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里青山半入城。
这是青山伸进我们小城来的一脉，并不高大却很强壮。那么多青藤古树也没能完全遮掩山的胸膛——看那一片****的灰褐色的崖吧！
宽厚的山的胸膛前，耸立着一柱洁白。那是阳澄湖抗日烈士纪念碑。
走进烈士陵园大门，再拾六十四级台阶而上，就登上了一片开阔地。纪念碑就立在这开阔地的中间。碑的后面是一幢纪念馆。纪念馆的两侧和后面有一些附属的小屋。
离纪念馆最远的那一间小屋，在布置纪念馆期间住过一位画家。那位画家肯定偏爱蓝色，将蓝色和白色装进喷雾器，把小屋的墙壁、天幔、门窗一概喷成了淡蓝色，淡蓝成一片迷离。
九岁那年，我在看完电影《英俊少年》回家途中，哼出了影片中一个插曲的头几句，使我父母惊喜万分。不久，他们就让我学起了小提琴。每天晚上两小时，他们轮流着陪我去南门大街那个叫辛老师的老太太那儿去练琴。那时候，我用3/4小提琴挺般配，可我不喜欢那个“大甲虫”。一年以后，父母放弃了让我当小盛中国的理想，转而让我进攻数理化王国。那把小提琴锁入琴盒，高高地吊到天幔上。谁知当我的手臂长到不再适用3/4时，我却又想拉琴了，而这又并非是我回心转意的缘故。
我们学校组织了一支小乐队，决定由我们班的小胖子王雄出任指挥。王雄不干，因为他不同意周小明作为第一小提琴手，要让尤拉当。学校坚持原意——要知道，小乐队价值一万元的乐器都是周小明的爸爸赞助的。王雄那小子艮，不干就不干。当然，没了张屠夫，人家也不会吃带毛猪，小乐队照计划上马了。一天，放学路上，王雄骑自行车追上了我，说：“上车！”我一歪屁股坐上他的车后座——没想就这么上了他的“战车”。小胖子把车头一拐往烈士陵园骑去。陵园管理人黄胡子老头是他的忘年交，对蟋蟀挺有研究的。
这次并不是开“蟋蟀研讨会”，他领我走到一间小屋前，推开一扇蓝色的门，命令道：“你坐第二小提琴位。”屋子里一字儿坐了六个，首席小提琴那儿坐着尤拉，一脸正经而且系着一条紫红色的领带。原来王雄、尤拉他们要以这小屋为秘密集训地，组织一支小乐队，准备在“阳澄湖艺术节”上和校乐队一争高下。说实话，我对音乐依然不感兴趣，可我爽快地答应了。王雄他们此举挺悲壮的，而且参与这么一个“地下活动”也挺好玩的。
我父母是绝不会同意我“玩琴”的。我明白，就在第二天使了个“空盒计”，掩耳盗琴，把那个沉睡的大甲虫盗了出来。
我们利用每天下午到蓝屋练习。王雄的指挥很派，而且澎湃着激情。一见他那副沉醉的样子，你就会大受感动。若是他的额发不这么硬剌剌的话，他准可以和小泽征尔相媲美。小提琴成了尤拉的“第二嗓子”，挺迷人的。这句赞语尤拉可不接受，大概希望有更“深刻”一点的比喻。除此之外，我们“蓝屋乐队”就没什么可夸耀的了。我这个第二小提琴手是凑数的，这我明白。如果一个乐队只有一把小提琴的话，孤弦难鸣，未免太寒碜了。奏到有难度的部分，王雄就说：“你跟大提拉。”对此我一点也不感到委屈，倒是我长长的手臂被3/4小提琴约束得很委屈。
