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章 教之道（） (1)

最佳﹑最劣﹑最受欢迎的教授

一九九二年一月三日

无心插柳柳成荫，我成了天下之“最”﹗

一九六六年，我在加州被选为最佳教授。一九九一年，我在香港被选为最劣教授。与此同时，众人都说我是港大最受欢迎的教授。天下兼得此三“最”者，大概只有我一人而已﹗

在“最劣教授”公布的前两天，港大几位学生代表到经济系的师生讨论会中投诉，说我教的那一班坐位不够，要坐于地上听课云云。但我讲课的课室是港大中最大的了，坐位三百五十个，连坐在地上的，共有四百多学生。几年前，我见坐位不足，遂限制学生人数。但一些家长打电话来，陈辞恳切，希望我能加以通融，“网开一面”。

四百多名学生的那一科，并非仅开一班。我刻意地选用一位教得好的同事，在同一科上多开一班，让学生大可选择。然历久以来，选修我教的那一班人头涌涌，挤得水泄不通。

我本来对什么“最”都不放在心上。教学三十年，深知自己之能与不能，他人对我的评价如何无关重要。我的教学方法是不会改变的。问题是，在港大一些学生所办的“最差教学奖”的选举中，他人得劣奖，反应如何我不知道，而我荣登劣座，几乎全港哗然﹗这是要解释一下的。

港大校内一些人的解释，似乎不对。一说学生根本不懂得如何答问卷，选错了应答的空格，另一说四百多名学生的一班，答者只有二十多人，大都是要投诉什么的，其他的懒得“填”答。这些说法我都不同意。

我自己的解释是这样的﹕（一）我从不备课——自己天天为之思考的经济学，备课是多此一举。即使最近我在瑞典对众多诺贝尔奖得主的讲话，我事前也是没有什么准备的。（二）我从不用讲义——写下来的讲义，到讲课时思想有了新的灵感，怎可以墨守成规﹖（三）读物指定之后，我从来不依书而教——书中可以读到的，是不需要我来说什么吧﹖我从来没有遇过一位在国际上稍有分量的教授，是依书而教的。另一方面，老师在课堂上谈过的问题，下课后学生是要立刻跑到图书馆去找寻其他有关的读物的。这是学生的责任（倘若他有自觉性的话），而学用图书馆是进大学的必需训练。

（四）我认为教与学的重点是思想的启发，学生要跟我的思路去想——一百个学生中，将来会成为经济学家的可能没有一个，所以重点不是教经济学，而是利用经济学的推理去使学生懂得思考的方法。

（五）今天我教学的方法，与二十五年前获最“佳”奖时有一点不同﹕今天，我很少用黑板写些什么。我只是坐谈，在一个题目上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学生迟到﹑早退或缺课，则“贵客自理”。

以上所说的教学方法，以评分论佳﹑劣，当然是看问卷的问题如何问。若问﹕你对教师的学问是否有信心﹖教师对你思想上的启发如何﹖那我就“胜”来容易。但若问﹕教师的讲义够不够清楚﹖读物表是否容易学习﹖那我就“劣”矣哉。

我曾多次批评香港的教育制度。这制度使学生们养成务求考试及格而不求知识的习惯。他们要老师像教幼稚园生那样“扶”他们。讲义要清楚，大纲要固定，什么要读，什么可以不读，要说得明明白白，考试的题目会如何如何，问题要如此这般地作答等等。

香港的学生还有一点与外国的不同之处﹔他们进大学大都是为了日后的谋生或出路，目的是取得衔头，愈容易取得的愈好。他们于是但求易读之“书”——考试易于及格——至于知识的多或少，有没有真才实学，他们绝大部分是不管的。在美国就读时我只缺过一堂课。相比之下，在港大，有五成学生上课的老师是高手了。我的一班虽然人头涌涌，缺课的学生还有的是。困难在于﹕以我教学的方法来说，缺一两课就不容易“跟”上。在港大有数百学生的一次授课中，我对他们说﹕“当年我在芝大教书时，一下课所有的学生都立刻跑到图书馆去，一个不漏。你们当中有谁会在下课后立刻到图书馆去的﹖”他们完全没有回应。大学是高级教育。学生要养成自立﹑自修﹑独立思考的习惯。大学教师应该做的是引导﹑启发，而绝不是把学生“扶”去拿衔头的。我被学生选为最劣教师之一，反映出香港的教育制度。

