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狱里的服刑人员普遍文化比较低，还有一部分文盲。很多年前，全国监狱就开始进行“三课”教育，就是思想、文化、技术教育。其中思想课由警官担任，文化课由罪犯教员担任，技术教育由各监区自己组织进行。
文教的教研室负责“三课”教育，小报室负责办报纸，文艺队负责演节目。本来分工很明确，但是监狱有十六个监区四千多人，教研室的十几个教员不够用，就把小报室、文艺队文化水平高一点的都抽出来或多或少地带点课。我带了两门数学，一个是二监区、一个是四监区。这样，我就有了两个改造岗位，一个是小报编辑，一个是罪犯教员，每周一、三、五晚上到各监区上课。
二监区有两个我的同案，小晨和小周。小晨是和我一块送过来的，三个月的入监教育结束之后，我下队到文教，小晨去了二监区，小周则是另一所市管监狱与我们监狱合并后调过来的。
二监区有五百多人，主业是服装加工。每天像打仗一样是这些生产监区共同的风格，早晨五点半就得从床上爬起来，揉着惺松的睡眼摇晃着到走廊上报数，回来洗漱、吃饭、抽烟、整理内务、打扫卫生等一系列工作就一个小时。这就需要讲究点统筹方法，合理安排。你想啊，几百号人，就两个卫生间，二十来个坑，要是跑得不快那就得顺腿而下了。
六点半，小晨和小周半眯着眼睛进入车间，一刻都不敢停顿，缝纫机开始嗒嗒作响，制版－裁剪－缝纫－熨烫一条龙。每个人都有任务，干不完的要扣分，扣分累积到一定程度减刑就泡汤了。小周和小晨都是三十来岁，膀大腰圆，正值壮年。小周跟着干了半个月就适应了，但小晨这个粗手大脚的大块头，速度咋也提不上去。生产监区的奖分是跟生产挂钩的，小晨前几个月就得了个基本分５分，奖励分毛都没有。
这样一直干到中午，中间有一次十分钟的抽烟和解手时间。下午吃完饭就又出工了，不加班的情况下也得干到七、八点，要是活儿紧，那就没有点了。干毛衣编织的六监区，厂家有时任务催得紧，加班就不用说了，０８、０９年的时候经常玩通宵。有一次干到半夜两点的时候，队长让去解手，吸颗烟，鼓鼓劲儿接着干。犯人从早上一直站着拉机器拉了一天了，这会儿早已筋疲力尽，哪还顾得上解手，往身边装原材料的大塑料筐里一躺，一会呼噜就起来了。“起来，起来……快点，完不成合同谁也别想好过。”十分钟之后，躺倒的“驴子”们被叫起来接着干。有的实在太累了，打个盹儿，脑袋一耷拉，忘了机器上是有针的，额头上顿时一排针眼，血珠冒出来，清醒半个小时没问题。
监狱对外宣称都是八小时工作制，其实干下来基本上都得十一二个小时。小周本来话是很多的，可一进入车间，就埋下头，缝纫机蹬得日日叫。没办法，任务干不够，日子就不好过了。
我去二监区上课的时候，在教室里见到了小周和小晨。他们两个原先都是爱丁堡的保安。小周倒还是老样子，笑嘻嘻地让烟。原先很健壮的小晨现在黑瘦，耷拉着脑袋走过来，有气无力地跟我打招呼。我靠，才三十多岁的年纪，头发居然白了一大片。与我、小周两个光棍汉不同，小晨有老婆，还有一个已经六、七岁小名“孙悟空”的儿子，失去自由的郁闷、劳动的不适应加上对家人的思念，几种因素内外交困已经摧垮了他的精神。
看着奄奄一息的小晨，我心里五味杂陈，不知道是该同情还是幸灾乐祸，因为他曾经是一名叛徒。当年案发后，我、小晨、小周、小禄、文彬、明明几个人在一个小旅馆躲了一夜，第二天，小晨接到他哥哥的电话，便独自一人回家了。对了，他哥哥是一名交警，好像还是个小队长。
剩下我们几个人一合计，在新乡呆着太危险，跑吧。文彬提议回他的原阳老家，他家还有一处老宅子，没人住，先在里面躲几天。几个人也没地方可去，便搭车跑到原阳。到家后文彬骗母亲说是公司放假了，几个朋友一块回家来玩，文彬母亲很高兴，张罗着做饭，炒菜。几个人吃饱喝足，小周担心小晨在新乡出事，便给他打了个电话，说这边已经找好安全的地方，过来避一避风头吧。小晨说现在就过来。路上，小晨一直汇报着自己的行踪，到车站了，上高速了，快到加油站了……好，来接我吧。
至于结果，我不用说大家应该都猜到了。新乡至郑州高速路原阳段一家加油站旁，小晨带来的警察将我们几个一网打尽。小周身手好，警察一下没按住，他转身就跑，警察直接朝天鸣枪，小周站住了，追上来的警察一拳打在小周脸上，鼻血滴答滴答流下。几个人被抽去皮带，打上背铐，押回新乡。
但是，小晨煞费苦心的立功表现并没有得到什么实质性的减刑，他被判了十二年，比我还多一年。所以刚入监的日子，我每天都可以见到小晨，但不冷不热。现在时间也过去了这么久，我已经恨不起来了。况且能跑到什么时候，最后还不是一个被抓的结局。
“嫂子有消息没？”我换个话题。嫂子就是我的老板娘，被判了无期。“上次家人来接见的时候听说送到了省女子监狱，但具体在那个监区就不知道了。”小周应道。“下次家人来接见的时候问一下。”我对小周说。小周和嫂子老家是一个村的，应该知道一些情况。“嗯，如果知道地址了你就帮我们写封信吧，我们文化水平低，写不好。”小周不好意思地挠挠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