圣题为请准与提臣一同进兵台湾事本》，康熙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九日），并力荐施琅来闽希冀其在统一台湾大业中助己一臂之力。姚启圣懂得军队未动，粮草先行的道理。为此，他早做准备，在上请进兵台湾的事本中说：“将一切兵饷、粮米，各项器械、木材，罄家不足，称贷挪用，各色具备，不动国帑，不派里民。臣复亲自督兵出海，操练数月。”（《姚启圣题为请准与提臣一同进兵台湾事本》，康熙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九日）“臣剿灭台湾之心数年于兹，故办料、制械数年之中，亦无一日间断。”（《姚启圣题为请准与提臣一同进兵台湾事本》，康熙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九日）欲“亲率舟师剿灭台湾，永除后患，以报国恩”（《姚启圣题为详议平海善后条款事本》，康熙十九年八月）。
五
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清军入关，清王朝建立了全国政权。至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南明永历帝桂王朱由榔被俘而死，清王朝虽然基本上统一了大陆，但国家的完全统一还远未完成。康熙帝继位之初，南方有日益坐大的三藩势力；东南海上有台湾郑氏抗清力量；在东北，沙皇俄国侵扰黑龙江流域已三十余年；在西北，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上层分裂势力日益嚣张，其影响波及喀尔喀蒙古、内蒙古、青海和西藏。总之，各种分裂势力仍然存在，严重威胁着清王朝的统治和国家的统一。为此，清王朝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制止分裂、完成统一的行动。
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年），康熙帝下令撤藩。云南平西王吴三桂举兵造反，福建靖南王耿精忠、广东平南王尚之信先后响应，是为三藩之乱。吴三桂旧部任他省提督、总兵者也纷纷倒戈反清，半个中国陷入战火，清王朝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吴三桂自立为帝，并授意****喇嘛上奏清廷，劝说康熙皇帝“裂土罢兵”，让他割据南方。康熙帝对此痛加驳斥：“朕为天下人民之主，岂容裂土罢兵？”经过八年的战争，于康熙二十年最终平定了三藩之乱。
三藩之乱平定，新疆回族被平服，西藏也归顺，又打败侵略东北的沙俄，天下太平。台湾就成为清王朝国家统一的首要问题。但要打台湾，得过海冒险，满朝文武百官少有人敢赞成，康熙帝也持很谨慎的态度。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无论从地质、民族、文化、管辖、开发和国际承认等方面来看，都是这样。祖国的宝岛台湾，历史上有瀛洲、东缇、夷州、琉球、台员、东郡、东宁等多种称呼。它地处我国东南海域，隔台湾海峡和福建省相望，两地最近距离仅130公里。全省由台湾本岛及周围属岛和澎湖列岛两大群岛，共88个岛屿所组成，陆地总面积约三万六千平方公里，其中台湾本岛为三万五千七百九十平方公里，占全省面积的97％，是中国第一大岛。
