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三年十月在北海召开的第二届中国青年作家批评家论坛、二○○四年十月在温州召开的第三届中国青年作家批评家论坛、二○○六十月在苏州召开的第五届中国青年作家批评家论坛上的发言。
一种简明、智慧的话语
很难得有这么一个比较认真、严肃、坦诚的对话氛围和空间。大家谈到了文学、文学性的问题，看来文学的确是有一些问题，值得静下心来考虑、观察。
很多人都提到了焦虑。这种焦虑，对作家来说，我想不仅是关乎如何才能写出好作品的焦虑，可能也涉及到如何将西方的艺术和经验“中国化”的问题。创新必须本土化。这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不成为问题，因为那时我们主要在学习和模仿，过了这十几年，学来的东西如何中国化、本土化，就成了困扰很多作家的问题。莫言的《檀香刑》出来后，有那么多人说好，很重要的一点，也许就在于它比较好地解决了如何将西方的艺术经验进一步中国化的问题，或者说，在如何跟“中国问题”相对接上，《檀香刑》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在这部小说里，你很难看出哪一个西方大师直接促发、影响了莫言的写作。而在过去的写作史中，大师的影子是很容易被发现出来的。
刚才有朋友们提到文学要“写什么”的问题。我们都记得，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文学讨论的议题主要集中在“怎么写”的问题上。现在，不管是批评家的命名还是作家的自我定位，“怎么写”的问题慢慢退场了，“写什么”又一次成了大问题。我承认关注“写什么”并非就是简单的题材决定论，“写什么”本身也具有艺术追问的可能性，比如“下半身”这样一个类似于文学行为艺术的话语方式，看起来是又一次回到了“写什么”上，其实，它具有很强的颠覆和革命意义。过去这种对文学的颠覆性是由“怎么写”的变化来完成的，当“怎么写”变得无力，文学再次回到“写什么”上来发动一次新的革命，这就很容易理解了。只是我觉得，文学如果一味地沉迷于“写什么”，而忘记了它还有个“怎么写”的根本问题，这同样是一个误区。
现在很多人动不动就怀念上世纪的“五四”和八十年代，把它们作为文学写作的黄金时代的范本。但我觉得，写作的黄金时代，对我们来讲永远是当下。我觉得，写作的黄金时代，对我们来讲永远是当下。很多人都有一个想法，觉得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一个适合写作的、能写出伟大作品的黄金时代，因此往往忽视当下、现在、具体的生活空间，甚至蔑视当下之于写作的意义；他们以为，自己写不出好作品，是因为时代太漠视文学了，太商业化了，或者因为现在还没有充分的写作自由，等等。这样的观念其实很可疑。我认为，对一个作家而言，唯一成立的只能是“我现在写作”，而非假想我将来能写出什么作品来。现在不能写，你就永远都不能写。不能总指望一个文学的黄金时代的来临。过去我们在这方面已经吃了很多亏。每一次政治运动过后，总有不少人将自己不写作或写不出好作品来的责任推卸给时代，认为是时代耽误了自己，使他没有写作的环境和空间。今天看来这些都是推脱之词。写作的空间最终还是得靠自己去争取，它不会从天而降。你如果有心写作、有勇气继续写作，我相信你总能找到机会写下去，这方面，苏联很多受迫害的作家为我们提供了伟大的榜样。你如果整天活在想往文学黄金时代的梦想里面，你的写作就永远也无法开始。写作只能从现在开始。
