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天枢远比旁人更关注时局的发展。蒋老头子调集重兵，即将对久攻不下的中央苏区发动致命性的一击，这似乎更关注到他陈天枢个人的命运。可谁知偏在这节骨眼上，发生了“福建事变”。蔡廷锴和中央苏区的共产党早就有某种联系，双方眉来眼去，暗中频频接触，陈天枢也早有耳闻。没事到他们在老蒋身后闹出了这么一手。“闽变”一度令陈天枢陷入惶恐不安。待到后来双方签盟，划定了各自的地盘并正式停战，福建境内出现一片歌舞升平的和平景象，陈天枢愈发感觉到不妙，他生怕蔡氏叛军会把他作为筹码交给共产党。如果他被带回苏区，甚至不等他走出福州城，等待他的下场就可想而知了。曾经身为共产党高级干部的陈天枢，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共产党内部对待叛徒的处理原则。实际上，还在叛变之前，他本人对叛徒也是痛恨已极的，惟有极刑不足以平愤恨。
到了11月下旬，形势朝着陈天枢最不愿看到的局面又朝前迈进了一大步，蔡廷锴等人在福州宣布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名字太长，拗口又不好记，很多人更愿简称为“福建人民政府”。此时，他们再与闽西共产党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往来时，就有了一种“政府”间交流的意味。“福建人民政府”还在福州打开牢门，释放“政治犯”，那些被陈天枢叛变时出卖的中心市委和各县县委的共产党员除了杀掉的之外，差不多都放了出去，只有楚天雷，事先按照陈天枢的意见，被石胖子秘密转移出福州。就连石胖子本人，也不知躲到哪去了。陈天枢顾惜自己的一条小命，乞怜于石胖子，原想求他发恩，将自己一起带走的，没想到石胖子根本不尿他这一壶，将他撇在了危机四伏的福州城内。
陈天枢度日如年。好在他早已将老婆孩子送回仙游乡下娘家，他自己干脆找了一条偏僻的小巷子里租了一幢不起眼的旧宅，躲藏起来，轻易不敢走出房门。他在等待时局变化，他相信时局肯定将要变化，不会太久的。蒋委员长眼里最揉不得砂子，他不相信，老蒋能容忍蔡廷锴这些人的叛变行为，中央军在对中央苏区大规模围剿之前，一定会举兵入闽，先行剿灭十九路军的那个“福建政府”。
那么，在此之前呢？就算那个红透了一多半的“福建人民政府”不会为了讨好共产党而把他交出去，会不会默许共产党的枪手们潜入福州城内暗杀他呢？后者的可能性要远大于前者，因为他太了解共产党组织内部的传统信念了。他们对党员的脱离都十分恼怒，更不用说叛变者出卖同志的行为了。
恐惧和绝望几乎令他发疯。
可他还得想办法活下去。
当初他扔掉了那把带血的匕首，选择的初衷还不就是为了活下去？
陈天枢并没有欺骗楚天雷，“烂竽根”的确也变节自首了。
“烂竽根”是中心市委的公务员，才十六七岁，却已跟了陈天枢两年多了，对“陈书记”忠心耿耿，叫干什么干什么，很有眼色的一个孩子，他的家就在闽东的青竹山区一个叫雷坑的偏远山村。两年前，山里闹旱灾，连地瓜藤都成片地枯死了。县委书记楚天雷恰好住在他们雷坑，见孤儿寡母的“烂竽根”一家实在活不下去，便劝他进城找条活路，并介绍他到中心市委做了公务员。“烂竽根”那单薄的身子像一张对迭起来的《中央日报》，看上去完全就是个孩子。中心市委遭到破坏时，“烂竽根”和其他人一道被敌人堵在了门内，就像一群被黄鼠狼堵住了鸡窝吱哇乱叫乱扑乱撞的鸡。被捕后，他也挨了特务们的酷刑，他那样单薄的身子骨能把那么严酷的大刑扛下来也真不容易。但“烂竽根”无法像陈天枢那样，为军法处长石胖子奉送那么多有份量的人头，来换取自己活命的权利。因此，他在特务们心目中一钱不值。作为对他叛变行为的赏赐，石胖子仅仅是允许他活下来而已。
活下来，这对“烂竽根”来说已经够了。
他想活下来，青竹山区老家雷坑村里，他还有个白发苍苍的老娘盼他回家呢。
说实话，“烂竽根”本来不想叛变的，毒刑用到极致处，他已经感受不到皮肉的痛楚了。一个满是黑色胸毛的特务，像一只暴戾的黑猩猩，嘴角上斜叨着香烟，倒骑在一张长条凳上，先用钳子一个个揭开“烂竽根”十指上的指甲盖，就像那些喝着老酒的人，一个个撬开鲜美的蚌壳一样。黑猩猩抖了抖烟灰，重新把烟卷塞进唇角，才不慌不忙地举起铁锤，将一寸铁钉一根根地钉进血肉模糊的指尖处……慢条斯理的黑猩猩显得漫不经心，仿佛在修理一个可要可不要的破木箱。
