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邵建华对死亡的观念发生了重大改变并表示绝不会做出自杀行为后，我把第二阶段的另一个咨询目标——调整非理性观念提了出来。
人的焦虑、抑郁属于情绪失调范畴。认知心理学的观点认为这些情绪失调的产生来源于错的认知（思维），是受人的有意识的思想支配的。例如，人对于事物的发展都有一条符合客观实际的看法，有正确的分析能力和解决问题的决策能力。因此，当在其生活中发生某些事情时，就能镇静地加以处理，不至于造成严重的焦虑和不安。但是一个人如果有了某些错误的思维结构或成见，即使是一些合乎逻辑的事情发生了，也无法将它们纳入正确的思维轨道，而会感到极不愉快，甚至抑郁和焦虑。由此可见，情绪的产生是直接受认识，特别是思维活动调节的。
由于生活环境的制约以及幼年时期的家庭影响和家长的教育方式上存在问题，邵建华在成长过程中学习了一些非逻辑的处理事件的方法；因而在意识中留下一些非理性思维方式，在分析问题和处理问题的角度和决策上有失正确。如果经过我们的共同努力，使邵建华的理性或合理的思维占优势，并按照理性的、合理的信念去行动时，他就会心情舒畅、愉快、富有竞争精神和信心。
于是我决定采用美国心理学家埃里斯创立的“理性—情绪疗法”也称为“理智情绪疗法”来处理邵建华的问题。
我特意把三次采用“理性—情绪疗法”进行咨询的时间定在了晚上，目的是当结束咨询后邵建华有整块的时间进行思考。
我将咨询分成三个环节进行：首先，感受什么是非理性思维；其次，讨论非理性思维的危害；第三，调整对主客观世界的统一性认识。
这时咨询已经进行了将近两个月，季节已经进入严冬。我顶着凛冽刺骨的寒风提前来到咨询室。
窗外那棵龙爪槐的树叶已经一片不剩了，只有光秃秃的树枝在寒风中战抖、摇曳，仿佛不是在与严冬抗争而是在与自己的命运抗争。
我站在窗前，望着那在视线中已经开始变得模糊的、摇摆不定的树影突发奇想：邵建华的现在犹如这棵龙爪槐一样，也在与自己的命运抗争啊！
这个晚上很冷，又加上前几天刚下过一场大雪，路上交通也不好走，我担心邵建华又要迟到了。
自从第一次咨询他迟到了一刻钟后，还曾经迟到过两次，都在十分钟左右，而每一次的迟到都是在他心理上受到较大冲击后发生的。想到这些我不禁笑了，因为我想起了精神分析理论中关于遗忘和迟到所说明的防御机制。那时他内心比较痛苦，潜意识中有不想继续咨询下去的愿望，专业名词叫做“阻抗”。庆幸的是在我的直接点破下，邵建华能够较正确的对待，我们一起打破了“阻抗”。上次的咨询是在一星期之前，讨论的是关于死亡的话题，而且我还给他留了书面作业，又是一个较大冲击，他能否承受呢？是否又产生了“阻抗”呢？我在心里不停地问着自己。
“当当当”，随着敲门声，工作人员领着脸被冻得通红的邵建华走进了咨询室。
我下意识地抬眼瞥了一下墙上的时钟：差八分6点。
我暗自高兴，不仅没有迟到，还提前了八分钟。也很感动，对于来自安徽的他来说，北京冬天的寒冷很是难以承受的。虽然这是他在北京度过的第三个冬天，但那时他在最冷的时候已经放寒假回家了。但是我们商量好了，根据咨询计划，这次放寒假时第二阶段的咨询还没有结束，他愿意到春节前夕再回家，甚至表示如果必要，春节也可以继续留在北京。虽然这些都表明他对咨询治疗的积极配合态度，但是我不会同意这样做的。
咨询开始，我把写着经常造成人们痛苦的非逻辑思维的十个问题的一张纸交给他，并请他选择认同的条目（当然他不知道这些都是非理性的内容）。经过三分钟左右的时间他把选择好的纸递给我。我看到在十道题中，他选择了四条认为是正确的：
“一个人要有价值，就必须很有能力，并在各方面有所建树”；
“逃避生活中的困难和推卸责任比正视它们更容易”；
“人的不幸绝对是外界造成的，人无法控制自己的悲伤、忧愁和不安”；
“生活中有大量事对自己不利，必须终日花大量的时间考虑对策”。
看到这些选择，我想起了理论中的定义：一个人持有上述观点（一共十条）中的某几种，他会终生不得安宁。用埃里斯的话说，这种人总是在“自我挫败”。
我问他为什么做这样的选择。
他回答我说是根据自己生活中的感受得到的，认为这些是正确的。
我又问他剩余的那六条为什么不选。
他回答我，那些说法不合理，并说出理由。他所说的理由基本上成立。
然后，我们就他选择认为是正确的四种说法逐条展开了讨论，同时分析了他为什么会形成这种认识、以及这种认识对他的影响。
例如，“一个人要有价值，就必须很有能力，并在各方面有所建树”。他之所以认为是正确的，是由他的生活经历所决定的。在他的认知体系中，一直把上大学、摆脱艰苦的农村生活条件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这没有错，但他错在把这个目标当作了自己价值体现的惟一方式。因此，他要求自己努力学习，最大限度地增强自身的能力，在各方面都应该做得最好，用以回报父母的培养，补偿妹妹为自己作出的牺牲。在这种认知的指导下，读初中的时候，他可以把与同学交往、聚会的时间基本上都舍弃，用来读书。高中的时候他可以一个月不回家，不仅是为了节省回家的路费，更多的是能有时间到书店里“蹭书”。他认为，自己这样做下去就可以增强能力，就能够在各个方面做得最好，就能够体现自己的价值。但是他犯了一个错误，客观上他把自己与社会隔离了，与家庭隔离了。疏远了与同学的关系，没有了社会支持力量；疏远了家人，没有了家庭支持力量。到头来不喜欢、不善于甚至不太会与别人交往，心里有苦闷没有人诉说，有疑问苦于没有人探讨，越来越强化了自己的内向性格。孤僻、不愿意与人交流、有事闷在心里不说等不良的性格特点日渐突出，当这些负面的东西积累到一定数量的时候，在一件挫败事件的诱因下，最终促成他抑郁情绪的演变。