我也注意到现在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文学需要重新跟社会对接，需要回到现在的生活现场，这有一定的道理。确实，文学有段时间是过于玄学化、过于抽象化了，好像文学在面对现实和此在的问题上是无效的。这不正常。钱穆先生谈到，晚清文化衰落是因为文化成了纸上的文化，套用这个说法，我们是不是可以说，当代文学一度也衰落成了“纸上的文学”？当然，文学作为虚构的艺术，本就是“纸上的”，但我以为，在纸的背后，它应该连接一个更为广阔、深层的社会、精神和心灵空间。可是，我注意到，在现有的文学实践中，很容易出现两个文学极端：一是“极端抽象”的写作，这个我们并不陌生，在八十年代文学实验时期，就曾用一种矫枉过正的方式在语言、形式、叙事方面进行探索，这为文学拓展了空间的同时，也留下了很多非常玄学、抽象的作品，一般的读者无法卒读；另一种是“极端写实”的写作，非常的写实，非常具体、琐碎、世俗，贴着地面，完全是形而下的，这成了一种文学潮流，包括那些过日子型的小说，还有一些缺乏艺术提炼的口语诗歌等。这两种写作，现在看来都有局限性，都走了极端。当革命大潮退去，也许我们需要一种更平衡、更健全、也更开阔的写作了。
以上说的也许都是现象，但这些现象复杂地交织在了一起，使得文学显露出极为矛盾的面貌。也许这就是文学，永远是冲突的，矛盾的，对立的，没有一个正确答案的，永远是在路上的。它在呈现的过程里，你永远给不出一个很准确的命名——它也未必需要准确的命名。这种状态似乎才符合文学的状态。但在当下的文学谈论中，很多批评家总是试图为文学作一个比较简单、清晰的命名，这除了安慰我们的理论野心外，我看对文学的发展毫无助益。我们应该学会在文学的复杂境遇里观察文学。
很多人都注意到了，当前的文学状态发生了一些变化，或者说在酝酿着一些新的变化、新的可能性。这里有什么值得期待的？我在想，文学经过了新时期以来二十几年的准备后，无论在艺术上，还是在写作能力的自我训练上，都达到了一种初步成熟的状态，有了一个不错的平台。应该说，中国现在有了一批不错的作家，包括现在正在勤奋写作的年轻作家。我个人对他们的评价并不低。过去，人们在评价中国当代文学的时候，总是不自觉地沿用整个二十世纪世界文学的经典作品作为标准。如果用这种标准来苛求中国当代文学的话，大家当然会有理由失望。但文学永远是一种在现场的、现在时的文学，而我们过去所阅读的西方的经典都是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前的作品，是经过了时间长期检验而留下来的一些光辉段落，读起来当然是激动人心的。但由于翻译方面的原因，我们都不太清楚当下或者说现在的二○○三年，法国、美国、俄罗斯的作家们究竟在写些什么。他们的作品是否依然保持着所谓的伟大文学的品质？我对此不敢肯定。最近读了一些翻译过来的最新的国外作家的作品，其实也不怎么样，当然可能翻译过来的并不是他们国家最优秀的。我只是想说，从共时性的角度看，中国现在的青年作家与那些西方文学大国的青年作家相比较——比如像东西这种一九六六年出生的作家——难道就一定水平悬殊？我看也不一定。这需要进一步研究。所以我说，我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整体评价并不是那么低。
哀叹是无济于事的。真正有益的是脚踏实地地研究一些问题，静下心回到文学的一些基本问题上来，重新恢复对文学本身的追问，当然也包括对自我的追问，对存在的追问，对世界真相的追问。可我发现，现实中很多作家仅仅是在写作，是在讲一个故事或描述一种状态而已，很少有人自觉地使自己的写作联于自我追问、自我追溯，连自我都不追问了，更不用说追问中国文学的精神本根了。是不是一有这种追问就一定会影响你作品的畅销和成功？我看不一定。作家多一点自我追问、多关心一些看起来无关紧要、甚至虚无缥缈的形而上的问题，并没有坏处。没有追问和沉思的写作往往是苍白的。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来，作家被文学创新、文学革命的潮流所驱动，写作很容易偏于艺术革新、艺术实验，而今天，消费主义兴起，写作又很容易偏于另一端，试图以内容取胜。可是，经过这些年的积累，是否有可能产生一种更有整体感的文学？作家是不是应该有更健全的精神和艺术上的维度，来保证他的写作接通的是一个更伟大的文学血脉？