“烂竽根”撕心裂肺的啼号声险些把自己的五脏六肺从嗓子眼里喷出来。
可惜，肉体的麻木代替不了灵魂的麻木。
施刑的“黑猩猩”等几个特务都嘲笑这个屁大点的孩子死扛活受，枉遭皮肉之苦，都说他其实傻得没有任何意义，相劝的口吻中满是长者对幼者的怜悯与不屑，似乎劝善与劝世的义务他们都已经尽到了，是死是活可就是受刑者自己的选择了。“烂竽根”还是不想放弃，他那已经近乎于半麻痹状态的神经中，已经没有多少组织和信仰的概念了，有的只是母亲那迎风吹拂的白发。他不想最后背弃的，只是他自己了，只有他活下去，白发老母才能活下去，也许那就是他做人的最后一丁点尊严吧。
压跨“烂竽根”这条破船的最后一根稻草，是“陈书记”陈天枢。当他确信“陈书记”已经不复存在的时候，“烂竽根”觉得一切都变得毫无意义，既然什么都可以“变”，那么自己为什么就不能变呢？
他终于背弃了自己。
陈天枢靠着出卖往昔同志们的头颇，换来的不仅仅是苟延残喘的活命，他另外还得到一份的赏赐，那就是担任了戒严司令部军法处一个无关紧要的小职务，为副科级别，就像咬过路人的狗得到了主子扔给的一块骨头，没什么油水，也没什么味道，有的就是主子恩赐的那点念想。福州城内和闽中、闽东地区共产党地下组织都破坏得差不多了，共产党员该抓的、该杀的也都差不多了，陈天枢的用处也就差不多了。他的日子并没有因此消停下来，他得重新考虑活命的问题。他相信那些还没有捉完的共产党人无时不刻想要索取他的小命，为牺牲的同志复仇，比如青竹山上的龙海山。
想到龙海山，陈天枢就头痛，从前头痛，现在仍然头痛！
每天上班下班，进出特务机关的院落，陈天枢常能碰到从前的小公务员。中心市委被捕的人中，还有另外几个人选择了叛变，他们后来都被军法处的石胖子弄走了，只留下了陈天枢和“烂竽根”。
“烂竽根”抱着一枝竹扫帚，负责清扫院落。那孩子勤快，从前在中心市委居住的院子里，没事就喜欢洒扫庭院。现在的他总是垂眉耷拉眼、默默无语，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他不敢瞧陈天枢，每当意识到从前的市委书记出现的时候，他总是有意扭转身子规避。而陈天枢又总是分明感到那孩子在冷眼观望着他。那眼光和从前是大相径庭的。是愤愤不平还是鄙夷呢？是不以为然还是嫉妒呢？那一时刻，扫帚划过地面的声音往往停止了，那时间是静止了，陈天枢和那孩子都回到了审讯室那不堪回首的时刻。陈天枢想起他把那把带血的匕首丢在了地上，不肯插进自己的胸膛。他和“烂竽根”一样选择了同一条道路，用屈服和屈辱换回了生命，用做人的尊严换来了生存下去的机会。在丢掉那把匕首之后，他们终于可以继续地活下去了。
活着，该有多好啊！
彼此并非心照不宣。陈天枢能感受到来自“烂竽根”那忿恨的敌意。也许，那孩子对当初的选择感到后悔了。这不是不可能的，就连他自己，不也时常有这样的懊悔？当叛徒非常痛苦，这一点，从陈天枢被捕后动摇并决定变节的那一刻起，他就强烈地感受到了。那种感觉像钝刀子割肉，一点点地痛，一滴滴地流血，然后一步步地走向最终的结束。这种最初的感觉，始终如影相随，并且像梦魇一样紧紧将他攫得牢牢的，无法脱身。看起来他获得了身体的自由，却从此堕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陈天枢内心深处的痛苦和恐惧当然无法对“烂竽根”言说。那孩子从前就是个扫院子的，现在仍然是扫院子的，那不再是一个往日的同志，不过是一具会喘气、会游动的死尸而已。
其实，“烂竽根”根本用不着冷眼观望他。陈天枢想，只不过他的被捕和叛变在“烂竽根”之前。再说，他才是共产党的中心市委书记，那孩子不过是个扫院子的小公务员而已。倘若倒置一下，特务们先抓获的是“烂竽根”，或者他“烂竽根”是书记，那现在坐在这副科长位置上的就是“烂竽根”，而该自己抱着扫帚扫院子了。
本来，在军法处长石胖子的威逼之下，陈天枢冥思苦想，终于想出一条妙计，他确信只要依计而行，一定可以成功诱捕青竹山上的龙海山。不料，没等他诸付实施，“福建事变”发生了，石胖子躲得不知去向，使他的计划搁置起来。