明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荷兰侵略者占领台湾。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民族英雄郑成功驱逐荷兰侵略者，收复台湾，作为抗清基地。翌年，郑成功病逝，经过郑氏内部的一番残酷争斗，子郑经嗣位。
清军也曾两次进攻台湾。康熙三年（公元1664年）十一月，施琅率领郑氏降将周全斌、杨富等官兵船只向台湾进发，遇风而回。第二年五月，施琅又率领众将出征台湾，五月三十一日，舟师驶抵澎湖，突遇狂风暴雨，各船除沉没者外，其余均被漂散。两次东渡均无功而返，清廷这时又怀疑这些降将暗通郑氏，所以下令将所有郑军降将调入北京归旗，部众分散到各省屯垦，船舰全部焚弃，攻取台湾的计划就此搁置不提。清廷转而对郑氏政权采取招抚的方针。康熙六年五月，清廷对郑经许以“八闽王及沿海诸岛”，郑经予以拒绝，宣称“东宁（台湾）远在海外，非属版图之中”，要求清廷仿照朝鲜的成例处理台湾与中央政权之间的关系。郑经完全背叛了乃父关于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的原则，他的言行使台湾郑氏集团与清廷的矛盾从抗清已变成为分裂祖国。康熙帝对郑经的要求给予严厉的驳斥，指出：“朝鲜系从来之外国，郑经乃中国之人。”但在以后的几次招抚中，均因种种原因没有达成协议。
施琅（1621～1696年），字尊侯，号琢公，福建晋江（今泉州市）人。他自幼生长在海滨，熟悉海情。少年时代曾从师学剑，武艺超群；壮岁从戎后，转战疆场，屡建战功，是一位智勇双全、功勋卓著的良将。
据《清史稿·施琅传》说，施琅初为明总兵郑芝龙部下左冲锋。顺治三年（公元1646年），清军平定福建，施琅跟从郑芝龙降清，并随从征战广东，戡定顺德、东莞、三水、新宁诸县。郑芝龙被清廷召归京师，其子郑成功率部占据台湾和澎湖各岛，后因郑成功命他回厦门“未还其兵”而产生不满情绪，又因施琅杀犯法亲兵曾德再次触怒了郑成功，其父施大宣、弟施显及子侄皆为郑成功所杀；不久，施琅降清，与郑成功对抗。顺治十三年（公元1656年），从定远大将军世子济度击败郑成功于福州，授同安副将。顺治十六年（公元1659年），郑成功占据台湾后，清廷就擢施琅同安总兵。康熙元年（公元1662年），迁水师提督。康熙三年，加靖海将军。
施琅在第一次出任福建水师提督、挂靖海将军印后不久，即于康熙六年、康熙七年连续两次向康熙提出进取台湾的主张。施琅的主张提出后，康熙即调他到北京，面述复台大计。由于一些朝臣的竭力反对，施琅的主张不但没有能够被采纳，反而还被免去了福建水师提督的职务，改授为内大臣。
康熙十三年，大陆发生“三藩之乱”，郑经企图趁机占据大陆沿海，于是他率军参与角逐。数年中，清郑双方在战场上呈拉锯状态，双方的关系也不断地以战争与和谈的形式交替出现。但是，经过长达五年的拉锯战之后，郑军土地日蹙，财源枯竭，连年在台湾和大陆沿海厉行重税摊派和强抽乡勇当兵，激起人民群众的普遍不满和反抗。而且，郑氏集团内部也是争权夺利，危机重重，导致上下离心，普遍失去信心。康熙二十年，“三藩”叛乱被彻底平定，至是全国大陆基本统一，清王朝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国家日趋巩固，渡海进攻台湾，消灭郑氏割据政权因而再次提到日程上来。自郑成功逝世以后，台湾郑氏政权逐渐丧失了其原有的朝气，已发展成为阻碍全国统一的障碍。消灭郑氏政权，进取台湾，对清政府来说已是巩固边防，完成统一大业的当务之急。