在我与他讨论上述观点的时候，他没有辩驳，只是静静地听着，目光或者与我对视，或者凝视着我身后墙上的一幅海边风景画。
最后，他叹了口气，低声说：“您说得对，我确实忽略了这些。”
之后，我们又针对他同意的另一个说法“人的不幸绝对是外界造成的，人无法控制自己的悲伤、忧愁和不安”，结合他今天处境的原因进行了讨论。他认为，自己今天不好的处境是由于不如其他同学的经济状况好所造成的，这种经济条件是自己无法改变的，所以自己才忧愁和情绪不好。
我问他：“如果你的经济条件和其他城市同学一样，你将会有什么不同呢？”
他看着我说：“这样我就可以用自己的电脑、有钱请同学吃饭、可以买一些喜欢的电子硬件，甚至可以结交女同学。最主要的是可以让我的自信心更强。”
我清楚，在邵建华自卑心理问题的解决方面，尽管他已经有了较大的改变，但是一种性格特点的改变绝非在短时间内就能完成，需要不断的修正、完善和巩固。
为了能够使他的思路更加集中，我采用反诘式的提问：“你认为自己的自信心不足是由于你与其他同学经济条件方面的差距造成的吗？”
“我现在明白虽然不是主要的，但却是重要的原因。”他躲闪着我的目光说。这个肢体语言说明他这样回答问题自己也感到底气不足。
我紧紧抓住他的目光不放，步步紧逼地问道：“重要在哪里？我相信在你的学校中还有其他的同学像你一样从农村来，经济条件甚至还不如你，难道他们都像你这样自信心不足吗？难道他们都患有抑郁症吗？你想过为什么别人不是你这样吗？”
我一连串四个问题的提出，在咨询技术上属于质询式提问，如果不是已经建立起相对稳定的咨询关系时，咨询师是不应该轻易使用的。但是到今天，这已经是邵建华第十次咨询了，我有把握可以使用这种技术了。
面对我的追问邵建华没有回答，他沉默着。目光越过我的头顶部位凝视着我身后的那张风景画，一动不动。
我知道，虽然身后墙上的这幅画是宁静的海边风光：斜躺的椰子树、洁净的沙滩、被微风吹动、泛着晶莹泡沫涌上沙滩的海浪、蓝天白云以及温暖的阳光。但此时看着这幅画的人，内心却是风起云涌、波涛翻滚。有可能他从来就没有从这个角度想过这些问题，只是依循着固有的思维方式思考问题。
我也沉默着，等待着。
这是一种思考式的沉默。
将近两分钟的时间过去了，邵建华的目光从画上转向我的眼睛。我看到他的眼神中出现了羞愧的成分，而且还隐隐含有泪光。
无需多说，答案已经在他的心里了。
给他留下作业，请他把今天的感受和刚才想到的、然而却没有说出来的内容写下来。
一个小时过去了，我们结束了这次咨询。
离开之前，我请他再次做《临床症状自评量表（SCL—90）》和《自评抑郁量表（SDS）》的心理测试。他有些不解，我解释道：从开始咨询到现在已经三个月了，按照预先的计划应该进行中期的心理测试，将有关数据与第一次的测试对比，用以评估咨询的效果。同时告诉他，心理测试时间不计算在咨询时间内。
心理测试持续了二十五分钟，然后他离开了。
邵建华的学校这时已经放假了，大多数同学已经离校。年关将近，不论是在外的学子还是北漂的精英，都归乡心切，神不守舍了。此时的人心最是浮动，邵建华也不例外，如果继续咨询下去，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把计划向后延续了。
在第十次咨询结束前，我们就探讨过邵建华回家的问题。我要求他除了按照以往的惯例完成此次作业外，在家期间还要完成两项作业：第一，把已经完成的将近两个月的咨询作业再认真看一遍；第二，回家后必须与家人沟通、交流，回来后向我复述。
这次咨询后的第三天，邵建华登上了南下回家的列车。那天已经是阴历腊月二十六了。邵建华离京后，我对这个阶段的咨询情况做了评估。按照原定的咨询计划，第二个阶段基本结束了。
说到基本结束，是指“调整非理性思维方式，正确看待主客观世界”咨询目标的预设内容没有全部完成。但是我认为，在这个阶段中解决了邵建华的“死亡情结”问题，是一个重大的突破。至于第二个目标的有关内容，虽然没有全部完成，但从最后一次咨询时他的肢体语言判断，已经有了新的感悟和认识，有待于春节后把未完成的内容融入在第三个阶段里，继续明确和巩固第二阶段的效果。所以，就第二个阶段的咨询效果而言，邵建华的转变还是比较大的，特别是第二次的心理测量结果显示，与第一次测量的相同项目指数对比，抑郁、焦虑和躯体化反应的指数都有所降低，躯体化反应指数已经达到正常；焦虑指标超过正常值很少，尤其是抑郁指标的数值，与三个月之前相比降低了50%。
我感到很欣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