也许是因为我们的生活里缺少色彩和刺激的缘故吧，我们八个都练得很认真，而且对外绝对地保守着这个蓝屋的秘密。“心中藏着一个‘正义的秘密’，世界就变得格外有意思。”这句话似乎可以作为一句格言。这话是黄胡子老头说的，抗日战争时期，他当过新四军的地下交通员。尽管蓝屋远离了纪念碑，每次练乐，我们还是关起门窗，并在乐器上加上弱音器。登上六十四级台阶，我们就多了几分庄重，当然不会演奏那些轻佻的东西。
每次练乐，黄胡子都到蓝屋来陪着。屋角有条长凳子，他就默默坐在那儿。他不懂音乐，从不发表任何评论，只是默默地坐着，认真地听着。这已经足够了，而且比任何赞扬和鼓励都有力度。
黄胡子喜欢听马斯内的《沉思曲》，说那是最好听的曲子。快练完时，他就对王雄说：“指挥员，再来支‘坯奇山’怎么样？”《沉思曲》在我们的乐谱第三页上。
王雄点点头，对我说：“Page3！”
乐声起了。悠远的黑管引出宁静安详的大提琴，然后出现了主旋律——深思着的尤拉小提琴。
黄胡子的眼神一片蒙眬。他想起他少年时代的朋友阿网了吗？
阿网是抗日战争年代牺牲在阳澄湖的一个少年英雄。黄胡子能讲许多阿网的故事，开头总是“有一回”，大多是有趣的生活小故事。原来黄胡子和阿网是“光屁股巷上弟兄”。
六十岁和十四岁对话常常需要注解和注解的注解。
黄胡子讲，有一回他和阿网晚上到西坟地逮蟋蟀的事。他说他们不用桅灯而是点的蓖麻子灯——削根细竹篾，串上一串剥去硬壳的蓖麻子就可以点亮啦。他不得不停下来十几次解释他以为是常识的问题。什么叫桅灯？为什么不用手电？什么叫干稞墩？……
伙伴们向黄胡子提的这些问题，我能代答一半以上，因为我每年要到阳澄湖畔去小住两次。那儿有我的一个远房的舅舅，我叫他小舅舅。
小舅舅能干极了。别人当木匠得“学三年，跟三年”，六年过去了，还不一定能一个工做成一条长凳。做好长凳不容易，一切都是正中有斜，斜中有正。而他无师自通玩了三天锯刨就敢去立街。“立街”是那一带的风俗。泥瓦匠竹木工匠们早晨就去镇上茶馆那儿立着或坐着，要用工的主顾会到那儿去叫工。小舅舅立街与众不同，手上拿着一叠家具式样图纸，任你主顾挑选。第一次，他承接了一套捷克式的活，还真弄成了，又心血来潮问主顾：“你漆什么颜色？我兼做漆匠。”他根本没做过漆匠……我挺崇拜小舅舅，主要崇拜他敢作敢为的气魄。哟，意识流得太远了，得回到蓝屋去。
蓝屋里那么多的椅子，黄胡子单选条长板凳坐，而且总空着左边的那半条凳。那儿坐着阿网吗？
纪念馆展览厅里有阿网的一张油画像。那是一个小豹子一样的农家少年。
我的琴技太蹩脚。奏《沉思曲》时我简直不敢让弓弦相触。那么多的5#和3b，多亏尤拉那红领带一抖一抖地对付着。我怕破坏了《沉思曲》美丽、崇高、淡淡忧伤的境界。
黄胡子的感动反过来又感动了我们。王雄半闭着眼，丰满的嘴唇微微地颤动。
到这时，我后悔当初没好好学琴。尤拉也是那辛老师的学生。听说辛老师曾经指导过大名鼎鼎的俞丽娜。俞丽娜的小提琴可以把梁山伯与祝英台描绘得死去活来。到这时，我希望我手上有一把真正的小提琴，而不是这把难于施展的3/4。当然我明白绝不能指望父母会给我买一把和数理化对立的“冲锋枪”。
一天，当尤拉的红领带又激动起来时，蓝屋的小门被轻轻地推开了。
竟是我乡下的小舅舅到了！
小舅舅是接了我的信才来的。前些日子，我从黄胡子那儿得知陵园要突击铺一片草坪，就说起了小舅舅。小舅舅现在正和几户邻居联合经营培植天鹅绒草皮的业务。
