绥远的经历让我清楚明白了中国人的努力为何没有获得应有的回报。理论上说，中国在绥远地区有个由几个名号响亮的军团组成的北路军，然而实际上几个集团军之间的合作少得可怜。马占山虽然是个骁勇的战士，工作效率极高，也能使傀儡部队归顺于中国，但是他的个人主义作风却是他与人合作的绊脚石。他过于沉浸在自己的威望中，虽然有时也与傅作义合作一二，但他仍只听命于蒋委员长。而何柱国将军则是陕西省政府主席蒋鼎文的特别代表。因此，傅作义将军能够直接调动的只有他自己的第三十五军和门炳岳的部队，而后者同样也想脱离控制自己单独行动。
绥远需要的只是一位具有稳妥军事背景的最高指挥官，声望要足以取得蒙古人、满洲人等及所有下属的尊重，并且愿意合作。第二种可行方案是，请来一位有威信的司令官，再加上一位在战略战术方面颇有造诣的参谋长。
离开河曲后，我们的警卫队沿着黄河的东岸向南前进。我们先去南部五十五英里外的保德，再向东五十英里最终到达几座山外的岢岚。
警卫队是三十五军本色的代言人。士兵们都是好小伙，不过都没什么钱，上级还指望他们能在乡下找到些食物供应。老百姓们把粮食都藏了起来，不过在压力之下，老百姓们也会给他们一些小米。百姓们十分鄙视这样的行为，十分不合作。
晚上，我们在村子里落脚，我听说这附近地区有养鸡场，便询问了一个村民能否帮我搞到一只。他拒绝了我，说这个地方很穷，根本不会有什么鸡。我猜想这可能是钱的问题，于是在他手里塞了几个硬币。他的脸上瞬间闪过一丝窃喜，随后又恢复了原本有些垂头丧气的情绪。他蹑手蹑脚地往外走，嘴里还嘀嘀咕咕地说只能给我们找找看。半个小时之后他回来了，从衣服底下拽出一只鸡来。
我们在第二天到了保德。城市已被一分为二。旧城区建在东面峡谷中靠南的峭壁上，新城在靠近黄河的峡谷中。在靠近邻省陕西的河岸外一英里处有着另一座城市——府谷。这里有一条从绥远到山西省首府太原的必经之路，来自绥远的商队都会途径此处进入中原，因此府谷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保德曾经被日军侵占了两次，第二次日军烧毁了峭壁上的旧城以及一部分的新城。关于这件事，我从一位来自挪威的传教士乔治·林沃尔德那儿打听到了更为详细的信息。
不论作为一个男人还是一个传教士，林沃尔德无疑都是杰出的。他同妻子和四个孩子一起住在这里，他的四个孩子里三个是女儿，分别八岁、六岁、四岁，还有一个小男婴。同河曲的托杰森传教士一样，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他没见过任何一个外国人。
我谢绝了林沃尔德邀请我留宿他家的好意，解释说我不想离开那五个男孩儿。“但是，”他惊喊道，“我们也希望他们来这儿过夜，我们的房间十分充裕。”我感到了他的诚意，很欣喜，因为此前我曾遇到不愿留宿中国人的传教士，他们可能认为自己的使命是传播福音而不是造福他人。
我们在热情好客的传教士家里度过了愉快的一晚。这个家庭如同在这个偏远落后的国家中一个微缩的挪威。这个城市的中国人在他家里进进出出，就像是在自己家里一样。林沃尔德也因此在这片区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力。
除了教堂之外，他还创建了一所工业培训学校。学校里配备了十一台织布机，学生们正在学习织绷带。林沃尔德说，他们的十六支棉纱库存告急。于是在我到达一座配备了军用电台的城市后，第一件事就是给在汉口的美国驻华大使拍了一封电报询问红十字会是否能帮忙。
伤员们转送进城时，林沃尔德组织了一家临时医院照看这些南方的伤员们。我抵达时医院仍在运转。
他向我讲述了保德被日军占领的情况。日军3月初第一次来这时在老城留下了一支十九人的小分队，不过几个星期之后就被中国另一支横渡黄河后前来支援的特遣小分队消灭了。第二支日军纵队从东边进攻后再次占领了这里，日军司令下令烧毁这座城为之前被消灭的十九人小分队报仇。林沃尔德多次恳求他不要采取如此过激的手段，但是日军司令不为所动，于是林沃尔德只好请求他放过教堂所在的地区。日军司令说，如果林沃尔德愿意签署一个声明，证明日本皇军的特遣队司令仁慈地接受了传教士提出的饶恕他个人财产的请求，那么他就同意这样做。林沃尔德在签字之前为确保日本皇军会履行他们的诺言而拖延再三。就在拖延之际，他的一个中国传教士朋友前来通知他，说教堂隔壁的房子已经着火了。他告诉我，那个司令官当时十分尴尬。
第二天早上，林沃尔德陪着我们一起上路走了五英里，然后在我肩膀上轻轻地拍了一下，说：“愿上帝与你们同在。”说完就转身独自回城，回到他的家庭和他的使命中去了。这是一位英勇的基督徒和一位毫不畏惧的妻子。前一天晚上她说的一段话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这就是我们的职责，我们也很乐意在这儿，但是——”她高声地说，“我真想跟一位外国妇女聊一会儿天儿。”
