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下乡的生产队，总共落户了连我在内四位知青，其它三位都是堂堂须眉之男生，只“木儿”和我是同班同学，另两位分别是别的学校的。吾众虽然男女有别，且又不完全是同一学校，但同为知青，相互间很是信任和关照。
初冬的一个夜晚，我从母亲学校吃完晚饭回生产队，老远看见生产队晒坝里飘浮着两盏桔黄色灯晕。刚走过青右板小桥，那三位男性须眉拦住了我：“嗨，生产队分谷子，不晓得咋个不喊我们？”
“为啥子？”我很茫然，我们几位在生产队劳作从不偷懒，且相当卖力的呀！“凭啥子，走，我们去问一下！”我又说。
理直气壮、血气方刚的我们，果真理直气壮血气方刚走到会计跟前，问他为啥不给我们分谷子？
会计沉默，晒坝里黑压压的人群也沉默。
“说嘛，为啥子不给我们分？”我很气恼地问。
“这是分猪口粮。”会计嗫嗫嚅嚅。
“猪口粮，那咋个每个脑壳（指每一家人口）都是五十斤？”木儿抢过了会计登记的本子。
“我们要查帐！”我说。
会计无语。
这时，芝兰的父亲，我们生产队的老队长开口道：“那就说了嘛，我们是在私分，不计到帐上的。怕你们漏嘴，说出去。”
“嗨，未必我们不是生产队的人？”我很有些不服气，很有些不屑。
终究，生产队也给我们四位知青，每人称了五十斤谷子。在我看来，即便在今天看来，我们四位知青不是要回了我们每人应分得的五十斤谷子，而是要回了我们做为生产队一名普通队员的名份。
第二天出工，去紧靠七队的七分田里割苕腾。我问芝兰，为啥要私分谷子，芝兰讲：“不这样，咋个办？往上头少报点，社员每个脑壳就要多分点。就这个样子，有的到了二三月间都莫得米吃。五八年，队上饿死人，我爸爸瞒住队上私分，又站高板凳又挨斗。不瞒你说，就是这七分田都是黑田！”
“啥叫黑田？”
“就是公社不晓得有这块田。”
直直的憨憨的芝兰啊！
“哦……”我好像懂了，又好像啥都不懂。
“私分”和“黑田”，在当时的社会环境语汇里，可谓大逆不道、无法无天。敢于“私分”，敢于“黑田”，可见当时需要何等大的勇气，何等大的气魄，何等大的义无反顾和义不容辞。“私分”和“黑田”，在当时社会环境语汇里，那是绝对的可怕，绝对的资本主义。那么，试问中华大地，在那样的环境中，哪个大队，哪个生产队又没有几亩，乃至几十亩的黑田呢？然而，老少爷们众口缄默，谁也不会、谁也不愿吐漏一字一词。这是一种什么力量呢？细细想来，这是贫穷的力量，这是“食也性也”的力量。
缘了我在乡下的所见所闻，我所看见的寒冬腊月，好些社员没有袜子穿的窘迫。我所亲眼所见，大冷的冬天里好些个小孩赤着双脚，小脸蛋冻得通红通红，两条鼻涕犹如两条蚯蚓挂在鼻孔的困境。我所亲眼看见的乡下人吃面条，没有油，没有花椒，没有酱油，没有味精……他们揭开泡菜坛盖子，舀出泡菜的酸水拌面吃的贫穷。穷啊，我所亲爱的人们。因而，当“私分与黑田”，这两个大逆不道的词汇，蓦然扑进我的脑际之时，我竟不感丝毫惊讶和错愕，我好像逸然是它们中的一员，逸然是它们的守护神。潜意识里，我竟俞加地钦佩敬佩芝兰的父亲，我们的私分粮食，藏匿黑田的老队长了。
我可爱的山河，我可爱的银妆素裹，我可爱的橘子洲头，是什么束缚了它们的手脚？
我亲爱的老队长，你现在还好吗？惭愧啊惭愧，多年以来，我竟没有能力，回回我那魂牵梦绕的生产队。回回生产队看看您。看看您，我们的老队长。
“私分和黑田”，那是不得已而为之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