黄胡子竖一根食指在唇边向不速之客示意。小舅舅抱歉地无声一笑，轻挪脚步，坐到黄胡子左边的那半条长凳上。
小门没有掩上，开阔地上停着一辆红色摩托车。那是小舅舅的“幸福”。
王雄宣布期中考试期间乐队停止活动一星期。
考完最后一门，神经一放松，那个蓝色的小屋“唰”一下就占据了我的思想。想起我们的蓝屋，心里就涌动一种温馨。
王雄对我说：“明天，传。”
这三个字的意思只有我们八个人懂。
我对尤拉说：“明天，传。”
尤拉正找我呢，把一只沉甸甸的信封给我，说是小舅舅托他转交我的。尤拉上学时，小舅舅把信托了他，关照一定要等我考完后再给我。这是什么意思？
尤拉说：“拆开吗？”
我说：“你帮我拆开。”
尤拉学着童自荣的口吻，夸张地说：“谢谢你的信任。不过，我不拆。”竟飘然去了。
原来信封里有一沓钱，还有一张纸条。
纸条上写着：天文，按我们联户的规矩，付你业务介绍费九十九元。是按百分比算出来的，公事公办，万勿客气。告诉你的同学们，以后知道哪个单位要草皮，要铺草坪就写信告我。舅字。
九十九元，最大的两位数，我这辈子挣的第一笔钱！就凭我写了一封信？这是真的吗？
一点不假，巨款在握。
我无端地慌乱起来，脸上热辣辣的，像是做了什么亏心事。若是在考试之前拿到这信封，我保证考不好。小舅舅料事如神。
我脑子里一下子涌满了花钱计划。
当然，首先被批准的是买乐谱架的计划。王雄“号召”我们每人设法买个蓝色的乐谱架，原因有两个：一是学校那个乐队有一套白色的挺神气的乐谱架；二是我们乐队将以“蓝鸟乐队”跻身阳澄湖艺术节。
买一个乐谱架花十六元。余下的作何用途呢？请“蓝鸟”全体观摩一场轻音乐，别忘了拉黄胡子一起去。还有呢？再说吧……
尤拉又来了，这一次是他“传”给我了，说：“王雄改主意了，马上去那儿，去！”
这主意改得得人心。对了，问问谁买谱架有困难。谁有困难我赞助谁。这念头使人愉快，我一下子对周小明爸爸理解了许多。原来花钱也有快感，特别是赞助什么的。
尤拉在我的自行车后座上哼哼：“阿里，阿里巴巴，阿里巴巴是个快乐的青年……芝麻开门，芝麻开门，噢，噢，噢，噢……”
这小子什么意思？
王雄骑自行车靠近来，警告道：“尤拉，当心民警，搭车要罚款。”
尤拉立刻噤若寒蝉。
我很想拍拍腰包壮他一下胆。
到了陵园，走上六十四级台阶，一个神奇的景象一下子把我们“镇”呆了。
好一片绿色的草坪啊！
我的作文水平不怎么样，面对这片突然出现的草地，脑子里竟该死地跳不出一个有分量的形容词，只傻里吧唧脱口喊了一句：“啊哈！真是草坪啊！”这时才联想起《一千零一夜》里那块神奇的阿拉伯飞毯。可尤拉已取得专利了。他高举双手喊道：“欢迎你，天外飞来的绿地毯！”
这时彻底不需要王雄的指挥棒，我们八个男孩子几乎同时中弹似的扑倒在草地上，滚啊，喊啊。这时，黄胡子在远处喊着什么。
我们急忙爬起来，想到新铺的草坪可能经不起压。
这儿，不久就要举行一个雕像揭幕仪式。那座石雕是一位有名气的雕塑家特地为陵园创作的。
黄胡子领我们走到即将放置雕像的地方。那儿已经用混凝土浇了一个基座。基座的后面栽着几丛芦苇。
黄胡子说：“这片芦苇是天文的小舅舅提议栽上的，这主意不错。”
我们不明白栽芦苇的妙处。黄胡子说等看到了雕塑就明白了。于是我们急着要看雕塑。可黄胡子说雕塑还在南京没运来。