形式革命，语言探索，叙事建构，存在关怀，等等，这些过去许多人为之付出劳苦的领域，今天成了当代文学的小小的遗产，但是，今天的我们已经不能满足于这些细微方面的变化了。就我个人来说，我期待出现这样的作家：艺术上有创新，语言上有追求，精神上有更健全的维度，从而能在整体上更完整、更深刻地把握文学。比如，在文学与社会的互动之外，还需要加入一些命题，这也是伟大作品该有的最基本的命题，比如存在的意义、生与死、人性、宗教意识等等。这不是无足轻重的。这种东西应该纳入当代写作的精神维度中去。如果一个作家具有这种艺术方面的自觉，又有精神方面的广阔视野，就有可能成为一个具有对文学世界作出整体观照的作家。只是在某些细微方面有创新的作品已经不能满足我们了，只有能进行整体性自我塑造的作家，才有可能写出大作品来。
或许文学并没有我们想象的这样复杂。二十世纪是把文学复杂化的世纪。过度复杂化之后，我很想知道，文学，以及我们认识世界的方式，是否能够重新回到一个更单纯、更基本的层面来思考？过去我们一直在追求文学的变化，可在变化的下面，是否还有一些不变的核心——跟我们的内心、人性、最原始的精神经验相对应的问题？我们生活在“快”节奏的社会里，文学现在是否应该“慢”下来？很多人崇尚“快”——快速写作，快速出版，快速成名……但我认为，“慢”才是文学最为重要的价值观。真正的文学不是为了使我们的生活更快，而是为了使生活中的“慢”不致失传。真正的文学不是为了使我们的生活更快，而是为了使生活中的“慢”不致失传。一“慢”下来，我们就会发现，其实文学所关注的问题，世界赖以存在的最基本的事物，等等，始终都未曾发生多大的变化。由此我就想，现在的作家应该重新找回一种对世界极为单纯、简明、基本的认识能力，以直达世界的本质和核心。比如，传统文学中的一些东西很简单，但其核心却是一些不变的、永远的、基本的问题，如《论语》中的“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很简单的一句话，却说出了这个世界最本质的东西。还有唐诗宋词，“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简单的句子，在反复吟诵的过程中却能产生一种美、一种致命的吸引力。世界的本质，个人丰富的内心，连接于那些恒常的、能跟我们的内心相呼应的语词中，这是多么成功的话语方式。世界的本质，个人丰富的内心，连接于那些恒常的、能跟我们的内心相呼应的语词中，这是多么成功的话语方式。
可见，我们也曾拥有过这么一笔伟大的遗产，它能把世界的本质、核心，用简明、单纯的方式表达出来，重新让我们感受到话语的力量。原来单纯也可以表达出这么丰富的东西；原来最本质的往往是最简明的。我再举一个例子，比如《圣经》，也是一个极为经典的文本，它的话语方式非常单纯，但又极为深邃——它的深邃不是通过理性推演的方式达到的，而是通过对世界状态的单纯呈现来达到的。“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吗？”——多么伟大而朴实的真理。又比如大家都很熟悉的《约翰福音》八章那个著名的故事：
一位行淫的妇人，被法利赛人抓住了，带到耶稣跟前，控告她触犯了摩西的律法，要用石头打死她，问耶稣怎么处理。他们说这话，目的是试探耶稣，好得着告他的权柄。耶稣一声不吭，只弯腰在地上画字。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耶稣就直起腰来，对法利赛人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结果，法利赛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地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稣一人，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耶稣就直起腰来，对她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她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
