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最甜美的衷曲，诉说着最悲切的忧郁。
——雪莱
一
洋洋得病后，我曾到厦门大学帮他办了休学一年的手续。这次从上海一回到三明，我就通过电话把洋洋的病情以及想让他回学校上学的打算告诉了他的导师。洋洋的导师叫史晓东，是个很有科研成就也具有人文关怀精神的知识分子。他一直关心着洋洋的病情，听到洋洋要回学校上课，他也非常高兴，立即表示有关手续到校后再办，人先来再说。
能回到学校上学，这是洋洋梦寐以求的事情。所以，一听到我们的决定，他真的是雀跃不已。于是我们很快就收拾好了行李，并请朋友帮助我们将厦门的房子打扫干净，随即我们就搭车来到了厦门。
记得送洋洋上学的那一天，我们一家三口都起得很早，尤其是洋洋很快就吃完早饭，迫不及待地等着我们与他一起去学校报到，其兴奋与紧张与我前些年刚刚送他到厦大读研时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因为是复课，事先我又跟洋洋的导师打过招呼，所以洋洋一到学校很快就办好了有关的复课手续，导师也已为洋洋安排好了学习的内容。只是这次我们没有让洋洋住在学校，而是每天放学后就回到我们在厦门的住处，请了长假的莎莉也好在生活上精心照料他。
为了让洋洋能尽快重新融入到学校的学习生活中，办完手续后我们没有更多地在学校停留，很快就离开了学校。
那天上午，洋洋一直把我们送到了校门口，直到我和莎莉登上了回住处的公共汽车。在模糊的泪影里，我依稀见到洋洋带着笑意还在频频地向我们挥着双手，刹那间，一种无法言说的滋味涌上我的心头。坐在渐行渐远的公共汽车上，我和莎莉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虽然我们两个人谁都没有说话，但心里都明白，我们都在为洋洋默默地祈祷与祝福。
幸福的时光没想到竟然是那么的短暂。原以为洋洋复学后会有一段较稳定较愉快的学习生活，我和莎莉也对此事先做了较周密的安排。我先回单位上班，莎莉请假留在厦门陪洋洋，并随时监测洋洋的HCG指标。因为我们知道，只要洋洋的HCG指标不超过标准就不会发生癌细胞的转移。
但是我们做梦都不会想到，就在我们送洋洋到厦门来读书期间，癌细胞就像一滴落入水中的墨汁，已顺着血液在洋洋的肌体里迅速扩散，并大面积地弥漫开来。只是当时的我们竟然还沉浸在洋洋能够回学校读书，癌病会慢慢好起来的幻觉之中。
洋洋复学不到一个星期，莎莉带洋洋到厦大医院检查，HCG指标明显超标，病魔再次向洋洋发起了肆虐的进攻，并开始一步一步地蚕食着他青春的生命。
接到莎莉带着哭声的电话，我已经预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我马上与福州的朋友联系，在他们的帮助下联系好了医院，随即叫莎莉带着洋洋从厦门赶往福州，我则从三明赶往福州。
在从三明前往福州的路途上，我真是思绪万千，但又是欲哭无泪。这段日子里，我日思夜盼的就是洋洋的病能够好起来，哪怕他就是缺个胳膊断条腿的，甚至在床上躺上一辈子，我们一家人都会感到十分幸福的。俗话说得好，活着就是幸福。因为只要人在，我们就是一个完整的家，一切就都有希望。可是看来命运已经不肯再给我们这样一个机会了。接下来我们又该怎么办呢？洋洋的病情我们又该如何去应对呢？
二
到了福州，洋洋马上住进了省协和医院。一番例行检查后，洋洋开始了新一轮的化疗。但是在与主治医生的交谈和上网查询后，我对这样的化疗究竟会有多少的疗效，心里真是一点把握都没有。