这是他在卖关子。那座雕塑已经运到，暂时放在蓝屋旁边的空地上。
这是一座钢灰色的花岗石大型群像，一个郭建光式的新四军形象，一个阿庆嫂式的形象，一个水乡少年的形象。
就是因为少年手中打着一把桨，整个作品就“动”了起来，使人想起了船，想起了风浪——那个风浪迭起的艰难而壮丽的岁月……
是啊，我们理解了那丛来自阳澄湖的芦苇。阳澄湖，光荣的湖，当年曾芦苇青青，风起云涌。
我们仰视塑像，小心地呼吸。地球似乎在倒转。
那位打桨少年高卷裤腿，小腿上贴着一片水草叶子。也许他刚刚挖过芦根，也许他刚泅水送来了情报……不，也许他刚摸过鱼虾，他得靠这个养活他和他的妈妈。那时候没有工资，更没有奖金。
我口袋鼓鼓的，里头有九十九元钱——因为我写过一封三行半的信，提供过一个信息。
当然，不能那么简单地相比，不能，不应该……可总有着什么联系，因为九十九元和草地联系着，所以这“联系”就更多了一些……
王雄说：“喂，天文，怎么了？”
原来开始练乐了。
王雄说：“听见了没有？Page3！”
深情的《沉思曲》。
乐声里，我忽然想问黄胡子爷爷：那个打桨的少年就是阿网吗？黄胡子左边空着半条凳。
乐声里，我在盘算：小舅舅在这片草坪上赚了多少钱呢？百分比，百分比，九十九元占百分之几？
从开着的门，可以看见那片青青的芦苇。这片芦苇值多少钱呢？
芦苇在风里摇曳，好像在说：不知道，不知道……
我不想知道。别告诉我，别！
回到家里，我急急铺开一张纸，给小舅舅写信：
小舅舅：你好。我把九十九元钱寄还你。不是客气，而是因为那片绿草地……
写不下去了。
搬把躺椅到阳台上去坐，把躺椅放到最大的夹角，人就几乎仰躺着了。
我爸爸喜欢晚上的星空，得空就搬躺椅到阳台坐，一坐老半夜，观察他的蟹状星云、天狼星座什么的。而我喜欢白天的晴空。天空这东西怪，空空荡荡又实实在在，实实在在又空空荡荡。你想什么就有什么，你不想什么就什么也没有。要是天上有些云朵，它一动，你就会千真万确地感到你的躺椅在飘浮。每当我拿不定主意时，心烦意乱时，就想去看一看天空。
“因为，因为那片绿草地……”
这时，妈妈在大声喊爸爸，让爸爸去买煤球。这一声喊，把我也召回到现实里来了。我得帮爸爸去。每次爸爸去买煤球，我总主动跟着去。搬藕煤得小心翼翼，装车卸车很费时间。我爸爸一抬头就能确定几十个星座的方位，可在买煤球这类事面前不是个能人。他说他少年时代起就迷上了天文学，由于“十年****”没有读成大学天文系，当了一个老问人家对不对的小学教师。他给我起名“天文”，肯定是对未酬之志的一种忧伤的怀恋。这名字我不怎么欣赏。同学们理直气壮地给我起了个绰号——老天爷，简称“天爷”。要命！陌生人以为我是“倒爷”之类的角色呢。我钦佩爸爸在天文知识方面的渊博和对天文事业的执着迷恋。不过，这钦佩和对小舅舅的钦佩不同。爸爸的“伟大”显得邈远，小舅舅的“伟大”却很切近。一个像可神游的天宇，另一个如大地——就如那片绿茵茵的草坪一样可以在上面打滚儿，可以算出平方米向人结算人民币。
爸爸的黄鱼车技不行，像和黄鱼车在做拼死搏斗。他那个紧张的屁股令人发笑。
我说：“爸爸，别紧张，把黄鱼车当自行车就是了。”
他说：“不一样，多一个轮子就大不一样。两点定一线，三点定一面。这你学过没有？”抬头看看，又说，“你知道你这么骑黄鱼车交通规则允许不允许？”