在是否攻取台湾的问题上，清内部也曾产生过意见分歧。姚启圣、施琅力排众议，坚决主张收复台湾。清康熙二十年二月，郑经病死，诸子争位。同年六月，康熙皇帝与内阁大学士会议后，认为平定台湾的时机已经到来，果断决定：利用郑经新亡，郑军必然军心涣散，乘机攻取澎湖、台湾；“务期剿抚并用，底定海疆，毋误事机”。方针确定以后，由谁来担当攻台主帅成为最关键的重要问题。本来时任福建水师提督的万正色是朝廷征台的第一人选。万正色曾率清军水师在洞庭湖大破吴三桂的水军，到福建后又率水师连克郑军沿海诸岛。连康熙皇帝对万正色都“仗他有本事，委以重任”。可惜万正色在内湖和沿海作战勇敢，却不敢到远海，曾上奏“台湾断不可取”，称郑军将领刘国轩“智勇不可挡”，说“征台有三不可行”，一曰郑氏“十年生聚，十年教养，况于数十年之积寇乎”；二曰，“汪洋万顷之隔，波涛不测之险”；三曰，“彼船只坚牢，水务精熟”。康熙皇帝看出万正色畏服贼将，“见其不能济事”。已经历经风雨磨炼、走向成熟的康熙知道平台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主帅必须是“才略优长，谙练军事不可”，他这才决定另外选将。
当时在朝廷内，部分朝臣以施琅与郑氏有旧，说他“去必叛”，“不可遣”，反对任用施琅。这些朝臣的意见康熙当然是知道的，为了慎重起见，康熙皇帝曾两次征询李光地对征台人选的意见，第一次李光地就举荐施琅，他对康熙皇帝说；施琅“海上路熟，海上事他亦知得详细，海贼甚畏之”。这里李光地所说的海上指的就是台湾，海贼指的是郑经等人。康熙第二次就“命将”的问题，再次征询李光地意见时，李光地回答说：“计量起来还是施琅”，他列举施琅是“海上世仇，其心可保。又熟悉海上情形，其人还有谋略，为海上所畏”等理由。这令康熙皇帝想起三年前，姚启圣奏请重建福建水师，在当时为选调福建水师提督人选时，姚启圣所推荐的人就是施琅，他在奏折中曾经用了“近省乡绅、贡举生员、文武兵民、黄童白叟、万口同声，皆知其，指施琅堪任水师提督也”。只因当时传闻施琅有子侄在郑军中任职，没有人敢力保施琅。后来经姚启圣亲自调查，得知施琅子侄私下歃血为盟，图谋刺杀郑经，不料事情败露，反而两家共七十三口全被郑经处死。
李光地字晋卿，人尊称作“榕村先生”。清康熙九年进士，做过翰林院编修、侍读学士，吏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为官清正廉明，治学广博精深，著有《榕村全集》，是清朝的一代名相、理学名臣。
施琅与郑氏有深仇大恨是无疑的，在李光地和姚启圣等的大力举荐下，加上康熙皇帝自己十多年对施琅的考察，终于力排众议，毅然决定重用施琅。
年过花甲的施琅终于获得康熙皇帝的信任，被任命为“右都督充福建水师提督，加太子少保”，重披福建水师提督的战袍，并出任攻台统帅。命令他返回福建，相机进取台湾。临行前康熙皇帝亲自接见并赐宴施琅，这也是施琅十三年里第一次单独面见康熙帝。面对如日中天，年仅二十八岁的康熙帝，施琅眼含热泪详陈平台策略，对康熙的询问，对答如流。最后，康熙语重心长地说：“平海之议，惟汝予同，愿努力，无替朕命！”从这短短的数语中，可见康熙对施琅的了解之深，期望之大。
