淞沪会战显示出了对日狙击战中中国军队在武器配备、训练和组织上的劣势。然而，不论是军队还是普通老百姓的身上都彰显了一种对苦难无限忍耐的品格，以及为了民族的解放而团结一致联合对外的愿景。如果这种精神的广度已经覆盖了整个民族，那么日军长久以来在现代战争中所仰仗的军备和组织能力的优势就会丧失有利地位。作为一名官方的观察员，我应该细细研究一下这种可能性，而作为个人来说，对于北方地区的报告中出现的某种关于民主政治特征的理论，才是我的兴趣所在。
埃德加·斯诺是第一个拜访位于陕西省的中国共产党地盘的外国人。1936年的夏天，拥有着异于常人的勇气的斯诺，与国民党一同策划实施了对该区的封锁，并且与这支独特的军队共度了四个月的时间。他的报告详细提供了有关军队信息的第一手资料，也详尽的记录了那些与世隔绝了长达九年之久的人们的所作所为。
自从埃德加1928年第一次来中国时我就与他相识了，我十分敬佩他的忠诚、勇气和智慧。在淞沪会战结束前夕，我与他探讨了关于前往八路军控制下的地区的可能性。
“我相信，”他向我保证道，“军队的领导人将会十分欢迎你前去视察他们的军队建设。”
“你说他们是什么样的人？”我十分好奇地问道。
埃德加的眼中闪现了一丝意味深长的光。“他们很不同，”他不急不缓地说，“他们很谦逊，对待事情从来不会掉以轻心，言行谨慎，不过也有着一种中国人的特殊习惯——‘要面子’。他们通过让别人批评自己来克服这一点，各种推辞和拖延是他们的死敌，他们解决眼前面临的问题时非常及时且有力。”
埃德加的话听起来有些言过其实，但是我对于埃德加的诚实有着十足的信心。这些人一定拥有着与众不同的特质才会得到如此高的评价。我的兴趣更浓了。
当我向奥弗里茨中将解释我为何笃信八路军所遵循的军事理论很可能已经给中国的抗战造成了极大的影响时，他意识到了人民运动的要点，并且委任我深入内地继续进行更深入的观察。
八路军在上海地区采取了军事行动，在上海西北方向布置了一条直线距离将近一千英里的战线。国民政府委员会委员长******在前一年的12月已经占领了西安城，所以这座城作为我接下来活动的始发站最为合适。当务之急是从蒋委员长那里拿到一张通行许可，不过，如果想同蒋委员长在南京会面的话，绕过在上海和南京交界处的右线战场的日军十分必要，绕过后再沿扬子江北岸顺流直上，顺着运河便可直达。
可能用美国和中国在地理上的某些相似之处进行一个简明的比较，会有助于说明我正在经历的这段距离的概念。整个中国的面积，除了满洲里地区以外，大约与美国的面积相等，但是南北跨度要比美国宽四百至五百英里，新疆至山东半岛绵延约两千七百英里。上海地区海岸线向南北延伸，向西北方向约三百英里就是北平。
如果我们把南京在地理上的位置比作华盛顿特区，那么上海大概就相当于华盛顿特区临近的弗吉尼亚州的诺福克，北平就是加拿大西北部三百英里的渥太华。扬子江将会“发源于”落基山脉，向东流经等同于俄克拉荷马州的塔尔萨的重庆，以及地理位置上约同于肯塔基州的莱克星敦的汉口。西安占据了同爱荷华州的迪比克相同的地理位置；京口铁路与陇海—兰新交汇的郑州，相当于密歇根州首府兰辛；山西重要的游击战据点五台山，大概位于苏必利尔湖的东部。而沿着扬子江北岸从上海到南京意味着我必须要穿过诺福克前往马里兰州，以便躲避驻扎在“诺福克”和“华盛顿特区”之间的日军。
我周转于上海各地忙于购买过冬装备时已近11月中旬。我可能会用一整个冬天的时间同军队深入到内地地区，所以厚实的衣服很有必要。一件羊皮大衣和一双结实的登山鞋是我的购物首选，接下来又买了睡袋和粗布背包，后者我可以背在肩上，装些旅途上用得着的物品。旅途上我只能喝开水，所以我买了一个小茶壶。加上筷子、碗、一个搪瓷杯子和一个洗脸盆就是我的全部行囊了。我打算着尽量像一个中国人那样生活，与他们同吃同住。
11月19日，战役结束后的一个星期，我乘坐新北京号前往位于扬子江北岸约五十英里的南通。一场湿冷的冰雨不期而至。船本应在八点起航，但是临近九点时船上的辅助发动机仍在嗡嗡作响，运送货物的小车不停地从船上搬下新鲜的白菜搬运到法国码头的地上。码头上，几个身着破烂毛衣的小男孩在越堆越高的白菜旁徘徊着，他们趁着装卸工不注意的时候熟练地一把抓起那些散落的白菜叶。在码头的南边尽头处有一扇巨大的铁门，将法租界与城市的其他区域区分开来。门后面，一个日本兵骑着与他身材不相称的四肢修长的马，看起来就像是这座城市被攻占了的一个信号。他身后袅袅的青烟，正静静地诉说着这征服的代价。
我检查了下我的四周。在上层甲板与我同行的是“沉默的吉姆”诺利斯，一名美国飞机推销员，还有两个白俄罗斯人和两个从新疆来的男人。下层甲板是被挤得动弹不得的中国难民们，他们几乎没几个人有可以避寒的毯子或棉被。他们只是在战争阴云笼罩到家园时，成千上万的试图在外国领区内寻求庇护的人中的一小部分。现在他们正朝着自由的中国译者注：自由的中国指二战时期非日军占领的中国部分地区。进发，穿越一千英里或者更远的路到达内陆地区就是他们迈出的第一步。他们的身后是被敌人烧毁或被强占的家园，前方充满了未知，但是他们已经决心要在西边广袤的地区中某个地方重新开始生活。在那里，他们至少可以自己当家作主，而不是被外族人呼来喝去。