一个教师的教学成绩如何，唯一可靠的准则是看他的学生在学术上的成就。以这个准则衡量，我与奈特相去甚远，但屈指一算，总算有数十个学生在美国当教授了。比较难明白的问题是，一个被认为最劣的教师，为什么学生之多冠于全校﹖（我每年所教的学生，人数大约与一个较小学系的总学生人数相等。）思前想后，认为这问题有两个解释。其一是学生喜欢听我的课（正如我到任何场合演讲，听众必然济济一堂）﹔其二是一些学生慕“名”而来，只求是我的学生，不论其他。说实话，后者我是不乐意教的。各人自扫门前雪，他人的班我管不。我的教学方法是不会改的——要改变的是学生的学习态度。但愿今后要进我门来的学生，有我们老一辈昔日做大学生时的学习态度。

演说的秘密

二○○一年三月二十九日

我绝大多数的演说是事前毫无准备的。有时预先知道题目，有时几分钟前才知道，但要有两三个选择。没有手稿，也没有腹稿，要讲就讲。讲正题的时间﹑听众发问的时间，任君选择，我可以校得很准的。这种毫无准备的演说，可以讲得掌声雷动，也可以大失水平。其中的差别，可不是碰巧使然，而是由一些明确的因素决定的。我经历过多次的成与败才找到这些因素。这些是我演说的秘密了。

回头说，有小部分的演说我是先行写好了手稿的。这样的讲话，效果永远不称意。最差的效果，是拿手稿但不一字一句地读出来，只是看手稿发挥。效果比较好的是读出来。我的困难是愈读愈快，使听众听不清楚。讲得最好的是没有准备之中的佳作。本文要谈的是这后者的秘密，兹点列如下﹕

（一）讲时不能太疲倦，事前要多休息。重要的演说最好先睡一觉。

（二）讲前的三几个小时，脑子要什么也不想，最好是一片空白。要记，讲前受到干扰是大忌。前年在北京演说时（三天讲了五次），因为交通挤塞，影响了情绪，比不上在武汉的表现。

（三）讲前要多喝水，因为讲时会大量消耗水分。口干是讲不出来的。

（四）这是最重要的。讲场听众一定要人头涌涌﹔站的挤得水泄不通更妙。千万不要要求大讲场。较小的站满了听众，可取也。大讲场站满了人也不错，这是有点苛求。

老友弗里德曼口才冠绝天下，也是喜欢不准备的演说。他多次告诉我听众愈挤迫愈好，所以他也喜欢选用中﹑小的讲场。弗老大名鼎鼎，就是大讲场也有人满之患。但他就是怕不满，要选用较小的。

（五）讲场不满，而前面的几行坐位若是空空如也，可能有灾难性的后果。要知道演说是要自然地对听众讲，好像是对朋友说话。在讲台向下望，前几排若是空了，你要望天打卦。

（六）除非是非常重要的演说，一开口不要先作多项称呼——什么校长先生呀﹑主席呀﹑先生小姐呀之类的，可免则免。我常用的开场称呼只有四个字﹕“各位同学”或“各位朋友”。要是你隆重其事地作几个称呼，你就会紧张起来，落笔打三更。

（七）入正题之前最好是先说笑话。听众若不笑你就很麻烦﹗再说第二个笑话，听众还不笑你就要忙顾

左右而言他，替自己松弛一下。若听众大笑，那你就“执到宝”，因为听众与你一起松弛起来了。

（八）这项的重要性排在第二位。那就是一开始讲话时，你要在自己目光所到的舒适之处，找三四位听众的脸孔来直接地跟他们说话。不要找“虽无过犯，面目可憎”的，也不要找愁眉苦脸，或心不在焉的。你要找笑容满面，细心聆听的，要在不同位置找三几个。找到之后，整个演说你的目光就集中在这几个脸孔上，对他（她）们说话。其他的听众你是不需要顾及的。（他们不会知道你是在跟选定了的人说话。）

从听众中选几个“目标”不困难，开讲后不久你会很自然地找到对象。要点是找到了之后，你要心安理得﹑时左时右地跟这几位说话，好像是对朋友闲话家常的。要记，没有任何演说可以比对朋友说话来得高明。你的“目标”在笑，你不妨说得轻松一点﹔“目标”似乎不大明白，你就多解释一下。