从施琅的复出，可以看出康熙皇帝算得上是一位知人善任的明君，别的不说，单单从他敢于重用一位已经六十开外的老人，担当攻台主帅，就可见其用人真是不拘一格。而姚启圣认为施琅是“廉勇优长，威名素著，深识水性，谙练才能者”，“愿以百口保琅必无他”（全祖望《鲒埼亭集》卷十五《姚启圣神道第二碑铭》），不计个人利害，只为国家利益考虑，忠心体国的精神堪为楷模。而李光地在康熙帝面前，敢于不避与施琅同乡之嫌，坚持大胆举荐施琅，也是一位为国举贤不遗余力、光明磊落的人。
这一年的十月，施琅风尘仆仆地赶回福建。康熙帝下诏“宜乘机规定澎湖、台湾……将绿旗舟师分领前进，务期剿抚并用，底定海疆”。
此时，郑经已病死，郑氏集团内部争权夺利，更加腐化。年仅十余岁的郑经次子郑克塽在权臣冯锡范等人拥戴下主政。实际上，权力全部掌握在冯锡范手中，形成“文武解体，主幼国疑”的混乱局面，郑氏集团已成为一个割据政权，因而丧失了人民的同情和支持。
在军事上，为了防御清军进攻台湾，郑军加紧修理战船，增强防御部署。以中提督武平侯刘国轩为总督守澎湖，在澎湖修筑营垒炮台。以左武卫何佑为台湾北路总督，守鸡笼（今基隆市）、淡水，重修西班牙人遗留下来的城堡。由于兵力不足，只得征集乡兵分守要口，百姓怨声载道，变乱时有发生。
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正月，刘国轩得知清军即将进攻台湾，乃进一步加强防御，以忠诚伯冯锡范为左提督，守鹿耳门。五月，刘国轩再增兵澎湖，总兵力达两万余人，并有大小炮船、鸟船、赶缯船、洋船、双帆船等战船近二百艘，分戍澎湖各要地。此外，在娘妈宫、风柜尾、鸡笼山、四角山、内外堑、西屿头、牛心湾等处，均添筑炮城一到四座。在便于登陆的地段，还筑造了短墙，派兵把守。
由此可见，郑军的防御重点是澎湖各岛，主要兵力由主帅刘国轩统领，都部署在这一地区，并修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屯泊了大量战船，形成了海陆配合的防御体系，以防止清军攻占澎湖。同时，加强了鹿耳门的防御，以防清军登陆台湾。在台湾北部也加强了防御部署，以防清军拊其侧背。
在清廷方面，康熙二十二年七月，削平“三藩”战争进入尾声，昆明指日可下，清军得以集中力量解决台湾问题。清王朝在平定“三藩”之乱，统一大陆后，致力于行政的改革和生产的恢复，社会日趋安定，********逐渐缓和，经济也不断发展，这就为攻取台湾创造了条件。
清军长于骑射而不善于海战，为了进攻台湾，采取了“以郑治郑”的办法。郑军官兵常在海上活动，不畏风浪，有丰富的海上作战经验。此次攻台，康熙起用大批原郑军将领，如任命郑氏降官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总兵官，往福建与当地将吏商酌，统领舟师，进取澎台。不久，又调郑氏降将朱天贵至闽，仍统原辖舟师，以协力攻台。十月二十七日，康熙帝谕施琅与福建总督姚启圣共取澎、台。姚启圣提出于当年末三个月乘天晴水涸，分兵两路进征澎湖和上淡水（今台北）。冯锡范获悉施琅受命率师征台，命水师镇将林亮掌修战船，主将武平侯刘国轩总督诸军防守台湾门户澎湖，命左武卫何佑任北路总督守鸡笼，李茂督兵守淡水。十二月，暗通姚启圣为内应的傅为霖等事败被杀，刘国轩更是加强了防御，亲自乘快艇巡视澎湖各屿，相地设险，分别于风柜尾、四角山、鸡笼屿、东峙、西峙、牛心湾、虎井、桶盘屿增设炮台，并修娘妈宫城，安设大炮。郑克塽以刘国轩为正总督，督率澎湖水陆诸军，并调征北将军曾瑞、定北将军王顺，协助刘国轩。何佑于鸡笼亦筑城、挖濠、造炮台，加强防御。施琅鉴于以上情况，加之初到福建，需整军备械，请求推迟进兵。获准后，施琅便加紧进行战前各项准备。
