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对结发妻子马皇后一直保持着尊重以外，朱元璋对于其他宫人妃子，稍有不满就举起屠刀。
《纪事录》载，洪武年间宫廷内有大量浣衣罪妇，专门为宫内人服务。
有一次朱元璋听说她们中间有人与外面相勾结通消息，遂将五千多人包括看守她们的守门人都剥了皮：“上疑其通外，将妇女五千余人，俱剥皮贮草以示众，守门宦者如之。”甚至对那些服侍他多年的妃子也不例外。
有一次太监在御河中发现了一个堕胎的婴儿，朱元璋怀疑是楚王朱桢之母胡充妃（即那位被他强逼成婚的胡氏）所为，遂亲手持刀将她砍死，然后把尸体扔到荒郊野外，听任野狗啃食。楚王闻听，千里迢迢奔丧来到京师，到处寻找母亲的尸体也没找到，最后只好拿着母亲生前用过的一条练带回去了。
另一次，朱元璋因为一件小事大发雷霆，鲁王之母郭宁妃、唐王之母李贤妃和伊王之母葛丽妃三位地位很高的妃子同时被杀死，朱元璋还不解气，命人将三具尸体混装在一个大筐中，胡乱埋于太平门外。事情过后，静下心来，朱元璋又有些后悔，命人把妃子挖出来正式安葬，不料天气炎热，挖出的三具尸体已经腐烂，分不清谁是谁，只好在尸坑上面堆了三个坟丘了事。
即使是备受朱元璋宠爱的妃子，下场也很悲惨。
除马皇后外，朱元璋诸妃中地位最高的是李淑妃，她不但为他生下了太子朱标，而且为人“事上有礼，抚下有恩，遇事有断”，既有德又有才，成为朱元璋的贤内助，帮朱元璋把后宫管理得井井有条，备受朱元璋的信任与喜爱。
洪武三十年十二月，朱元璋得了一场重病，病状十分凶险，他自己以为这次肯定熬不过去了，派人把李淑妃叫到病床前，对她说：你跟随我超过了一纪（十二年，指她被册封为淑妃、摄六宫事以来的时间），朝夕在左右侍候，费心用力。你去见见两位哥哥，尽尽骨肉同胞的情谊吧！李淑妃一听马上明白，这是叫她死在朱元璋前头。独获此“殊恩”，原因很简单，因为她过于有能力，朱元璋担心自己死后她会干政。精明强干的李淑妃马上明白了怎么回事，泣拜道：臣妾知道了，死就死吧，何必见兄长呢！说罢回宫上吊自杀了。然而除掉了李淑妃之后，朱元璋经过治疗，却又恢复了健康。朱元璋抚着李淑妃的尸体放声大哭，把李淑妃的两个哥哥叫到跟前说：朕不是不知道你们的妹妹贤明，只是担心她日后会演出武后之祸，只得抑制自己的感情叫她这样做，千万不要以为朕是个寡恩薄德的人。好在李淑妃只不过是早死了一年，一年多后，朱元璋就寿终正寝。即使一年多前不不死，她也断然逃不过朱元璋去世后的大殉葬。
朱元璋创下殉人之例，后代帝王只能谨遵。
明成祖死后，殉葬的妃嫔三十余人。
明仁宗死后有五个妃子殉葬，宣宗死后有十人殉葬。至于景帝，史书上仅记载“诸妃嫔唐氏等”殉葬，具体人数不明。五个皇帝加起来，殉葬妃嫔总数估计在一百人左右。
不光皇帝，连诸王对这一祖制也都亦步亦趋。
《明史》诸王传中载，朱元璋第二子秦王死时，“王妃皆殉”。周宪王朱有炖是朱元璋之孙，正统四年临死前上奏表示身后务从俭约，故明英宗特命“妃夫人以下不必从死，年少有父母者遣归”。谁料未等圣旨传到，王妃巩氏和施氏等六夫人已经同日殉身。英宗无奈，只能表彰她们的“贞烈”、“贞顺”。
为了对殉葬者有所补偿，朝廷会给那些地位比较高的殉葬者的亲戚一些优恤。
《明史·后妃传》载：“太祖崩，宫人多从死者。建文、永乐时，相继优恤。如张凤、李衡、赵福、张璧、汪宾诸家，皆世袭锦衣卫千百户，人谓之‘太祖朝天女户’。历成祖、仁、宣三宗皆然。”
明代的人殉制度终结于明英宗朱祁镇。他在临终之前，曾留下了这样的遗嘱：“用人殉葬，吾不忍也。此事宜自我止，后世勿复为。”
朱元璋的这个后代能做出如此英明的决定，有两个特殊原因。一个是明英宗是一个历遭忧患的皇帝。
他曾遭土木之变，又被自己的弟弟景帝软禁多年，这不同寻常的经历使他比一般一帆风顺的帝王更敏感于人情冷暖，更重感情。第二个是明英宗与钱皇后感情极深，钱皇后在明英宗危险中时，曾经“夜哀泣吁天，倦即卧地，损一股。
以哭泣复损一目”。