（九）这最后一点，是讲者往往不能控制的。那就是讲者要舒适。讲台不要太高（俯视而讲发音辛苦，过了二十分钟你就会觉得疲倦）﹔扩音器的声浪要清楚自然，使自己听得舒畅﹔坐讲或站讲皆要舒适。演说一两个小时——尤其是没有准备的演说——是一项很集中的脑力活动。外人不容易明白在一两个小时内讲者的精力消耗量可以是大得惊人的。因此，舒适环境的重要是没有夸大的。我可以用三次不同的演说例子，来说明上述的可靠性。

例一是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在瑞典﹑科斯拿诺贝尔奖前夕的讲话。是晚餐后的演说，在场的诺奖得主二十多人，加上其他重要的来宾，我虽然不用手稿，但腹稿是有的，而且想得用心。殊不知讲时一位我敬仰的大名家坐在面前，合眼睛，愁眉苦脸，使我乱了阵脚，讲得一塌糊涂。弗里德曼在晚餐的圆桌上坐在我的右侧，我讲时他笑容可掬地替我打气，但我不能常向右看，避不了向前看到愁眉苦脸的大名家，于是饮恨瑞典。

例二是一九九三年。港大校长王赓武搞一系列的“香港演说”，是准备出书面世的。我推却了那次讲话。殊不知事前一日，赓武给我电话，说已发了广告，不能更改，我是非讲不可的。是星期六早上十时的演说，我驾车回港大时挂个电话给女秘书才知道题目，是关于香港与内地的经济发展关系的。

会场有三百五十个坐位，补加坐椅一百，但坐的听众只有大约三十人。赓武见到我，前来握手，说﹕

“今天听众不少呀﹗”我看到那冷清清的场面，心想，上帝也救不了我。赓武安排我跟他坐在第一排。过了十分钟，他跑到讲台上介绍我。

介绍讲者，王赓武是个奇才。他可以不用手稿，恭维的话说得不露痕，潇洒自然，一口气地说了二十分钟。到我上台了，硬头皮走上讲台，听得背后掌声雷动。向台下望，密密麻麻地站满了人，应该有五百人以上，把我吓了一跳。于心大喜，深呼吸一下，马不停蹄地讲足指定的两个小时。

后来这次讲话的录音整理成文，在两处发表。港大辑而成书是由黄绍伦主理的。后来遇到他，他说想不到完全没有准备我可以讲得那么好。我的回应，是主要因为没有准备﹔有准备反而不成。但其实重要的是听众够多。

更为成功的第三个例子，是去年在武汉中南财经大学的讲话。那也是毫无准备的。下午二时三十分开始，但学生早上十一时就轮候。结果是三百坐位的讲堂挤七百多人，在讲台前站得最近的倚台而立。用广东话讲，太太在旁翻为普通话，舒适自然，而太太翻译时，我有几秒钟的时间想下一句。那是最理想的安排了。后来该讲话的录音，整理后成为长文在内地发表，我不需要过目。

学生何来免费午餐﹖ ——答黄有光大侠

二○○一年五月十日

四月十四日到大连东北财经大学讲两天课，十七日飞北京到保定与石家庄再讲，上机前王玉霞给我三月二日的《经济学消息报》，内里有关于我的文章。仅五十分钟的飞程，坐的竟然是七四七，机舱空空如也，显然是飞机周转不灵，借来一用的。

有关我的文章的题目是《张五常〈佃农理论〉自述的试译》，作者徐唐龄是湖南大学的一位前辈。徐前辈说读到我写的《〈佃农理论〉的前因后果》，“反复读了几遍，击节吟诵，慨叹久之。”读了他的“试译”，我也慨叹。我们这老一辈的人，记得中国近代的往事，能不慨叹乎﹖

徐前辈谈及我分析的台湾一九四九年推行的三七点五租管（地主的农产品分成不能超过百分之三十七点五），说在大陆早有前科。那是一九二六年国民党在大陆提出（可没有真正推出）的有名的二五减租（地主的市场分成率是百分之五十，减百分之二十五，就是百分之三十七点五了）。这项前科我当然知道，但地主的市场分成不可能刚好是百分之五十。到了台湾，国民党认真一点。一九四九年，台湾的平均地主农产品分成估计为百分之五十六点八，管制在三十七点五是减百分之三十四，非二十五。这可见国民党到了台湾还是乱来﹕一九二六年说是三十七点五，一九四九推行的就是三十七点五了。

说到卜赛教授的译名，徐前辈说应该是卜凯。我也听过卜凯之译，但既然卜教授的老婆之名（PearlBuck）被译作赛珍珠，我就选“赛”弃“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