我根本不考虑这个，为壮他的胆，就说：“完全允许！”
车过十字路口，一位年轻的交通民警向我们认认真真地行了一个礼。白手套缓缓举起，齐眉处稍作停顿，然后颇有爆发力地向前上方再向下回到眉齐，划出一道漂亮的白色弧线。王雄式的潇洒。爸爸在百忙之中腾出一只手，像学生在教室里请求提问时并拢五指，屈臂一举，算是答礼。他手上的纱手套脏兮兮的，全没一点亮色。他说过，他有几个过去的学生当了交通民警。这个民警肯定就是其中之一了。
那个挺英武的民警还在向他的老师行注目礼。爸爸努力做出轻松的姿势来。幸亏是下坡。
车过一段路，发生了一起小小的事故——一辆载着三大包蔬菜的自行车从对面歪斜过来，在我们的右后轮上碰了一下，倒下了。因为有蔬菜包的缓冲没什么值得一提的后果，可那个小贩却很凶地扣住我们的黄鱼车，大声嚷着赔他的损失。
他是彻底无理的。请问，你从对面而来，怎么撞到我们的右后轮的？我们不跟你计较已是你的造化了。
我冷笑一声，说：“你别闹，有理不在声高，我们去民警那儿评一评。”
小贩以为有理：“到哪儿也不怕，天王老子也不怕。”对不起，我号称天爷，我爸爸就是天王老子。
可我爸爸说：“哎，师傅，算了吧，你车子也没坏嘛。”
小贩说：“没坏？尿素袋不是钱买的？那些韭菜不是卖钱的？”他一句一个钱字。那个尿素袋又脏又破，撞出来几根韭菜历历可数，值几分钱不成？
……
我不愿把这件窝囊事写下去了。你猜怎么的——最后我爸爸赔了小贩一元钱。
我气坏了，跳下黄鱼车就回头走。走到十字路口，我恍然明白了，爸爸姑息迁就、息事宁人，竟因为这位民警是他的学生！他就是这么“利用”他的“关系网”的。我能猜到爸爸的心思，可我不能理解。
爸爸气喘吁吁运回藕煤时，脸上有了几道黑。妈妈有点心疼，说：“我来搬吧，你去洗脸。”
我不会让她知道这次“藕煤行动”倒贴了两毛钱。如果让煤球店送煤，只要花八毛钱就可以了。外婆外公需要我家赡养，我们家经济不那么“形势大好”。爸爸洗手时，悄悄对我说：“去，把红药水拿来。”
“哪儿弄伤啦？”
“别响。”
要省八毛钱就这么难啊，可要挣九十九元就那么容易啊！
我把那封未写完的信撕了。
第二天是星期天，整个下午是我们“蓝鸟”们的活动时间。
我故意迟到一步，买了一打大冰砖，救世主似的走进蓝屋。
王雄怕我捉弄人，警惕地摸了摸冰砖盒，凉的，才模仿唐老鸭怪叫一声：“呃噢，圣诞老人到！”伸手就挖去一块冰砖。
尤拉一本正经地说：“注——老天爷即东方的圣诞老人。”
正待我取消尤拉吃冰砖的权利，那小子已把王雄手里的那块夺了过去，振振有词：“本人参观过冰砖制作流水线，冰砖的主要成分是大肥肉，王雄这么肥，绝对不宜食用。”这小子绝了！
黄胡子不吃这个，说牙疼，保不了还肚皮痛。尤拉问他小时候吃过什么冷饮，他就讲开了“有一回”。
他说有一回是个冬天，他和阿网想把冰雪保存到第二年夏天，就把干净的冰雪装满了一只甏，泥封了，深埋在地下，然后在上面覆盖了一层盐，再覆盖一层石灰渣。“第二年夏至那天挖出甏来，打开泥封往里一瞧，嘿！嘿……”
这时节你千万别追问，越追问他越卖关子，得抿住嘴装作不在乎。
“打开泥封往里一瞧，嘿！真叫人心里难受。你猜怎么了？那甏里有小半甏水，水里漂着好多小蝌蚪，都闷死了……”