这个故事至少回答了以下几个问题：谁是罪人？谁没有罪？谁可以定人的罪？谁有赦罪的权柄？谁有能力叫人以后不再犯罪？——我真的感到震惊，这么一个简单的故事，却将人的处境、人的性质和人获救的希望描述得这么清楚而有力。比起蕴含在这故事里的简明的智慧，我们说的许多话，听起来多像是毫无意义的聒噪啊。看来，简明、单纯地抵达世界那不变的、永恒的、本质性的核心还是可能的，关键是看作家是否有这个能力使之这样呈现出来。这应该给我们一些启发：当文学被过度复杂化之后，在话语方式和精神方式上，我们是否还有可能重新获得对世界基本性问题的单纯、清明、透切又直达核心的认识能力？这不是幻想，因为我们至少曾经有过这么一些伟大的说话方式，这不应该被我们忘记。
小说是及物的、接近大地的
我有非常长的乡村生活经验，对刚才你们所谈到的乡土文学等问题，也想谈一点自己的看法。五四时期的作家大多是从农村出来的，他们的乡村经验的真实性非常显著，但他们在处理这些经验的时候，基本上是批判性的，里面包含着一种渴望现代化的冲动，同时也形成了一种潜在的抛弃故乡的精神指向——我更愿意把你们说的“乡土”一词换成“故乡”，这样在理解上，也许会更准确一些。故乡在哪里？在远方，在最接近大地的地方。假如大地和心灵的亲密关系面临解体，那么，一个作家就可能丧失精神血缘和心灵地基，他的写作也就很容易走向虚假和浮泛。然而，今日的中国，乡村一片荒凉，故乡已经成了破败和落后的象征，文学书写该如何面对这种景象？每次我回到家乡，都会有一种凄凉感，青壮年都外出打工了，只剩下老人和小孩，到处杂草丛生、家门紧闭，这已成为普遍的中国乡村现实，可是，在当代的作家中，还有几个人对这种真实经验有切身感受？离开这个真实的起点，有关乡村的书写，必然走向你们说的“传奇”，或者干脆对它们进行想象性的改写——这表明，作家的内心与大地之间的关系已经断裂。
最动人的文学书写，应该和作家的童年记忆有关。童年记忆往往是一个作家写作的原始起点。在中国，多数作家的童年都生活在乡村，这本来是一段绚丽的记忆，可以为作家提供无穷的素材，也可以为作家敞开观察中国的独特视角——毕竟，真正的中国，总是更接近乡村的，但是，现在的许多青年作家，几乎都背叛了自己的童年记忆、乡村经验，没有几个人再愿意诚实地面对自己所真正经验过的乡村中国。或许是受了消费文化的怂恿，他们普遍信仰“生活在别处”，普遍认为，只有都市经验和****写真，才能进入消费者的视野，才能帮助他们走向成功。也就是说，乡村的故事虽然适合于文学叙事，但未必适合于市场和消费——于是，那些千人一面的都市经验和欲望场景，几乎统治了当下的写作趋势。那些千人一面的都市经验和欲望场景，几乎统治了当下的写作趋势。
就这样，在新一代的文学叙事里，中国已被悄悄地改写。面对当下小说中近乎泛滥的都市符号丛林——酒吧、舞厅、高级写字楼、咖啡、爵士乐等，我常常会有一个幻觉：中国人似乎整天都在喝咖啡、逛商场或者失恋，仿佛一个奢华的时代已经来临。即便偶尔有人写到乡村，也大多是诗意地美化它，把它当做精神的世外桃源来向往，但事实上呢，中国的多数人还在乡村的版图上为基本的生存挣扎。今天，谁来关注这些辛酸的现实？谁愿意来书写这些渺小的人群？
会出现这么多触目惊心的文学改写，很大的原因，就在于现在很多作家的写作，已经丧失了自由和真实的精神品质，他们有意无意地都在接受这个时代的“总体话语”的支配——也是一种符号化的写作。在符号和总体话语支配下的写作，其实就是一种观念写作，一种预设话语前提的写作，一种不及物的写作——这种写作可以不对具体的、细节的真实负责。中国作家的写作为何常常是不及物的？因为中国的小说发育比较迟。