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被呈报倒也罢了，无名小卒的命运大抵如此，跟我一起写申请的江风居然也没有。我想不明白，江风更不明白，前些日子，他姐夫还过来送了一些吃的，让他放心，减刑的事情都安排妥了。
那天晚上，我们嚼着筋道的小车牛肉，老樊说江风你将来出去以后得找你姐夫好好坐坐，这几年为你的事儿没少操心。江风点头说，在外面的时候到处乱跑，要么就是忙着打牌，一年也见不了几次面，这次出去一定得多走动走动。
江风得知他姐夫怕有闪失，找了相关领导一起出去吃饭。酒桌上，欧区长酒足饭饱，挥舞着拳头，满口答应没问题。孙科长也是拍着胸脯保证，“只要有我孙浩在这当科长，江风减刑一定不会有问题。”
江风心里有底，每天笑呵呵的，出工处理一些图片，学习学习３ＤＭＡＸ，回家下象棋下得不亦乐乎。当知道没有申请没有通过的消息，江风差点疯了，不都说好的事儿吗？怎么突然变卦了？问题到底出在哪儿？
消息传到江风姐夫的耳朵里，他闯到教育科办公室问怎么回事，孙浩打起了太极：“我打过招呼一定要呈报的，是老欧那边顶着没报。”江风的姐夫又打电话给欧区长，欧区长慢条斯理地说江风剩余刑期还长，这次减和下次减是一样的。
其实关于文教罪犯减刑到底是教育科说了算还是教育监区说了算这个问题，我们在私底下讨论过好多次，老樊根据各种细节和一年多的实例得出结论。在外人眼里，文教的人都是教育科招进来的，平时都是跟着教育科干活的，自然减刑的时候教育科也是说了算的。但其实在文教学员的减刑问题上，教育科的权力已经一步一步被教育监区所蚕食，欧区长已经不把教育科当回事了，他已经钻到钱眼里了，除了钱什么都不认，亲娘老子来了都不行。而孙科长拍胸脯只是在给自己长面子，他的话现在已经是骡子的逑——不顶用了。但我想教育科说的话教育监区应该还是要考虑考虑的吧，毕竟文教属于双重管理单位，不应该会仅仅教育监区说了算吧！
很显然，这次不给江风申报绝对不会仅仅是数据库的事儿，监狱的公事儿，完全外包给电脑公司的人干，又不是说大Ｓ的私事儿。孙科长和欧区长也肯定不愿意得罪江风的姐夫，毕竟他是管财务的，是监狱长的嫡系。目前警察家属小区正在紧锣密鼓地修建，出售时多少打点折扣江风的姐夫还是可以操作的。那么欧区长的难言之隐只有一个可能，那就是——已经收了别人的货，而指标就那么几个，不够用，怎么办？只能尽着上货的先办，不然被犯人家属人闹起来，监狱领导知道了就没法收场了。
江风黑着脸，一天抽了两包烟，连我和老樊都懒得答理，饭也吃不下。我说沛哥，我推算了一下，你的刑期这次推一批根本不影响的，跟下一次减一样。江风说他知道，就是气不过这种人，当面一套背后一枪。
江风有姐夫帮忙，我只能靠自己。第一批没减成，我把希望全部寄托在第二批上了。要是这批再不给我报怎么办？大姑倒是一再交待要减刑提前说，别到时候给耽误了。冷菲来的时候也说中院里有个舅舅，如果需要的话可以帮帮忙。要不要跟他们说一下，我犹豫着，但这个经济债和人情债呢，肯定又是老苏的事儿。想来想去还是算了，为减刑的事儿去求人帮忙有点张不开嘴，自己熬吧。
既然这样，剩下唯一的办法就是去找孙浩科长。这一年半以来，我与孙科长接触最多，也最熟悉，因为小报室业务归他分管。又编辑好两期报纸，我将小样打印出来，让几个没事的职务犯们校对了一遍，孙科长过来后审阅了一遍，做了一些改动。我看孙科长心情还不错，便说想找孙科长谈心。在办公室里，我说了想减刑的事情，“孙科长，我也找不到别人说减刑这个事情，只能找你，希望你能在下一次减刑研究的时候帮我说说话。”孙科长有点心不在焉：“你安心改造就行了，其他事不要操心，政府会考虑的。”
在监狱里，“政府会考虑的”这句话意味深长，就像那些当官的喜欢说的那句：“哦，你那个事情啊，得再研究研究。”具体怎样理解看你的智商了。
根据入狱这近两年来的减刑情况，我想第二批应该差不多了吧，与江风一块满怀信心地写了减刑申请书：我已入狱两年，挣够连续五个表扬，评审定级为优秀，符合减刑资格，特申请减刑。
可等到五个月后，第二次减刑名单公示出来，依旧没有江风的名字。
江风的姐夫听说后一问，又是教育监区没报，他算是明白了，机关和基层办事风格是不一样的，机关往往因为升迁等各方面的优势就要考虑得长远一点，而基层呢，就认一锤子买卖，先款后货。
“去你妈的，你们这些骗子，老子不跟你们玩了。”几天之后，狱政科下了调令，江风调往五监区。
这次江风又没戏，我******蹦蹦高也摸不着边啊。我觉得自己就像《老人与海》里面那个独自在湾流中一条小船上钓鱼，至今已去了八十四天，一条鱼也没逮住的老人。我表面很安静，但心里愤怒，咆哮，不服。
更可怜的是文艺队的刘东，这一批信心十足地准备减完回家，这个四十多岁的汉子，已经把衣服、杂物什么的都分给了别人，只等着裁定一下，减刑会一开走人。可现实给他开了个狠狠的玩笑，跟我们一样，监区根本就没给他呈报，如果下一次呈报他将晚回家四个月。那段时间，他整天抱着个吉他，吼着“再也不能这样活，再也不能这样过……”经常嚎着嚎着就哭起来了，嘴里嘟囔着：“老乡坑老乡，背后放一枪”啊。