果然，按照医疗方案，洋洋接受了三个疗程的化疗后，HCG指标不但没有降低，反而还在持续地往上升高。主治医生看了洋洋HCG检查的结果后，只是对我们摇着头，脸上露出一种无能为力的神情。尽管我们再三恳请，希望他能尽量再想想办法，帮助洋洋制定一个新的医疗方案。但医生还是表示自己已无能为力，建议我们尽快办理出院手续，或想办法再到其他医院去看看。
当医学已表现出无能为力的时候，我只好求诸于奇迹的发生了。这种对奇迹的渴望无论是梦幻也好，是绝望者的希望也罢，总之无奈之中我们对任何一个可以救治洋洋生命的信息都愿意相信，因为我们已经没有选择的余地。我和莎莉就像一个溺水的人一样，急切地想抓住任何一根可以抓到的稻草，尽管这根稻草是那么脆弱、那么令人难以放心。
癌症是个世界性的难题，现在很多医院很多医生都提倡或建议中西医结合来治疗癌症。我们在给洋洋进行西医化疗的时候，根据朋友的建议，开始四处寻求中医的治疗方案。只要有人推荐或网上有人赞誉的，只要有利于抑制癌症发展或缓解化疗副作用的，我们都要想方设法找到这位中医，然后请他给洋洋把脉开药。在上海期间，我和莎莉或凌晨出发或通宵排队，可以说求遍了不少著名的中医，医生所开的草药是用编织袋一袋一袋背回来的。在福州期间，我们也是四处求医，甚至到有人推荐的寺庙请僧人给洋洋看病开药。我还根据报纸和网络上的介绍，先后给全国各地著名老中医写信，向他们求援，希望他们能给我们一些治疗建议，救救洋洋。
信发了一封又一封，有的有回有的没回；药吃了一包又一包，但究竟有多少作用，我实在是说不清楚。只是洋洋的病情已越来越重，人也越来越虚弱。
因为从小受的是无神论教育，所以我原来对任何一种迷信的说法或行为都是嗤之以鼻的。但是洋洋生病后，我自己也变得越来越迷信起来。事后回想起来这一个时期的所作所为，我既替自己当时的行为感到好笑，同时又对有些人的行为感到了深深的理解。我渐渐明白了人世间之所以有各种各样的宗教存在，人们之所以会那么虔诚地去相信那些虚无的东西，就因为有些现象我们目前还无法解释，有些困境我们人类还无法摆脱。于是我们只能寄希望于冥冥之中能有一个救世主能来拯救我们，期盼着能有奇迹的发生。尤其是当一个人陷入绝境之时，把个人的命运寄托给上帝或菩萨无疑是一种本能的行为，是无助者自救的一种最后努力。确实，一个人没有遭遇大灾大难的时候，你是很难让他迷信什么的。俗话所说“临时抱佛脚”、“病急乱投医”，大概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气功是我国独有的一种传统的健身方式，它对于人的强身健体具有很大的作用，民间传说对癌症的治疗也有一定的帮助。洋洋在福州治病期间，一个朋友给我们推荐了一个气功师，说这个人非常厉害，已经帮很多人看好了各种各样的疑难杂症。我和莎莉于是带着洋洋急急忙忙找了过去。
咋一见面，我就有点泄气。这是一个上了年纪的老太太，长得普普通通，我怎么看都看不出她是一个气功师，而且是个专治疑难杂症的气功师。交谈中，她自己介绍原来她在xx化工厂医院当医生，很小就开始练功了，现在退休后发挥余热帮助人们看一些在医院里看不好的病。她看了看洋洋，一口咬定她有能力治好洋洋的病。随即她又说洋洋的肾有毛病，她说用手就可以帮洋洋把病根给抓出来。
我对气功一窍不通，是个百分之百的门外汉。但是作为一个从小就受过科学教育的读书人，我多少对至今仍无法用科学理论全面阐释的气功，说心里话是始终抱着怀疑态度的。尤其是面对这样一个貌不惊人的老太太，她究竟有多少功力我更是持有怀疑的态度，可是我又不敢把自己的疑虑说出来，毕竟现在能替洋洋治病是最关键的问题。
根据老太太的治疗方案，洋洋每天都要接受一次她发的功力。我站在一边目睹了她第一次的治疗过程。只见她让洋洋坐在一张板凳上，她站在洋洋的背后，开始通过双手给洋洋运气发功。我既看不到她运气时所用的力气，也看不到她具体的治疗手法。她的一双手只是在洋洋的身后隔空抓来抓去，这样抓了约半个小时，她就告诉我们今天的治疗已经结束了。