响起的警笛声至少提醒我们白菜的运输已经完成。船头从码头外摆出来后全速前进。不久我们航行经过了法国、英国和美国的巡洋舰，而这些巡洋舰将不会出现在我接下来一年的旅程中了。
绕过了河岸后在公园桥译者注：华人多称外白渡桥。向东驶去，船迅速驶过了黄浦江，躲闪过了几艘小船、驳船、燃煤拖轮和几艘日军驱逐舰。杨树浦区在北，浦东区在南，呈现出一幅可悲的奇特景象。曾经效益不错的工厂和仓库如今都只剩下遍地烧焦的残垣断壁。曾享誉一时的商业贸易之都上海，如今却在日本的宽容政策下作为一个次要的交易中心苟延残喘。前滩上日本医疗船的医务人员还在忙于运送着伤员，显露着不多的有人活动的迹象。
“沉默的吉姆”诺利斯是个喋喋不休的人，他五年前来到中国，当时的中国正试图扩大本国商业航线，于是诺利斯作为飞行员驾驶着邮政飞机从长江上游的汉口和重庆，跨越千山飞到旧封建帝国的首都北平。现在他希望能够把飞机卖给南京政府。诺利斯是个令人愉悦的旅行伴侣，他有着讲不完的故事，而且从不抱怨劳累的旅途给身体上带来的各种不适。也正是这位“沉默的吉姆”打破了我们和那两个新疆人之间的沉默。
年长的那一位是萨布里，是位在新疆地区，也就是中国在亚洲中部的一个省工作的政府人员，同时也是南京政府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成员之一，这个身份上的优势使他一下船就受到了地方官员的热情款待。还有他的儿子亚瑟，虽还是个学生，但是英语说得很流利。
我们发现南通的灾民已经泛滥成灾，这些难民都在竭尽全力向西开出自己的一条路，试图逾越那条横亘在长江北岸的运河，不过开出的这些路甚至都不配称之为路。那天晚上，约有九千名难民坐着蒸汽船、驳船和各种小船来到了这儿。他们的处境实在令人感到痛心。这些难民身上都没几个钱，他们的食物及落脚处全依靠着当地这些百姓的施舍。大部分的难民只能睡在野外，几个人分成一小拨，随便挤在哪个建筑后面背风处的小角落里。
第二天早晨我们又登上了一艘货运船，也是以蒸汽为牵引力的六艘船中的一艘。我们的目的地是向西七十英里的口岸，希望能在那里找到一艘可以载我们横渡长江的客船。届时我们将会再次进入在中国控制下的领土，然后乘火车去南京。
到了那天清晨时分，我们同两个白俄罗斯人已经成了点头之交，他们正要前往镇江保护附近一座外国人开设的工厂。
上船之后，我们在没有靠背的长条凳上坐了下来，每个人都把自己的行李妥善安放在自己座位下面。难民们就在离我们不远的后方。他们如潮涌一般地挤上了船，塞进了船上的每一个角落。当座位和过道都挤不下后，这些人就干脆躺在了长条凳的空隙之间又或是长条凳下。这些人是老百姓（字面上的意思是一百个姓，用来概括集体公民的名词），也是这场战争首当其冲的受害者。但是不论是此时还是后来的旅程里，我从没有听到这些人建议他们的政府与敌军达成和解的任何话语。他们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够成为自由人。
整整两天两夜，我们都像蜗牛一样往目的地蠕动着。由于烹调设备的限制，食物成了一个大问题。两个白俄罗斯人分给了我们一些他们带的黑面包。除此之外我们只能靠着花生和茶勉强度日。那些难民的情况也不容乐观。
坐在我前面的一个有着机敏的眼神和艺术家般手指的中国年轻人吸引了我的注意。
他热情地冲着我微笑，询问我接下来的行程还有多远。
“南京，汉口，没准儿会走得更远。”我带着一点好奇地回答。在搞清楚对方的政治倾向之前，我最好还是先不要透露太多信息给他。
“我正要去西安。”他接着说，脸上露着充满期待的微笑。
“真希望我也能去那。”我觉得跟他逐渐亲近了一些。
他的黑色眼睛打量着我的脸。
“真的吗？”他轻轻地叫了出来，“你会去延安吗？”
中国共产党的司令部就位于陕西省北部的延安。
“希望如此。”
“那真是太棒了！你之前去过那里吗？跟我说说。”
“关于延安我知道的并不太多，”我回复他说，“这也是我想去的原因。但是你呢，你为什么会去那？”
“我希望能够被那里的一所军校录取，”他说，“我有过一份不错的工作，曾是个坐办公室的国外中间商，不过我后来辞职了。对于我来说，能够保家卫国才是正经事。在上海，我们听说八路军的领导人们都很可靠，而且他们正努力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他们都说那些领导人知道怎么对付日本人，他们会把日本人诱进陷阱，然后再一击致命。”
“上海的很多人都去投奔八路军了吗？”我问他。
“是的，很多。大部分的年轻人都去了，女人们也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