一直以来，诗歌才是中国文学的正统，而中国诗歌倡扬的诗性思维的基本特征就是不及物的，它需要的是幻想，是天马行空，是一种抽象的美，像“飞流直下三千尺”，“轻舟已过万重山”等等，就是典型的天马行空式的幻想，你读了之后，并不会对具体的瀑布、长江有任何感性的了解；至于为何是“三千尺”、“万重山”，而非“两千尺”、“千重山”，这也只是出于诗人的一种即兴想象，它与具体事物（瀑布、长江）之间无须任何真实联系。这是诗人的写作，借助于一种不对具体事物负责的诗性假定，阐发作者内心的想象，它与事物之间的关系是虚拟的、抽象的。假如小说家也用这种诗性思维所导致的不及物性来写作，那么他的写作就会丧失与事物之间本该有的亲密、细微、准确的关系，沦入一种不真实的假想，最终就成了改写，成了贫血的符号化写作。这是致命的，因为不及物性的诗性思维最终破坏的是作家与生活之间的基本联结点。小说家应该着力反抗这种不及物性，反抗总体性和符号化，才能重新面对生活世界发言，尤其是在乡村经验的书写上，更应如此。
我不是题材决定论者，但面对消费文化在当下小说出版中无往不利，面对作家们共同臣服于一种单一的都市****经验，我的确开始忧虑：现在的作家，或许正在失去面对完整世界的发言能力——他们的写作，都过分用力在一个得以通行于消费和市场的小小区域，而关于这个世界的更大的真实，却被彻底地忽略或遗忘。如果用哈贝马斯的话说，这种对生活的简化和改写，其实是把生活世界变成了新的“殖民地”。他在《沟通行动的理论》一书中，特别提到当代社会的理性化发展，已把生活的片面扩大，侵占了生活的其他部分。比如，金钱和权力只是生活的片面，但它的过度膨胀，却把整个生活世界都变成了它的殖民地。同样，当都市****经验在文学叙事中一统天下的时候，也是把整个中国都变成了它的“殖民地”。真正的乡村，已经很难找到它该有的位置。
面对这种状况，重述一个作家的责任、视野和宽广是必要的。唯有这些，才能使作家拒绝认同片面生活对整个生活世界的“殖民”，才能重建生活的整体关怀。
文学是“光明磊落的隐私”
刚才各位都谈到了现实、现实主义，一些观点很有价值，但我觉得大家要警惕一种误区，别以为存在一种标准的现实主义，等待着作家们去认领。标准的现实主义是不存在的，存在的不过是个人的现实主义。
有多少种现实，就有多少种写作。标准的现实主义是不存在的，存在的不过是个人的现实主义。有多少种现实，就有多少种写作。可是，今天我们对现实的理解，日益狭窄，以为只有写了矿难、写了底层，才是现实，其实并非如此。写农村是现实，写城市就不是现实？写底层是现实，写时尚就不是现实？没有这么简单。只要大家不一窝蜂都去写同一种现实就行。重要的不是你写了什么，而是看你写的是否诚实——写作的诚实，是文学真实的首要依据。多年前，我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就叫《现实主义是作家的根本处境》，发表在《当代作家评论》杂志二○○二年第二期上。现实主要是作家的精神处境，也是作家的语言处境，这是必然的。很多人习惯把不同的作家分成现实主义作家、现代主义作家、后现代主义作家这几类，好像现代主义作家就和现实无关似的。然而，在我看来，一切优秀的作家都是现实主义者，即便是那些看起来不怎么直接面对现实的作家，他们所写的，又何尝不是现实？我们不能用巴尔扎克或托尔斯泰式的现实标准来要求他们，也不能认为，只有像鲁迅、巴金那样写作，才是现实主义的。法国新小说派作家罗伯—格里耶曾经说过：
所有的作家都希望成为现实主义者，从来没有一个作家自诩为抽象主义者、幻术师、虚幻主义者、幻想迷、臆造者……
大家都认为自己是在表达现实。在古典派看来，现实是古典的；在浪漫主义者看来，现实是浪漫的。在加缪看来，现实是荒诞的；在卡夫卡看来，现实是变形的；在凡·高看来，现实是模糊的；在毕加索看来，现实是割裂的。因为现实的图景一直在变动，表达现实的方式、到达现实的道路，也必然会发生变化。不同的作家，所看到的真实是不同的，因此，不存在一种统一的现实主义。只要是真实的，我想它就是现实的。