后来，所有文教的人都知道了一个秘密：这批减刑之前，刘东的老婆从南方跑过来，给老乡教育科某科长送了钱，那个科长答应他一定会让他走，但监区愣是压着不给他报。
他的惨痛教训让我开始有点醒悟了，把希望寄托在教育科身上******就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我们虽然大部分时间都在拼死拼活为科里干活，但在减刑上他们根本就没有什么话语权，教育监区根本不给他们插手的机会。其实老樊早就提醒我了，但是我一直不愿意相信，而且我还天真地以为只要好好干不违规就能减刑，整个一个彻头彻尾的傻Ｂ青年。
这批才刚到考验期的大比油居然报上去了，成为杀出来的一匹黑马，而且一下就是他所挣条件的最高幅度，一年九个月。“花花牛”也减了，河南某上市国企副总、还有马县长也减了，全******刚到考验期。一比较我就感觉自己的心就像憋着一泡屎，被奔腾而过的马匹踩得稀巴烂。凭啥啊？拿着贪污来的钱行贿来获取减刑！想起道貌岸然的殴区长，每次开会在台上唾沫星四溅，“不要想着通过什么歪门邪道减刑，只有一条正确的路，那就是好好改造。”****妈，伪君子。
曾经有些老学员也偷偷指点我，还是得活动活动，不然到时候你想哭都没泪。在监狱里，谁不想减刑谁是孙子。我鼓了多次勇气，才给老苏拨了一个电话，嗫嚅着说：该减刑了，你也知道现在这社会……老苏听了期期艾艾地说：你在那儿不受罪吧？不受罪就行了，咱也没什么关系……”我一听，还是算了，别为难老苏了。快六十岁的的人了，一辈子老实本分，从没办过这偷机钻营的勾当，如今为了我……还是算了。
站在监舍阳台上，看着窗外黑沉沉的天，我咬着牙对自己说：“熬吧，能减多少是多少，我就不相信只要好好干，能******一次都不给减？已经推了两批了，有关系、有钱的都快减完了，总有轮上咱的时候，十年理论上有三次减刑机会，我大不了减两次。自己犯的错自己扛！”
说服自己表面上装得淡定容易，心里憋着的一股火却难消。改造中当然就提不出来那么大的劲头了。有一次孙科长在电视台开了一减刑假释座谈会，要找几个被呈报减刑的，几个没呈报的，还有几个被打下来的罪犯代表去谈谈。不知道这家伙脑子是不是秀逗了，居然叫我去。我靠，这是活生生地在伤口上撒盐啊。豁出去了，我冷冷地问，尊敬的孙科长，我还是不去了吧？我去了说啥？孙科长有点迷糊：“咋了？跟以前一样，该咋说咋说呗！”我说我跟着教育科撅着屁股干了两年，一次减刑都轮不上，去了真不知道该说啥。孙科长明白了，这小子是在发泄自己的不满呢！
我扭头回到小报室，坐下来，心里开了锅，又想起了刚来时孙科长威风凛凛的样子，一手叉腰，一手挥舞：跟着教育科好好干，不会让你们吃亏的。
哼！咋样才算好好干？自从来到下到文教，我整天跑得跟马干得跟驴似的，采访写稿排报纸不用说了，当罪犯教员晚上去其他监区上课也不用说，替干部写发言稿、写征文、做假台账也不用说，妈的连干部孩子的手抄报、入团申请书、实验题都做过。每个干部都假惺惺地承认我干得好，可就是减不了刑。
那个时候，我真他妈不想在文教呆了，可又能去哪儿？我想起了自己下队前，江风说的不要到减刑的时候恨他的话，这会儿终于有了深刻的体会。难过归难过，伤心归伤心，但这是我自己的选择，我不会有一丁点儿埋怨江风的意思。
江风走了，老樊把所带监区的课换到了五监区。我更方便，各监区干部来带罪犯教员上课的时候表明自己小报编辑的身份，说去了解一下他们监区稿件的情况，回来在电视台和报纸上做宣传，干部听了一般不会拒绝。
江风一到五监区就被分配到了教研室，其实各监区都有自己的教研室，只不过规模很少，一般都是三四个人，但工作量也不小，监区的各种台账，还有计分考核，学员的技术课等，没办法，生产监区人多啊，当然，不管是文教还是监区教研室，他们之所以业务多，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有很多本该是干部干的业务，都扔给了犯人。像计分考核，还有减刑材料等，虽然都是按照干部的意思办，犯人起不了决定作用，但按规定是不允许的。
再见到江风，他总是挺忙，但他挺开心，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现在心情轻松，再没有大Ｓ小Ｓ之流刁难自己，监区领导对他也很好。我知道一方面是他姐夫的原因，另一方面就是很快就成为五监区教研室的业务主力。你想啊，监狱的业务都干了，干一个监区的活儿还不是小菜一碟。
有啥事你尽管直说，我这边能搞定的一定尽力帮忙，我诚恳地问江风。他想了想，这样吧，你帮我给身边几个新朋友登点稿子挣点分吧，生产监区分太低了，回来让他们给你拿点好烟。我说，去你的吧，写个名单给我就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