尤拉先嚷着说不相信，不可能，问哪来的青蛙子。
王雄扯扯尤拉的衣角，说：“住嘴！”
原来，这时老人脸色变得苍白，眼皮耷拉着。
他被自己讲的这个故事唤醒了一个痛苦的回忆——那一回，鬼子为了找寻新四军伤病员，拆了几十座民房，把几十根木梁接成几十丈长；又弄来几十条水牛，让牛拉木头往芦苇滩走，要把芦苇一齐压倒。阿网知道伤病员就在这片芦苇里，便在饮牛的水里浇了烧酒。那些水牛走不了多远一条条躺下直吐沫……
阿网就是那一回被日本鬼子活埋的。
冰砖变得一点儿也不甜，黏腻腻地滴到地上。赶紧洗手。
王雄说：“Page3！”
黄胡子慢慢走出屋去，向那片草地走去。
草地新鲜如同未干的水粉画，似乎听得见小草们轻匀的呼吸。一个人背着手走进阳光，走在草地，走向那丛摇曳的芦苇……
他走回蓝屋时，脸上带着恬淡的笑。他走进屋，坐到那条凳上。他手里握着一片苇叶。
一曲终了。他站起来说：“指挥员，我可以来一曲吗？”
王雄愣了愣，说：“你？哦，你要什么乐器？”
黄胡子扬了扬手里的苇叶，抿一抿，用舌尖润一润，含到嘴里，试着吹出几个音。想不到苇叶能发出这么清脆的声响。
他闭上眼，吹出一首曲子来：
2/4拍，简单得像泥土和水滴；像是小船晃过来的，像是水牛背摇出来的，像微风里摇曳的苇，像小溪里游动的蝌蚪……
黄胡子讲的故事一个一个在我们眼前晃：
那一回，阿网为新四军送信，小船舱里有蹦蹦跳跳的鱼为他作伪装……
那一回，阿网装作放牛，为新四军放哨，水牛角上挂着一串赤豆粽子……
黄胡子说他和阿网常吹这个调子，当时的孩子谁都会。
机灵的尤拉把曲子录了下来。王雄则忽发奇想，说雕像揭幕那天能不能让“蓝鸟乐队”为仪式演奏。
黄胡子说：“我看行。”
第二天，我花一百零二元买了八个蓝色的乐谱架，沉甸甸地扛着，推开了蓝屋的门。
屋里，站着八个崭新的乐谱架，也是蓝色的。
原来是黄胡子赞助的。
我好失望！我好委屈！我扛着乐谱架愣站着，好沉重的铁家伙。
王雄说：“天文，放下吧。练完乐再说，百货公司能退，我姨父在那儿当什么科长。”
黄胡子坐在那条凳上，得意地朝我挤挤眼睛。
王雄说：“Page3！”
把乐谱翻到第三页，可不再是马斯内的《沉思曲》，而是一首《牛背上的苇笛》。原来就是黄胡子吹的那首曲子。
作曲：阿网。
记谱：尤拉。
配器：王雄。
演奏：蓝鸟乐队。
尤拉就坐在我右边，轻声问我：“老天爷，买谱架的钱哪来的？有奖储蓄没开奖。”
我不想告诉他，不想告诉任何人，连爸爸妈妈也不告诉。因为，我断定他们的建议不会使我满意。
王雄的指挥棒举起来——
黄胡子情不自禁轻轻地哼起来。
蓝屋的门又被轻轻推开了。竟又是小舅舅来了。
小舅舅惊诧地站了一会儿，才想起坐到黄胡子左边那半条长凳上去。小舅舅竟也跟着黄胡子哼起来。
他也会唱这曲子。是的，他也来自阳澄湖边，阿网的故乡。
乐声里，一个诡异的意念在我的脑子里弥漫开来，恍惚间，我竟把小舅舅和阿网“叠印”在一起了。似乎阿网就是少年时代的小舅舅，小舅舅就是长大了的阿网……
门没有掩上。绿草地，阳光下，停着一辆红色的摩托。
远处有一条蓝色的地平线，绷得很紧，紧得叫人闷闷不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