我现在担心的，倒不是作家没有现实关怀，而是担心多数作家都活在这个时代的写作惯性之中，从而失去了进一步往前的动力。必须承认，一个时代是有一个时代的写作惯性的，作家如果对此失去了警惕，就会躺在现成的文学秩序里享清福。我看到了越来越多的作家，在现有的发表、出版、宣传、销售等一系列的环节中获利，他们似乎很满足，觉得慢慢累积，就会有光明的文学前途。很少人会去关心，文学在这个时代发生了哪些细微、秘密的变化，也很少人会去想，文学中的精神流转是不是到了该转折的时刻。为什么说我们这个时代缺少文学先锋？就是因为这个时代的作家，都没有前瞻的眼光，探索的勇气，他们不敢比人先行一步。所谓先锋，不就是对现有文学秩序的反动么？可是，今天的作家，大多没有反动的勇气，他们更多的是臣服于时代的写作惯性之中。文学的基本格局已经形成，认同这个格局后再写作，一定是轻松的，因为他无须关心文学的变化，也无须承担这种变化可能造成的后果。
惯性使今日作家的创造性日益衰败。听说写身体、写欲望的作品好卖，大家就都去写身体、写欲望，甚至写下半身；听说有民族文化内容的作品，容易获得国外出版商的认同，就都去写貌似有民族文化关怀的作品；听说只有写时尚生活的作品，才能俘获新的读者群的心，于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作家，写的几乎都是都市时尚生活，农村在他们的作品里，成了要刻意回避的领域……我觉得，一个真正敏感的作家，一定要警惕、甚至反抗这种写作的潮流。我对一些作家说，前些年，当你们都去写精神、写思想的时候，我就要强调文学的身体，强调身体在文学中的合法性，我为此专门写过一篇长文，就叫《文学身体学》，发表在《花城》杂志二○○二年第一期，这在当时算得上是比较早的研究身体叙事的文章了，引用的人很多。我在文章中说：“过去我们把这个身体世界用道德的力量将它排斥在文学之外，现在它被敞开，被探索，被书写，的确意义非凡。过去我们把这个身体世界用道德的力量将它排斥在文学之外，现在它被敞开，被探索，被书写，的确意义非凡。因为害怕面对人的身体的文学，一定是垂死的文学；连肉体和身体的声音都听不清楚的作家，一定是苍白的作家。”这个观点，今天我并没有放弃。只是，一夜之间，今天的作家们似乎都成了身体叙事、欲望叙事的爱好者，凡写作，没有不写身体和欲望的，除此以外，作家已经没有多少东西可写了。这时，我觉得就有必要重申灵魂叙事的重要性了。当思想泛滥，我讲文学的身体；当身体泛滥，我又要重申灵魂叙事了。不是我故意在变化和摇摆，而是我要警惕、反抗任何一种文学惯性。
我的确以为，文学光写身体和欲望是远远不够的，文学应该是灵魂的叙事；文学不能只写私人经验，只写隐私，文学还应是人心的呢喃。灵魂的叙事，人心的呢喃，这是文学写作最为重要的精神维度，遗憾的是，它被多数作家所遗忘，或者藐视。很多人在写作中打着个人经验的牌子，好像只要写了个人经验，就一定是好文学，这是错误的。文学光有个人经验的摹写是不够的，文学最重要的是要到达灵魂、直抵人心。巴尔扎克说，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小说家呢，他应该去调查、分析这个民族的风俗和现实。假如作家真的对现实取调查和分析的态度，就会发现，个人经验、个人隐私，绝非现实的全部。不是说，小说不能写隐私，不能写私人经验，而是要看作家写的是什么样的隐私和经验。昨天看李静评论木心的一篇文章，里面读到木心的一句话，我觉得他说得非常好。木心说，什么是艺术？“艺术是光明磊落的隐私”。其实，文学又何尝不是“光明磊落的隐私”？“隐私”强调的是个人经验，“光明磊落”强调的是经验的公共性和精神性，二者的结合，才是文学的正途。“隐私”强调的是个人经验，“光明磊落”强调的是经验的公共性和精神性，二者的结合，才是文学的正途。今天，写隐私的作家很多，但能写出“光明磊落的隐私”的作家太少，为什么？我想，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写作界缺少在精神上真正光明磊落的人，或者说，他的写作，缺少光明磊落的精神视野。