我们都很疑惑，甚至连介绍我们去的朋友都感到有点不可思议。但是我和莎莉商量后，决定还是先做一个疗程后再说，好在她的治疗费并不高，做一次40块钱，而且做一次交一次钱，不需要事先交一大笔钱。
以后的那段日子里，每天洋洋都会在莎莉的陪伴下打车去接受一次气功疗法，直到后来我们实在看不出有什么疗效，洋洋也对此失去信心后才作罢。
正规的医院，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都无法治好洋洋的病症，所谓的气功治疗也让我们看不到一点点的希望。无奈之下，我们最终也不得不尝试起网上流传的或朋友推荐的一些“土方”或“秘方”了。
红豆杉是国家一级保护植物，从红豆杉中提炼出来的次生代谢产物紫衫醇是广谱、低毒、高效的抗癌新药，被医学界公认为是人类近二十年来抗癌药物的最大发现。用紫杉醇做成抗癌新药我们一时不知去哪里购买，但不少朋友却推荐说喝用红豆杉树皮熬制的水，对抑制癌症的发展有很好的疗效。莎莉一位同事的父亲患有肺癌，据说多年来依靠饮用红豆杉树皮熬制的水，病情一直很稳定。我一个学生是从事木制品加工的，于是我马上委托他设法帮我找些红豆杉树皮，很快他就给我送来了一大袋。没想到红豆杉树皮熬制的水非常苦，我曾尝试了一口，苦的我舌头都有点麻了。但是洋洋在我们的劝说下，每天还是坚持喝下去一大杯用红豆杉树皮熬制的水。直到后期他已不能进食了，我们才不得不放弃了这一疗法。
蟾蜍，民间又俗称癞蛤蟆。据有关资料介绍，蟾蜍的表皮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镇静、利尿、壮阳、抗感冒病毒等功效，并对肝腹水、癌症等疾病有明显的疗效，还能迅速有效地增强人的体质和提高免疫功能。小时候我们都在田野里捉过青蛙，但谁都害怕碰到癞蛤蟆。原因就在于蟾蜍的外表长得实在是太难看、太可怕了。为了能治好洋洋的病，我也是硬着头皮打着手电到城郊的田地里或废墟中去寻找蟾蜍。好不容易找到一只，但是望着身上那一个个疙瘩的蟾蜍，我迟迟不敢下手去捉。
现在城里已经很难再听到蛙鸣了，连过去随处可见的蟾蜍也很难再觅见它们的踪影。好在我的一个朋友的家在乡下，他们一家人在乡下帮我们抓了很多的蟾蜍，并帮我们杀好剥了皮，专门送来供我们作为药用。
用蟾蜍皮贴在洋洋的刀口上，把蟾蜍皮烘干研碎用水送服，用蟾蜍肉煎水服用……可以说凡是网上有写到的，民间有流传的，朋友有听说的各种各样的方法，我们先后都做过了尝试。但是奇迹并没有发生，用蟾蜍以毒攻毒的疗法也没能阻止洋洋的病情一天一天地恶化。
三
跑了一家又一家医院，求了一位又一位专家，试了一个又一个偏方，诊断的结果无情的一致，洋洋的病情每况愈下。鉴于协和医院已经不肯收治洋洋，走投无路的我们通过朋友的介绍，最后只好来到了福建省肿瘤医院。
在省肿瘤医院我们找到了朋友介绍的刘健医生，起初看了洋洋的病历，刘医生感到十分为难。但在我们的一再恳请下，刘医生最后还是同意先将洋洋收下来，再试试还有什么治疗方案好用。
过了两天，刘医生把我和莎莉叫到他的办公室，对我们详细讲述了他制定的化疗方案。鉴于以往可用的化疗药物都已用过，刘医生建议我们试试一种最新的进口化疗药。这种化疗药据说效果不错，但价格十分昂贵，小小的一瓶药就要二万多元，一般人是承受不了的。但是我和莎莉一点犹豫都没有，立即就答应了下来。我和莎莉的意见是非常一致的，只要能治好洋洋的病，就是花再多的钱我们也是不会犹豫的。因为钱花完了还可以再挣，人没有了你再到那里去找呢？
当时从刘医生的办公室里出来，我就和莎莉商量好了，真的到钱不够的时候，大不了我们就把现在住着的房子给卖掉。
洋洋进入了新一轮的化疗阶段，在这期间我是下定了决心，工作再忙我也要请假好好陪陪洋洋。
