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辈子上过的女人当中，最辛苦的一次是和一个高大的白种女人，”黄教授淡定地说，“就在风暴欲来的大西洋岸边。”
我眼睛瞪得像鸡卵一样，“还是在露天场所！”
他看了看我，平静地说：“不是我一个，有几百人一起呢。白人、黑人、印第安人、黄人，排着很长的队。”
“真——的？”
“干嘛那么吃惊啊，你没去参观过纽约的自由女神像吗？大家都从下面进入……”他调皮地笑了笑。
我早知道这个一百多岁的老头是个大神级的人，早在30年代的时候和潘光旦、张竞生等都是性学界的前卫人物，但后来他故意埋没了自己，直到80年代惊艳复出，之后再度隐退沉寂。按他自己的话讲，“真正精彩的人生正如一条好的内裤，不论你大起大落，它都能包容你。”
很多人津津乐道于他神奇的生理能力。他的确可谓是男人中的战斗机，同时也是空中加油机，其精力之旺盛如黄河之水天上来，来了就停不下来。就是90多岁了，“房事还是和水电费一样来得规律”。芝加哥基因人类学教授还专门来找黄先生，希望他能提供一些精液样本以供研究。他的朋友李双枪说：“从来中国人都是去西方取经，头一回有人来东方取精了。”
当然这的确算是可载入联合国人口署文献的奇迹，但我真正佩服的不是他层出不穷的风月故事，而是他与世周旋的能力，不论是面对生活还是风月。
生活和风月是两把刀，前者的刀刃是名利，后者的刀刃是色欲，古往今来要么被第一把刀斩了，要么好不容易躲过了第一刀却被第二刀剁了。
像黄教授这样悠游于两把利刃之间，却能活到100岁，而且据说在浴缸里泡澡时还偶尔会竖起桅杆，这样一艘船，虽然老了但就是不朽。这才是真正的风月大师。
黄教授生在辛亥革命前夕，经历过满清、民国、共和国三个朝代，学问做到老高，连辜鸿铭都要他当入室弟子。凭他的天分、家世和师承，他总应该在现代文化史上有那么一号，但他信奉的是赤裸裸的快乐主义，要诀就是两条：活得更长，做爱更久。
所以，那种悬梁刺股苦逼逼的做学问成名的道路，他是不肯的，他调侃鲁迅的名言说：“世界上哪有什么情圣，我只不过是把别人泡澡的时间用来泡妞，当然最节省的方法是和妞一起泡澡。”
那种以身犯险博取大名的道路，他更不肯。所以抗日一开，他就远赴美国。他说：“我也没闲着，你们和日本男人作战，我和日本女人作战，就是战场小了点，一张单人床而已。”
反右一开始的时候，他立刻辞了大学教授，跑到一个叫梨庙的寨子去做村长。他说：“运动就像性爱，群众和女人呐，只要手里攥着硬硬的棒子，就会兴奋起来。”
他在穷乡僻壤躲过了红祸滔滔的日子，80年代重新回到大学，千禧年之后又回到了农村，照他的话讲：“北京还是人待的地方吗，你看，大街上公狗遇到了母狗都不兴奋了，嗨，压力太大了。”
为了采访他，我申请了省文化厅的一个课题。
在梨庙见到他，他就问我：“你申请了个什么课题啊？”
我不好意思地说：“当代记忆抢救……”
“好个抢救。如今国家真是有很多闲钱了，连我说的这些下流的内容都要抢救了。”
“您太谦虚了，作为中国性学研究的先驱，您的研究和经历都是非常有历史价值的。”
“呵呵，你这么说，我好像已经看见我翘了辫子多年以后，有人开逝世百周年纪念研讨会时主持人的发言了。嗨——有什么不同呢，不过是一辈子经过的女人多些，活到老做到老而已。”
但最后我并没有进行旷日持久的口述史工作，老头早就用老式的磁带，录了整整一大塑料箱子。
我问：“您怎么不直接录在电脑里？这录音机可以放博物馆里去了。”
他说：“还是喜欢把一个硬硬的东西塞进去，那感觉好极了。”
老人家把磁带编了号，我就一盘一盘听下来，就跟小时候听评书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