康熙二十一年一月，施琅密疏专征台湾。施琅提出在南风盛发的五六月出兵，首先攻取澎湖的作战方案，姚启圣坚持九十月北风起时两路出击或先攻台湾，后攻澎湖。十一月，清廷又同意了施琅“专征”的要求，让福建督抚只负责“催趱粮饷”，而由施琅“相机自行进剿”。施琅有了充分的权力，避免了意见分歧、贻误战机的可能，这才能够大胆放手地把渡海攻台的计划付诸实施。施琅修改了分两路进攻澎湖和上淡水的作战方案，决定集中兵力进剿澎湖，而后下台湾。十一月，清军战舰齐集兴化平海卫。十二月二十三日清军出洋，驶往澎湖。不料遇大风，被迫返回。出海受挫，使施琅进一步熟悉了海情。他重新提出于夏季出洋，乘南风进兵的主张。这一方案得到清廷批准。刘国轩侦知施琅乘南风进兵，立即调兵拨船，领兵两万余人、船二百余艘，亲自指挥镇守澎湖各屿，企图候台风起，以逸待劳，不战而胜。
康熙二十二年六月，攻台战役开始。参战的清水师共两万余人，由原水师和福建新练水师两部分组成，两者的大多数成员均来自郑军。他们有多年海战经验，愿为攻取台湾出力，士气高，战斗力强。清军的战船有许多是新造的，“坚固便捷”，火力强，计有大鸟船七十艘，赶缯船一百零三艘，双帆船六十五艘，共二百三十八艘。
清军进攻台湾采取稳打稳扎，逐步推进的战略方针，即先取澎湖，以后再相机进攻台湾。这是因为，第一，“澎湖是台湾四达的咽喉，外卫之藩屏，先取澎湖，胜势已居其半”（施琅：《边患宜靖疏》）；第二，郑军的主力集中在澎湖，又是由郑军中威望最高的大将刘国轩指挥，如果将其全歼，则“台湾可不战而下”（李光地：《施将军逸事》）。
澎湖海战从康熙帝下诏到结束，历时六月余，清军击沉大小郑船二百九十四艘，焚杀郑氏官员三百余人，兵一万二千余人，以清军大胜而结束。
澎湖海战后，施琅以澎湖为据点，整船治军，拟于八月或十月，乘北风进军台湾。台湾闻郑军在澎湖惨败，人心惶惶，兵无斗志。此后，清廷对台湾加紧招抚。施琅派员以厚爵游说刘国轩，促使刘国轩极力主降，并派兵监视郑氏子孙。郑克塽于是上表请降，驻守上淡水的虎卫镇何义也向施琅投降。八月十一日，施琅留水陆官兵三千名、大小战船三十艘守澎湖，亲率舟师开往台湾。十三日，到达台湾鹿耳门港。十五日，举行受降仪式。二十三日，施琅率吴英、刘国轩等巡视台湾南北两路。十一月二十二日，清军班师至澎湖。二十七日返抵厦门。康熙二十三年（公元1684年），在施琅等人的据理力争下，康熙帝也明确指出：“台湾弃取关系甚大”，“弃而不守，尤为不可。”据此，清政府决定将台湾收入版图，置台湾府，下设诸罗、台湾、凤山三县，与厦门合设道官一员，总兵官一员，兵八千；澎湖设副将一员，兵二千。自此，台湾成为福建省的一个府，台湾和大陆统一起来了，其行政建制与内地划一。直到光绪十一年（公元1885年）九月，始分立为台湾省。
澎湖之胜，清军除战船装备精良，将士作战勇敢之外，也是与作战指挥的正确分不开的。清军水师统帅施琅“治军严整，通阵法，尤善水战，谙海中风候”（《清史稿·施琅传》），因此在指挥上有许多独到之处。在渡海时间上，他一反在东北风季节渡海的传统，选在西南风始发的六月中旬。在渡海航路上，以往从大陆到台湾，都从金、厦出航，而施琅又一反惯例，把出航点选在靠南的铜山岛（今福建东山岛）。在战术上，集中兵力，速战速决。经澎湖一战，清军获胜，从而为统一台湾奠定了基础。