在我的记忆里，自从洋洋来到这个世界上，我还从来没有拿出过这么多的时间来陪伴过他。洋洋刚出生，我在忙着评职称；洋洋开始读幼儿园，我刚好到外地高校去进修；洋洋上了小学，我则刚好调到机关，开始忙于撰写各种各样的材料，忙于处理各种各样的杂事。直至洋洋考上了研究生，我都没有好好地陪伴过他。只是在洋洋得了这么重的疾病后，自己才狠下心来，请了假来好好陪陪洋洋。但是我自己心里明白，这样的陪伴对于洋洋来说已经晚了。我只能在内心责怪自己，真是一个不称职的父亲。
晚上陪伴在病床边，看到洋洋在病痛折磨后疲惫地睡去，我常常会陷入一种恍惚之境，并自然而然会涌起一种难以形容的命运之感。在这个星球上，怎么会有我，怎么会有洋洋，而且我们两个人的命运竟会如此紧密地连在一起。人们常说，男儿有泪不轻弹。白天在家人和朋友面前，我常常要忍住悲痛，甚至要想方设法调整气氛，努力营造一种较为轻松的氛围。而到了晚上，特别是自己单独面对洋洋时，我常常会情不自禁地潸然泪下。我感到自己所面对的竟然会是这样一种无奈的命运，洋洋竟然会遇到这样一种悲惨的结局，想到这些，我的心里就会弥漫起一种生离死别的哀愁。
夜晚时候病房的灯是关着的，病人也是睡着的，而只有我独自清醒着。看到洋洋在睡梦中流露出那可爱的模样，联想到洋洋有可能即将与我们天各一方，我真有种回天无力的悲伤和无奈。只有这个时候我才真正明白，所谓“爱的力量”这句话是多么的苍白无力；我也心里明白，只有窗外的那一轮明月看得见我旷世的悲伤。
一个完整的化疗过程结束了，洋洋的病情究竟有没有得到控制，这种昂贵的新药究竟对洋洋有没有疗效，这都成为我和莎莉迫切想知道的消息，当然比我们更急的还是洋洋。所以化疗结束后，当我们询问刘医生什么时候再进行第二次化疗时，刘医生劝我们不要急，先给洋洋拍个片再说。如果效果好的话那就继续进行下一个疗程，效果不好的话再进行化疗也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
于是我们立即安排洋洋拍了个片，并催促刘医生尽快把拍片的结果告诉我们。那天下午刘医生从看片室走出来，神情显得十分的凝重。我心里已经猜到情况看来很不妙，但仍不甘心，还是小声问道：“结果怎么样？”刘医生摇了摇头：“癌细胞已大面积扩散转移，现在肺部和肝部到处都是。再化疗已没有必要，也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了，你们还是抓紧回去吧。”
我忍了好久还是忍不住问道：“根据你的临床经验，还有多少时间？”
刘医生看了看我，轻轻地叹了口气，嗡动着嘴唇说：“我想大概就三个月左右的时间吧。”听完刘医生的话，我忍不住打了一个寒噤，突然觉得脊背上一阵阵地发冷。
那天晚上，已疲惫到极点的我直到下半夜才勉强睡去。可是，很快我又被一个说不出具体内容的噩梦所惊醒。从梦中醒来，我一身大汗，心境久久无法平静。我很早就患有轻度失眠这一无法言传的隐疾，那天夜晚我更是无法入睡，大脑始终空空如也，身体不停地在床上辗转、碾压，只感到夜暗无边，苦不堪言。
四
希望是彻底破灭了，而且是破灭得不留一丝一毫。按照刘医生的临床经验，继续化疗对洋洋来说确实已没有任何的意义，而且只会增加洋洋的痛苦，于是我们决定放弃治疗，带洋洋回家。
在从福州回三明的路上，我的耳边一直回响着刘医生在我向他告别时悄悄对我说的话：“你的孩子现在想吃什么，你就尽量满足他，给他多吃些他平时爱吃的东西”。我知道这是一种再明确不过的暗示。跟生命初始的时光完全一样，我知道对于洋洋而言，现在除了食物，一切别的东西对他已重新变得毫无用处，他已经走上了人生回归的道路。
著名作家、诗人柯岩上个世纪80年代初曾写过一篇报告文学《癌症≠死亡》，在癌症患者中引起很大的反响，并极大地激发了广大癌症病人与死亡抗争的勇气。
