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我闻到了风气变化已成定局，就告别梨庙回到北京。
离开的前夜难免先撒了些香艳的眼泪。
三年前，徐红就放弃了回城的机会，留在我身边，那时她就开始当梨庙的村长。
我说，我回去之后，想辙把你带出去。
她说，我不跟你去大学，就好像你带回去的一包土特产。
翌日，老洪，李双枪骑马送我去县城，后面跟着乌央乌央的村民和村狗，有点悲壮。
北京大学的新学期又迎来许多新的面孔，有些是稚嫩的，有些已然沧桑。
离开的十几年间，人和人的气息不同了。
相互之间积淀了不知道多少伤痕、血渍和残渣。
因为我这些年远走他乡置身事外，所以很多人见到我就会跟我讲别人****里如何如何。我笑着说，“牢骚太盛防肠断。想想那些永远没机会抱怨的人。”
我虽然已经过了退休的年纪，但系里面经过****的摧残，真正的学者已经很少了，那些工农兵学员出身的老师往往上课就被学生哄下了台。所以学校还是让我继续任课，而且看见我已经七十多岁了，气色好得像小伙子，都觉得不可思议。只有一些民国时期过来的老教授知道我以前研究性学，问我是不是学了“采阴补阳”的秘术，我说，“只要你的话儿能像马列主义一样无私就可以。”
他们以为这是玩笑。
但我是认真的。当彩翼突然又出现在我的面前，牵着一个十岁的男孩。
我知道这孩子绝不会是我的。
“我也只能确定这孩子是我的，”她说，“以前都在我妈那里养着，上个礼拜我妈去世了，我想到的亲人只有你了。”
我才知道，周静芳此前一直健在，可是彩翼骗我说，她妈早死了。
“当然。我怎么能告诉你，她还在，她又何必知道你还活着。错过的就是错过了。”她平静地说，“我从来没自己带过这孩子一天。你如果不想让我把他丢在大街上，就让他留在这儿吧。”说完，她就走了，连桌子上那杯茶还没来得及凉下来。
男孩竟然没呼唤她留下来，也没有一滴眼泪。
“你叫什么？”
“灵犀。”
“嗯……好听的名字！那你姓什么？”
“不知道。”
“今后你就和我一起过吧，叫我黄爷爷。”
“不，叫你爸爸。”
我惊讶地看着他。他说，“有了爸爸才有姓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