明英宗被软禁时，钱皇后陪伴他度过了艰难时光。“英宗在南宫，不自得，后曲为慰解”。“闻英宗为太上时，钱后至手作女红卖，以供玉食”。由于钱皇后没生儿子，在内宫斗争中地位一度岌岌可危。
明英宗临终时“口占遗命，定后妃名分，勿以嫔御殉葬，凡四事，付阁臣润色”。并特别嘱咐“钱皇后千秋万岁后，与朕同葬”。这显然是担心自己死后，后宫中有人逼钱皇后自杀殉葬。英宗结束人殉制度，一个直接目的是为了保护自己的皇后。
不论如何，这项决定顺应天理人心，受到万民欢迎，公布之后，许多大臣甚至感动到流泪，“时读竟，涕下，悲怆不自胜”。后世史家对此举更是不吝赞美之词，说“英宗独见，罢免此举，遂破千古迷谬，视唐宗命孟才人先效死于生前者，圣、愚奚啻千里”。中国历史上意外死灭复活的野蛮殉葬制度终于被画上了句号。
如同使殉葬制度返祖一样，从世界史视角观察，朱元璋的出现使中国社会体制和政治文明都出现了重大退化。
十四世纪的明朝，与欧洲相比，表面上要光明得多。十四世纪的欧洲特别不幸：黑死病扫荡了欧洲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口，使北欧动荡不已的“百年战争”也始于这个世纪，因此人们称这是欧洲的“黑暗时代”。而在中国，朱元璋却缔造了一个很长的和平时期，“华胄重光”，生产恢复，东方大地一片太平景象。
然而在一治一乱的表象下面，却涌动着两股方向相反的历史暗流。
在欧洲大陆，从十四世纪起，漫长的死气沉沉的中世纪统治开始支离破碎。由于教皇和国王们忙于争权打仗，无暇管理地方事务，许多城市从封建统治中脱离出来，获得了独立。这些城市居民们集资向国王们购买了自治权，可以组织自己的市政厅和法院，建立自己的法律。正如当时的一句俗话所说：“城市的空气能使人自由。”
在城市里，人们不再向国王、贵族们卑躬屈膝，他们投身于商业和企业，用自己的双手和头脑为自己创造财富，用财富来建立自信。“自治市的自由民从一开始就表现出自信和独立，这种自信和独立是欧亚大陆任何地区所没有的”。这些城市的本质就是一个大公司。“所有的商业法律，也就是民法；全部商业船只也就是海军。”这些城市一出现就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在明朝建之后十二年的1380年，威尼斯打败热纳亚，成为欧洲海上霸主。从此之后，资本主义因素在封建社会的缝隙中像霉菌一样逐渐生长，很快推垮了日趋腐烂的旧体制，使欧洲社会迸发出前所未有的能量。
而在欧亚大陆的另一端，却进行着相反的事情。他统治的原则就是全面的社会控制，把每个社会成员的一举一动都严格控制在政府权力之内，以彻底杜绝任何不安定因素。朱元璋把全国变成了一个大村庄，取消了多元和层级发展的可能，由官僚包办一切事情。在他的统治下，大明社会变成了一个大监狱，各级官员都是狱卒，所有百姓都是囚犯。百姓稍有逾越狱规，则惩罚立刻劈头而来：“充军”、“斩首”、“乱棍打死”……
如果把异族建立的王朝元朝视作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意外，那么作为一个汉人政权，朱元璋直接继承的是宋代，朱元璋自己也宣称他的奋斗目标是“山河奄有中华地，日月重开大宋天”。然而明朝和宋朝的基本走向，却是恰恰相反的。
宋朝是一个非常富于“现代”因素的朝代。
大部分人认为中国的极盛出现在唐朝，而宋朝通常被认为是一个衰弱的朝代。然而从经济角度来看，唐朝与宋朝根本不在一个数量级上。拿国家财政收入来比较，宋朝国家财政收入是唐代最高额的三倍。
更具说服力的是财政收入的构成。
中国历史上绝大多数时期，农业税是国家收入的主体，而宋朝时，工商税收占财政收入的百分之七十，农业税只占百分之三十。这说明宋朝的财政收入不是靠加重对农民剥削，而是由于工商业繁荣、生产力提高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