我们一路唱到了岢岚。小伙子们适应了这种一直在路上的生活方式后精神状态不错。欧阳起了个头，有些人跟着哼着，不一会儿大家都唱了起来，他们的步伐也随着歌声节拍的变化而变化，很激动人心。
在黄河沿岸令人沮丧的经历后，岢岚的气氛就像一剂精神上的补药，充满了乐观主义精神、幸福和亲切。
岢岚是山西西北部的一个动员中心，总动员会的成员包括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代表以及山西政府的各级官员。这可能是我在中国见过的不同政治立场的代表通力合作的最好范例。每个人都具有自我牺牲精神，迫切地希望能将中国从外国强权的统治下解救出来。领导人已经知晓了自我约束和通力合作的价值，在他们的管辖范围之内没有一个人享受着特殊待遇，他们也因此得到了人民的信赖，奉为行为准则的伦理学说也被人民全心全意地接受了。这使他们的内心崇安了成就感和满足感
眼前的这个时期，最有话语权的是总动员委员会的主席——国民党党员续范亭将军。这是一位品格高尚、正直热情、精力充沛、体贴入微又谦逊的人。续将军得到了行政区中管辖着几个县的长官杨集贤的全力支持，杨先生也是个有着家长做派的人。
岢岚的经历再次说明了领导之间合作的重要性，相比起来，意识形态反而没那么重要。在发展公正、愉快的社会关系中，最重要的是强调自我约束的意义。
一个在倾盆大雨中举办的集体大会掀起了我们在这儿停留的高潮。我同意在会上发言。我们到会场时已经有两三千的群众围在一起唱着《牺牲的时刻已经到来》。
现在我才认识到，中国人评判演讲优劣的标准就是持续时间的长短。在我演讲的一个小时中，时而被一个青年高声大喊的口号打断，似乎是要活跃一下现场的氛似的。临近尾声时，一个十二岁的孩子被邀请上前领唱一首歌。他昂首挺胸地站了出来，宣布了歌名，架起了双臂，数着“一、二”，随后大家跟着他的指挥一起唱了起来。
雨没有停的意思。虽然天气造成了很大的不便，可人们还是在这儿逗留了一个半小时观看一场爱国话剧表演。对于个人的舒适程度毫不在意的人是能够忍受苦难的。
诗人林山的脚一直不太好，于是决定接受邀请留在此地，为总动员会工作。
小伙们和我商定哈，从山西到河北的最优路线就是穿越我曾在冬天拜访过的五台地区。不过，显然八路军是日军后方战线唯一有组织的游击力量。为了计划的顺利实施，我们先要去贺龙位于三十五英里外的司令部。我们只用一天就走到了。
上一次来的时候我对贺龙的印象不深，这次到访加深了对他的了解。我发现，在看似强硬的外表下，他有着一颗亲切和善的内心。
自从上次会面后，他的师部一直致力于切断敌军在大同和太原之间的交通运输线，伏击沿线的守军，以及骚扰企图侵入内地的敌军。他的一个旅已经向东北防线推进了一百七十英里，打入了敌占区的核心部位，现在正在察哈尔省战斗。
贺龙如今消瘦的身形就是他承受重压的有力证明。他的体重减轻了，看起来也没有以前那么轻松了。不过他没有失去乐观主义精神，也没有失去对自己战略战术和道德伦理的信心。
贺龙按老规矩安排了一支警卫队护送我们沿同蒲铁路进入五台地区。几天时间里，我们一直着向东北方向我曾在二月份时走过的那条路前进。最后到达九十英里外的铁路旁的一个小村庄。那将有一辆货运火车于6月23日夜里通过铁路线。
我们在山西新一骑兵队的司令部过了夜，顺便接受了赵承绶将军的邀请去参观他的训练学校。上一次来时，我曾参观过他的部分部队，士兵们职业的军人外表和坚定的态度远胜于普通的省级部队，这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彼时我因为时间关系没能当面赞赏他的成就，事后特地寄了一张明信片表达我的赞赏之情。显然，他还记得这一切。
赵将军的外表无法让人联想到威武的骑兵指挥官。他的体重约有二百磅到二百三十磅之间。跟多数的大块头一样，他的性情和蔼亲切，我十分喜欢他坦诚和开明的思想。
他直言不讳地说，在战争初期，他的部队因没有经过专业的训练和相应的思想教育而导致了绥远的惨败。撤军到山西后，他碰到了贺龙，从贺龙那里领悟到了游击战的精髓。在接下来的四个月时间里，他率领部队接受了紧凑的课程训练，所有的课程都旨在加强士兵们的自我约束能力，同时还接受了被八路军广泛接受的伦理理论。经过了一系列的专业训练之后，部队产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士兵们从除了津贴和酬金之外什么都不关心的士兵，变成了具有灵魂和民族意识的军人。
我视察了军官的训练学校和团、旅的训练中心。军官和士兵机敏自尊、积极向上，充满了合作意识。就是这些如今改头换面的人，在六个月前还是一支军官嚣张跋扈，士兵无精打采、脸上挂着一副奴才相的松散部队。
而现在，这支军队参与抗日行动时采用智谋和策略，积极认真地与日军周旋。
我们沿着铁路向附近的集合地点继续前进，在赶超了一支支驼队后终于快到目的地。每二十五或是三十匹骆驼为一组，也将跟我们一起穿越战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