但是“十个癌症九个埋，一个没死不是癌”，这更是流传在癌症病人中的一句顺口溜。可以说如今真是人人谈癌色变，只要一个人被医生诊断为癌症，就等于是被宣判为死刑。至于何时执行，则是一种极其折磨人精神的等待，这种等待既痛苦又显得是那样的毫无希望。
我真的不希望洋洋也面临着这样的等待，但是我们还有什么办法呢？
著名作家、学者周国平曾为自己第一个早夭的孩子写过一本书——《妞妞——一个父亲的札记》。这本书曾感动过无数的人，但也曾被一个身患癌症的小男孩子尤挑了理。在《让我心痛的妞妞和〈妞妞〉》一文中，子尤为周国平夫妇在得知妞妞所患的是癌症，就过早地判定妞妞已无药可治必死无疑而感到心痛。他对周国平抗辩道：“癌症在您的脑海里是绝症，是死的同义词。可您不知道，我们在与死抗争的过程中，才能感受真正的生。”
子尤的勇气是令人敬佩的，他患了癌症后与病魔抗争的痛苦经历也令我潸然泪下。但是更让我感到痛心的是，与大多数的癌症患者一样，子尤最终还是没能逃脱死亡的步步紧逼，很早就告别了这个他无限眷念的世界。
我不知道当今世界上还有什么打击比这更沉重的了？当你知道你所最挚爱的孩子，而且是你唯一的孩子，最多还有三个月的时间就要与你诀别的时候。怎样叫切肤之痛？何事算不堪回首？什么是回天无力？此时此刻我算是全明白了！
作为一个父亲，目睹着自己孩子的生命一点一点地耗尽，即将与你渐行渐远，而且最终将阴阳两隔，那种从同一种血缘里渗出的痛，至今让我刻骨铭心，这一辈子也无法将它从我的记忆里被轻易地抹去。
我的一个朋友的孩子死于一次车祸，突然而至的巨大的打击，使他们夫妻俩一夜之间白了头，而他的母亲也因此哭坏了眼睛。
洋洋得病后，我那位朋友特意赶来安慰我，言下还流露出这样的意思：我真羡慕你们还有个精神准备，最起码还能陪伴着孩子四处求医问药，给他最后的安慰和关爱，而我连这样的机会都没有。
我知道我那位朋友所说的都是心里话，他也真心想安慰我们。可是私下里我又想，我要这种精神准备又有什么意义？如果最终的结局都是一样的话，那么是走的无病无痛、走的无牵无挂更好，还是眼看着病痛与死神一步一步地宰割着孩子、一点一点地折磨着我们的心灵更好些呢？
其实，面对这样的问题，我自己也明白我没有什么更好的选择。
死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怎样度过死前的时光。明明知道已毫无治愈的希望，但是你仍然不得忍受着病痛的折磨，度日如年地等待着最后那早已明白的结果。这明显是不人道的，也是违背人性的。但是迄今为止，除了极少数国家外，绝大多数的国家仍然是冠冕堂皇地用法律维护着这种不人道的规定。这不能不说是人类的一大悲哀，而洋洋也摆脱不了这样的命运。
这让我想起了马克思1883年所说的“安详而毫无痛苦地长眠”这句著名的话，以及恩格斯那动人心弦的忠告：“医术也许能使他再拖上几年，使他毫无希望地消磨残生而不是立刻死去，以此为医学技术增光。但这绝不是我们的马克思所能忍受的，面对着许多未完成的工作，渴望去完成它又苦于无能为力，这样活着对他来说会比安然死去痛苦千倍。他常常喜欢用伊壁鸠鲁说过的一句话：‘死对于死者并非不幸，对于生者才是不幸。’我们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位伟大的天才憔悴衰老，消磨残生，去给医学增光，去受他年富力强时痛骂过的庸人们嘲笑——不能！他的逝世要比这强过百倍。”
五
回到三明后，洋洋的病情进一步恶化，癌细胞迅速扩散到腹腔内脏，转移到全身各个重要的器官。尽管这样的结果实在令人难以接受，但我们也只能无奈地一步一步地开始认识并接受，洋洋的病已到了回天无力的地步这样的事实。
在余下的那段日子里，洋洋基本上处于卧床不起的状态，大小便也只能在床上解决。到了最后他基本上已不能进食，主要靠输液维持着生命。