所谓的光明磊落者，一定是有健全的精神维度的人。健全才能广大，广大才能深透。但是，在我看来，当代作家中，大多数人的精神维度是残缺的，因为残缺，他们就容易沉陷于自己的一己之私，而无法向我们提供更广阔的经验、更高远的想象。我在《中国小说的叙事伦理》一文中说：
文学当然要写人世和现实，但除此之外，中国文学自古以来也注重写天地清明、天道人心，这二者不该有什么冲突。比方说，中国人常常认为个人的小事之中也有天意，这就是很深广的世界观，它不是一般的是非标准所能界定的——现实、人伦是非分明，但天意、天道却在是非之初，是通达于全人类的。中国文学缺的就是后一种胸襟和气度。因此，文学不仅要写人世，它还要写人世里有天道，有高远的心灵，有渴望实现的希望和梦想。有了这些，人世才堪称是可珍重的人世——中国当代文学惯于写黑暗的心，写欲望的景观，写速朽的物质快乐，唯独写不出那种值得珍重的人世。
为什么写不出？因为在一些作家的视野里，根本就没有值得珍重的事物。他们写恶可以写得很尖锐，写黑暗可以写得惊心动魄，写欲望可以写得很放纵，但几乎都写不出一颗善的、温暖的、有力量的心灵。即便有人试图写美好生活，那多半也是应时之作，写得虚假而可疑。
如果文学世界里只有黑暗、恶，只有欲望的深渊，不再有善，也没有信念，那作家何以让我们相信他所体验到的黑暗和恶是有力量的？不错，卡夫卡也写恶，鲁迅也写黑暗，曹雪芹也写悲剧，但是，我们都清楚，他们笔下的黑暗和悲剧都是有一个更高的精神维度作参照的。卡夫卡的内心还存着天堂的幻念，它所痛苦的是没有通往天堂的道路。卡夫卡的内心还存着天堂的幻念，它所痛苦的是没有通往天堂的道路；鲁迅对生命有一种自信，他的憎恨后面，是怀着对生命的大爱的；曹雪芹的悲剧背后，是相信这个世界上还存在着情感的知己，存在着一种心心相印的生活的，因为这种生活无法实现，他才会有幻灭感，才会体察到生命深处的痛感。相比之下，现在的作家普遍失去了信念，他们的精神视野里都是现世的得失，内心不再有坚定的事物，也不再崇尚灵魂的高洁。作家的心已经麻木，灵魂也已经物质化，甚至连基本的诚实都丧失了，这样的文学，如何能感动人？又如何能叫人信服、喜爱？
文学说到底是一种精神事务，它要求写作者必须心存信念，目光高远。它除了写生活的事象、欲望的沉浮之外，还要倾听灵魂在这个时代被磨碾之后所发出的痛楚的声音。因此，需要在今天的写作中，重申一种健全、有力量的心灵维度，重申善和希望是需要我们付出代价来寻找和守护的。作家们要常常问自己：我除了写绝望，还会写希望吗？我除了写欲望，还会写精神吗？我除了否定，还有肯定吗？我除了怀疑，还有确信吗？我当然知道，很多作家只要一写善和希望这样的事物，就显得不真实。但这并不是说文学不能写善，文学不需要向我们提供希望，而是作家们要向我们证实，他所写的善和希望是真实的、可信的。一个没有向往过善和希望的心灵，怎能写出可信的善和可实现的希望来？人不成熟，文学才不成熟；作家自己没有确信了，他所写的才没人信。一切的问题，其实都是人的问题，也是心的问题。“五四”以来，我们几乎在文学作品中看不到成熟、健康、有力量的心灵，就在于二十世纪的中国人，在精神发育上还有重大的欠缺——西方的文明没有学全，中国自己的老底子又几乎丢光了，精神一片茫然、混乱，这些，都不可能不影响到文学写作。
因此，在今日的文学写作中，重申灵魂叙事，重塑一种健全的精神视野和心灵刻度，便显得迫在眉睫。欲望书写的时代正在过去，文学的生命流转，应该往精神上走了，我相信这是文学发展的大势。但是，当我这样说的时候，并不是要为今日的文学写作提供一个精神意义上的解决方案，不，我只不过是要作家们看清文学气息的流转已经在发生变化，优秀的作家，不能再依靠惯性继续写下去了。灵魂叙事大放光芒的时代已经来临。一个对人与事物心中有爱、对未知的世界抱着好奇、对生命的衰退怀有伤感、对灵魂的寂灭充满疼痛……对人与事物心中有爱、对未知的世界抱着好奇、对生命的衰退怀有伤感、对灵魂的寂灭充满疼痛的作家，才堪称是面对人心、背负精神重担的作家。这样的作家，今天实在是太少了，我认为，这才是中国当代文学长期低迷的内在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