躲在租住的小巷子里，陈天枢在惶惶不可终日的恐惧中度日如年，感觉比他当年从事共产党的地下工作时的危险要大得多。青竹山上的龙海山等人不除，他是不会有安定日子过的。他就像一个在泥潭中越陷越深的绝望者，越是拼命挣扎，陷得越深；陷得越深，心里越加恐惧，就越是拼命挣扎。他惟有靠着更多的出卖，才能救赎自己。出卖完良心，出卖完往昔的同志之后，他还可以卖命卖力，再出卖更多……
这些天来，不知为什么，石胖子那丑陋的形象早已淡化，倒是“烂竽根”那忿恨的眼神一直在他眼前晃来晃去。
陈天枢开始酗酒，有时从天亮起就不停地喝，一直喝到月上西天。反正他不敢出门，躲在家里，不喝酒又能干什么呢？他期待酒精能彻底麻醉他脆弱的神经。
有一天，外面下着雨，淅淅沥沥的冬雨打得木板房顶噼啪作响，好象遥远处响起的缓缓枪声一样。天气一天天变冷，陈天枢的心里就一阵阵发寒。他只有拼命一口口灌着酱汤色的“沉缸酒”，才能压制心中的不安。外面的雨一直下着，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意思。陈天枢从清晨喝到下午，一口东西没吃，胃囊里全都灌满了“沉缸酒”，此时，竟然像着了火一般，有种难忍的烧灼感。他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也许是某种病痛吧。他早已满在乎了，并且确定不会为此而去医院的，医院那种地方比任何别处更充满危险。
陈天枢终于喝不下去了，不是因为胃囊里满了，而是因为酒缸里空了，不到一天的工夫，他居然把一缸五斤装的“沉缸酒”喝得一滴不剩。要想靠酒度过这个风雨长夜，他必须去巷子口上那家小食杂店再买酒了。他摇摇晃晃地抓起门后的油伞，还好，他的两条腿还听他使唤，该直时直，该弯时弯。他摇摇晃晃走出门外，冒雨去买酒。
外面的雨不大不小的下着，慢悠悠的，好象人生一首漫长的歌。陈天枢深深埋着头，又把雨伞斜斜地挡住自己的脸，这让他的后背很快就被雨淋湿了，他也只能不管不顾。在拐过一处巷角时，冷不防他和迎面走来的一个人撞了个满怀，他几乎下意识地垂下雨伞，抬头朝对方看了一眼。
“陈书记？”
对方是位中年妇女，她没撑伞，头上戴了顶乡下的斗笠，她认出了陈天枢。陈天枢听到她的称呼，心中就“咯噔”一下，不过，他随即就放心了。他认出来了，这女人姓林，老家在连江，祖辈都是打鱼的渔民。陈天枢当中心市委书记时，经人介绍，曾来福州给他带过孩子。自从与他假扮夫妻的永定女孩受他欺侮跑掉以后，受了党内记过处分的陈天枢反倒真的离不开女人了。他草草地找了那个毛巾厂的女工，很快结了婚，并在第二年就有了孩子。这样一来，组织上反倒放心，不必再为他安排假妻子了。这个姓林的女人本来保姆当得好好的，可丈夫出海打鱼时遭遇台风身亡，她不得不离开福州，回连江照料公婆去了。看来，陈天枢角色的转换，她并不知情。
“陈书记，你怎么会在这？”
“你呢，你来这里干什么？”
“哦，我又出来给人家带小孩了，就在前面那家……陈书记，我来福州去找过你们，楼外面站着带枪的宪兵，我就吓得没敢进去……太太和孩子都好吗？”
“好、好，”陈天枢胡乱应着。“我到这附近来找个人……以后不要叫我‘陈书记’了，不是早就跟你说过？”
“对不起，陈先生，我一看到你，就忘了……陈太太和孩子住在什么地方？有空我要去看看他们。”
“那好啊，有空再说吧。”陈天枢说完，头一低，高高地举起雨伞，贴着墙根溜了过去。
陈天枢吓得连酒都没买，兜个圈子赶紧缩回自己螺蛳壳一般的小屋。
酒劲和酒瘾一起过去了。陈天枢坐立不安地在小屋里踱来踱去，努力追忆着那个姓林的保姆往日的点点滴滴。她家里是穷苦渔民，是组织上出面介绍她来带孩子的，那么，可以肯定她和共产党组织有瓜葛，尤其是她回乡也快有两年了，这两年她都做了些什么？不用说，给中心市委书记带过孩子，政治上的资本够可以了，连江当地共产党组织一定不会放过她，说不定已经发展她了，至少也是组织外围的人……
这样一想，陈天枢的酒就完全醒了！他意识到一个巨大的危险正在悄悄向他逼近！不能再犹豫了，必须当机立断。
陈天枢决定冒雨连夜搬家，离开这里。
尽管他不知道，偌大的福州城里，还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