到了这个时候，大家心里谁都明白，摆在我们面前的该是一个怎样的结果。
面对已无法改变的现实，我的头脑反倒清醒起来。明明知道已经没有任何的救治希望了，此刻我最担心的是不能再让洋洋在人生的最后关头再吃一点苦了，因为他那经过多次化疗的虚弱的身体，已再也经不起哪怕是一点点的折磨了。所以我们拒绝了任何的治疗，只是通过药物尽量让洋洋减少一些痛苦。我和莎莉也日夜陪伴在洋洋的身边，并尽量满足他提出的任何要求。
死，从来就不是一次性完成的。作家陈村有一回就对史铁生说过：人是一点一点死去的，先是这儿，再是那儿，一步一步终于完成。
“现在我常有这样的感觉：死神就坐在门外的过道里，坐在幽暗处，凡人看不到的地方，一夜一夜耐心地等我。不知什么时候它就会站起来，对我说：嘿，走吧。”这是作家史铁生在《轻轻地走与轻轻地来》一文中所写下的一段话。
在陪伴洋洋的最后一段日子里，我也常常有这样一种感觉乃至恐惧，那就是死神会在不经意间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而把我最爱的洋洋给带走。
洋洋被确诊为癌症之后，我就曾不止一次地想到“死”这个黑色的词，甚至不止一次地做起与死亡有关的噩梦。在那些黑色的梦境里，我见到了早已作古的外婆、母亲和父亲，也梦见过英年早逝的哥哥和嫂子……时间仿佛在他们的身上停滞了下来，他们的容颜一点也没有老去，还是以前的样子。相反，我相信，在时间的另一边，他们正在无边的幸福里优游与沉陷。
一天上午，洋洋从病痛中缓过神来，拉着我的手悄悄地告诉我，昨天夜里他梦见了已逝世多年的爷爷正在向他招手。
我的心顿时“咯噔”一下，一股说不出来的酸楚从脚底直冲脑门。我预感到这是一个不祥的征兆，我意识到洋洋离我们而远去的时间已不会剩下很多了。
洋洋也许已意识到自己所剩的时间不多了，一天晚上我陪伴他的时候，他紧紧地握住我的手说：“老爸，到我真不行的时候，你一定要叫医生给我打一针，让我安乐死。”
对于身患绝症而又不堪忍受长时间病痛折磨的人来说，安乐死无疑是一种最明智的选择。安乐死既可以让患者在临死前尽量减少不必要的痛苦，而且也能让患者在临终前最大限度地保持自己生命的尊严。现在不少发达国家已通过立法的方式，确立了安乐死的法律地位。
可是中国的法律允许吗？我们亲人又能忍心吗？
握着洋洋的手，我久久说不出一句话来。
在洋洋得病之前，我对人的生老病死从来不曾认真思索过。但我还是粗略地知道，任何人都不可能对自己生命的产生获得主动权，惟一自己能主动把握的就是生命的离去。最大的主动是自杀，因此自杀成了具有重大哲学意义的生命行为。海德格尔就说过，惟一能把握生命的机会，是放弃生命。
其实，据我私下暗暗的观察，洋洋在患病的后期已有好几次流露出要自杀的意愿。尤其是从福州回到三明的家里，那时他还能在小范围的空间里自由走动的时候，他就曾不止一次地站在8楼的窗户前，默默地自语，索性跳下去算了。
洋洋的自言自语刚好被我听到，但我并没有去责怪他，也没有去劝说他，只是从那天开始在陪伴他的时候，我多了几分的警觉，尤其是晚上我更是常常不敢入眠，我生怕洋洋真的会做出这样的傻事。
自杀和死亡，其实并没有人们想象中离得那么远。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意识或下意识的自杀式行为，我们是处处可见的。例如，烟民每抽一根烟，就隐藏着一次自我谋杀的意愿；酒徒每酗一次酒，就预示着一次透支自我生命的可能。当然这些“自杀”行为与那种直接结束生命的举动相比，只不过是比较轻微而已。弗洛伊德就认为，死亡是每个个体的无意识里都埋藏着的本能，一些因素会使这些潜在的意愿化为真实的行动。
