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六十六岁的，勉强算得上老人的人，做了一次不大的手术，不久即死于并发症。与他相识的活人去了死者的家，看到一张桌子，一个陈旧的打字机，墙上挂着三个女儿的照片，她们分别活在死者前妻的家里。地板上横陈着殁于死者鞋底的蟑螂，水池里，浸泡着未洗的碟子。
房间里的一切都弥散出一股“撸瑟儿”（Loser）的味道，如同卡佛笔下的马辔头——“那种套在你齿缝间坚硬而冰凉的东西，系有缰绳，有人将缰绳或左或右地一拉，你就得跟着转过头去。”窘迫的生计问题一直就是这么对待耶茨的。在我根据文字描述的想象中，耶茨的死与王小波的死几乎如出一辙，两人遗屋的陈设，一样的简陋无匹，令人心悸。这一中一洋还有一点相同之处，都是死后，其作品才得到认可。比起来王二还是幸运的，耶茨被人遗忘了十几年，直到他的长篇《革命之路》拍成了电影，人们才想起世界上曾经有过这样一位作家。
作为耶茨作品的受益者，对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和凯特·温斯莱特表示感谢时一定是心情复杂的。
在我的阅读生涯中，耶茨是最令我产生亲近感的作家。同为“撸瑟儿”大概是第一原因，还有一个微不足道的原因是咳嗽，是的，我也咳嗽。二战的经历送给耶茨的“礼物”之一就是肺结核，从此他没有停止过咳嗽，最后死于肺气肿，其中当然有吸烟的“功劳”。我们同有此好，甚至亡于肺气肿说不定也是我的归宿之一。
一个时常咳嗽的人多半是不快乐的，即使生活中存在喜悦，也会被突如其来的剧咳震碎、震跑。理查德·耶茨大概就是这样。菲茨杰拉德是耶茨的文学偶像，前者在作家中是著名的名利双收者。然而耶茨并没有复制偶像的成功，虽然他的《革命之路》被收入美国国家图书奖的决选名单，成功的却是《革命之路》的“对手”，约瑟夫·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相较后者的“莫比乌斯环式”时尚写法，耶茨的写作方式在他人看来太过陈旧，“喜新厌旧”一贯是文学评论界的固有脾性，跟大街上随便哪个好色之徒并无不同。
可理查德·耶茨并不打算在写作风格上做出什么改变，他的《十一种孤独》与《复活节游行》依然用最常规的手法描摹人生，别人的，和他自己的。这是他另一个让我感到亲近的原因，一个合格的作家至少不该去考虑取悦文学评论家。当然，这仅限于心灵写作者范畴，并不适用于那些为市场写作的人。连人物也没有多少变化，耶茨依然热衷于塑造失败者，“我想我对成功的人士不太感兴趣，我想我对失败更感兴趣。”他说。对于自己的文学母题，耶茨说，“如果说我的作品有一个主题，我怀疑这个主题并不复杂，那就是绝大多数人都生活在一种无法逃脱的孤独中，他们的悲剧也在于此。”
于是他写了一辈子孤独，并孤独至死。耶茨的书在其生前的销量从来没超过过12000册，你知道在并不缺少读者的英语世界，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耶茨死后也并未像王小波、卡夫卡那样迅速被世人追捧，他的书很快就下架，只能在二手书店的最蒙尘的位置找到它们，如果他还有读者的话。
耶茨生前，牛B哄哄的《纽约客》退了他十几次稿，简言之，无一中的。2001年《纽约客》才发表了他当年投过来的一个短篇，以纪念的名义。而那时耶茨已死了九年。作为小说的写作者，这种悲凉我也有过，不同之处是我还活着，并准备效法耶茨，写到死。至于发不发表认不认可，那不是写作者该考虑的事。
“格兰姆斯家的两姐妹都不会过上幸福的生活，回过头看，总是让人觉得麻烦始自她们父母的离婚。”这是《复活节游行》的开头，寥寥数语，散发出宿命的味道。这种宿命或许也是耶茨对自己命运的准确预测，不会在生前俘获读者，几乎是命中注定的。对于作家而言，这是最大的孤独。曾经发表过耶茨作品的《老爷》杂志说，“理查德·耶茨是美国最不出名的著名作家之一。”这个评价几乎可以催泪。
于是他被后人称作“作家中的作家”，雷蒙德·卡佛就是他的“亲传”。在耶茨的知己中，冯内古特是其文学成就的坚定捍卫者，冯氏说，“自福楼拜以来，鲜有人像耶茨一样对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妇女表达出那么深切的同情。”耶茨逝后，冯内古特还为他举办了追思会。这是一位作家向另一位作家表达尊重的方式，却并未给后者的声名带来实际的好处。直到1999年，作家斯图尔特·奥南在《波士顿评论》上发表文章，为这位“被遗忘的伟大作家”鸣冤叫屈之后，耶茨的作品才得到小范围的关注，而《革命之路》的上映则点燃了凉薄的读者阅读耶茨的热情。
就在《纽约客》发表耶茨短篇《运河》的那年，他的女儿莎朗走到地下室，拍了拍父亲的骨灰盒，说，“好样的，爸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