姚启圣作为一方重臣，为统一台湾做了大量准备工作，尤其是在整顿军备，招抚降者，削弱郑军，统筹接济，谋划方略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其历史功绩不容抹杀。甚至连施琅也不得不称赞他在招抚和后勤方面的功绩。施琅克复澎湖后上疏康熙：“督臣姚启圣捐造船只、捐养水兵，与臣共勤大举，仍又亲来厦门弹压，殚心催趱粮饷，挽运不匮，加以厚资犒赏将弁，三军莫不激励思奋。今日克取澎湖之大捷，皆督臣赏赉鼓舞之功，乃有此成效也。”（《施琅题为其次，飞报克取澎湖大捷事本》，康熙二十二年六月二十六日）姚启圣为统一台湾呕心沥血，兢兢业业，史称其“先事之劳，何可说也”（《清史稿·姚启圣传》卷二百六十）。
六
正当姚启圣在福建总督任上文治武功大获成功之时，左都御史徐元文劾“（姚）启圣疏请借司库银十二万，经营取息，侵占民利；题报军前捐银十五万，皆剋军饷朘民膏而得。闽民极困，（姚）启圣不能存抚，拆毁民居，筑园亭水阁，日役千人，舞女歌儿充牣房闼；又强取长泰戴氏女为妾。海坛进师，力为阻挠，及克厦门，又言当直取台湾。始欲养寇，继欲穷兵。吴兴祚、万正色平海奏功，启圣惭妒，妄谓正色与锦（经）将朱天贵有约，让海坛而去。险诈欺诬，乞敕部严议”（《清史稿·姚启圣传》卷二百六十）。时为康熙二十年（公元1681年），这时姚启圣年已经五十八岁了。
上（康熙帝）令（姚）启圣复奏，（姚）启圣言：“臣于康熙十七年十月进兵至凤凰山，因一时投诚者多，犒赏不继，与抚臣吴兴祚议外省贸易，颇有微利，前督臣李率泰、经略洪承畴尝借帑为之，遂冒昧上疏，未蒙俞允。臣自入仕，京师未有产业，而军前捐银十五万有奇者，香山罢官后，贸易七年，得积微赀，并臣浙江祖产变价，及亲朋借贷，经年累月而后有此。臣于十七年七月至省，见总督官廨为耿精忠屯兵毁伤倾圮，因捐赀修整，日役不过数十，栅外员役私舍，令其自行撤除。至臣妾皆有子女，年已老大，并无歌儿舞女，强取戴氏女，尤无其事。十八年十一月，臣密陈进剿机宜，请水陆五道进兵，并未阻挠。至得厦门即攻台湾，先于十八年九月预陈，亦非届时发议。抚臣、提臣拜疏出师，平贼首功已定，臣何所容其惭妒。朱天贵应抚投诚，天贵言之而臣始知之。臣任三闽三职，虽无妒功之心，实有溺职之咎。乞敕部严议，别简贤能。”疏入，报闻。康熙二十一年，论克复海澄、金门、厦门之功，授世职拜他喇布勒哈番兼拖沙喇哈番。
姚启圣晚年，因受他人诽谤诬陷，含冤被贬。此时，家中财产捐献将尽，生活已显贫困，加上这一政治打击，引发旧病。康熙二十二年十一月满含悲愤，溘然长逝，终年仅六十岁。姚启圣死后，家中无钱入葬，儿子们就卖田来安葬他。许多百姓看到此景，惊诧不已。因姚启圣督闽期间，廉政爱民，整顿吏治，安定地方，民间自有公论。有的痛哭流涕，慨叹忠良早逝。有些人还不顾个人安危，私下为他建祠堂祭奠。史载闽人感其恩德，去世时，“百城惊悼，群聚而哭于都亭，舂不相降，卒有私为持服者。而漳、泉二府之民争乞公之遗衣冠葬之其乡，福州之民乞留葬于城外东山。屡说不得，请麻衣执绋。号啕送者直过仙霞”（全祖望《鲒埼亭集》卷十五《姚启圣神道第二碑铭》）。
作为一位清初的封疆大吏，饶有政声，为统一台湾不遗余力，立有大功；誉不留于当世，功不昭于身后，终至抑郁而死，虽是人生之憾事，但能得到老百姓的如此爱戴，应该也是一生的幸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