对于绝大多数的人来说，自杀是与恐惧和绝望相关的无奈选择，也是解决问题的不得已的最后途径。不到绝望，自杀基本上不会成为人们的日常考虑。对于人类来说，生命是最宝贵的，不是到了无路可走的时候，通常来看人们是不会轻易地选择自杀这条路的。
自杀是需要有很强的勇气的，不是一般的人能够做得到的。只有到了绝望的境地，一个人才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对于癌症患者来说，要么是想减轻一些痛苦，要么是想在最后的关头给自己留点尊严。
洋洋的病情一天比一天更加沉重，身体也一天比一天更加虚弱。最后几天医生已经显得无能为力，再也开不出什么有效的药来了，每天只能通过止痛药帮助洋洋减轻疼痛。
为了给洋洋心理上最后一点安慰，不让他失去最后的那一点点生存的信心，在我的极力坚持下，医生才同意仍然给洋洋继续输液，只是输的是没有添加任何药物的纯生理盐水。
我明白这是一种自欺，不仅欺骗了自己，也欺骗了洋洋。可是不采取这种措施，我又有什么其他办法呢？
洋洋即将离开我们时的那段感情折磨，我想一般人是根本无法体会的。眼看着自己至爱的孩子就要离开我们，可是作为父亲的我却显得是那样的束手无策，那样的无能为力，你想这种痛苦与无奈，这个世界上又有几个人能真正理解与体会？
最后那几个夜晚，都是我在医院里陪伴着洋洋。夜深了，极度虚弱的洋洋已沉沉睡去，但是我却始终无法入睡。
凝望着洋洋惨白的脸色和睡梦中流露出的痛楚，我就会产生一种强烈的自责，会可怜起自己的无能，当时的我真恨不得狠狠地抽自己几个嘴巴。我曾在心里一次又一次责问过自己，连自己的孩子都救治不了，你算什么父亲？
远望着病房门窗外那一轮明亮的月亮，有时候我又忍不住想对这个世界发出最恶毒的诅咒，像洋洋这么优秀的孩子都非死不可，这个世界又有什么公理存在呢？
苏格拉底曾说过：让我死，而你们活……我多么想说，洋洋，让我去死而你活啊！可是，谁又听得到我的呼唤，谁又能满足我的恳求呢？
六
人虽然不能测算自己的出生日子，但可以估计自己即将离去的时间。
记得那天上午，洋洋中学时的几个同学来看他，虽然洋洋说话已经显得非常吃力，但是他的情绪却很好。
几个同学坐了好长的时间才依依不舍地要与洋洋告别，可是洋洋拉着同学的手就是不肯松开。好不容易让同学走了，可几个同学才走出大门没几步，洋洋又要我冲出去赶快把他们再叫回来。这次洋洋没有再说话，只是紧紧地握着同学的手久久不肯放开。
病房里一片寂静，我看到洋洋的眼睛里饱含着泪水。我的心不禁猛烈地颤抖起来，我知道这是洋洋在向他几位最好的同学做最后的告别，也是洋洋在向这个他眷恋的世界做最后的告别。
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赶快转过身去。当时我要不是紧紧地咬住了自己的牙关，我真的很难控制自己不大声哭出来。
洋洋的同学走后没有多少时间，洋洋的状态就显得很不正常。他紧闭着眼睛，一句话也不说，让人明显感到他在迅速衰弱下去。这个时候我们已经没有任何的办法可以采用，所有的目光都聚集到了摆在床头柜上的那台心电图监测仪器上。
静默中，心电图监测仪器屏幕上那条原本不断波动跳跃的曲线，似乎正被一股神秘的力量所左右，慢慢地被拉长，渐渐地趋向缓慢，最终安安静静地趴在那里，一动也不再动了。
病房里一阵忙乱，医生及时赶来对洋洋进行了最后的抢救。
但是人工按摩和电击抢救都没有让洋洋醒来，奇迹还是没能发生。施救的医生最终看了看洋洋的瞳孔，无可奈何地摇摇头，什么话都没有说就走出了病房。我知道一切都结束了，洋洋真的离我们而去，他终于彻底地得到解脱了。
面对家人的一片哭声，我下意识地看了看手表：洋洋离开我们亲人、离开这个世界的时间是：2007年9月23日14点30分，享年仅24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