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
——中国民谚
一
灾难其实早在洋洋放寒假回家前就已经初露端倪，并对着我们一家人张开了它那血盆般的大口。只是当时我们谁都没有意识到，也绝对不会往那么坏的结果去想而已。
我清楚地记得，那是2006年的1月5日。那天晚上，我和莎莉与朋友们吃完晚饭后正在一起打牌，莎莉突然接到在厦门大学读研究生的洋洋打来的电话，说他的肚子很痛，吃了拉肚子的药也没用，不知是怎么回事。当时我和莎莉都没有太在意，因为孩子有个头痛脑热本来就是常有的事情，何况洋洋已经成人，平时也都会有个肚子痛或感冒发烧的毛病。所以我们只是在电话里叫他马上去厦大医院找医生看看，有情况再给我们打电话。
大约过了半个多小时，洋洋打来电话，说医生给他打了一针止痛针，现在肚子不痛了，他也马上要赶回学校去准备明天的期末考试了。
听说洋洋已经没事了，我和莎莉也就放了心，于是继续打牌。但是不知什么原因，本身自我感觉牌技还不错、平时打牌也很少出错的我，那天晚上接完洋洋的电话后我却一次又一次地出错牌，连莎莉都觉得我有些奇怪。
其实，事后我们才知道，那个时候癌细胞已经大量地潜伏在洋洋的身体里，正在偷偷地吞噬着他那高大而又健康的躯体。洋洋的肚子痛就是这个恶魔爆发前释放的一个危险信号。
洋洋是放寒假后过了一个多星期才回家的。记得当时他还在电话里告诉我们，想先从厦门到福州，跟几个原来在福州大学读本科时的同学玩上几天再回来。后来也许是莎莉的劝说，也许是大部分同学都已放假回家了，所以洋洋才在离春节不到一个星期的时候回到了三明。
回到三明的第二天晚上，莎莉就带洋洋到列东百货大楼想帮他买几件衣服。可是出门还没有多少时间，他们母子俩就回来了。我感到很奇怪，一问，才知道是洋洋的肚子又痛了，莎莉也没有心思再陪他逛了，马上就带他回了家。
洋洋的肚子一次又一次莫名其妙的疼痛不由引起了我夫妻俩的警觉，我们商量了一下，决定第二天一早就由莎莉陪洋洋去医院好好做个检查。
早上八点不到，莎莉就陪着洋洋去了三明市第一医院。正是放寒假期间，那天上午我哪里也没去，仍然像往常一样在家里看书。但不知是什么原因，那天的书虽然拿在手上，但我的注意力却始终集中不起来。而且整个上午眼看就要过去了，可莎莉和洋洋还是没有回来。正当我已坐立不安，急着要给莎莉打电话的时候，我终于听到了他们母子俩回家的开门声。
莎莉的声音充满了焦虑。一个上午的时间，医生先是对洋洋感到疼痛的部位做了B超检查，因为看得不是很清楚，于是换成了彩超检查，还是觉得看得不是太清楚，医生又建议最好再做一个核磁共振。莎莉这时的心已经悬了起来，只好带着洋洋又去做了一个核磁共振，结果医生还是说看不太清楚，要求洋洋过一天后再去做个加强型的核磁共振检查。
听完莎莉的叙述，当时我的嘴上虽然没讲什么，但我的直觉却让我的心立即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一种不祥之兆顿时笼罩了我的大脑。记得那天晚上躺在床上，我始终是辗转反侧，始终是无法合上自己的眼睛。我做了种种不好的猜测，每一种猜测都会给我带来一阵阵的恐慌。然而，尽管我做了最坏的打算，也做了最充分的心理准备，但我根本不会想到事态的发展竟然要比我的预计和猜测更凶险无数倍。
好不容易熬过一个不眠之夜。第二天一早，我和莎莉就带着洋洋一齐到了医院。还是做核磁共振检查，只是这次做的是加强型的核磁共振。检查前医生给洋洋打了一针不知叫什么名字的药水，说这样会使检查的图像更加清晰，更容易判断病情。
做完检查，医生要我们等一个小时后再来，因为他们要先对所拍的片子做个会诊，然后才能做出最终的结论。
于是莎莉留下来等待结果，我则带着洋洋先出去散散步，也好借机缓解一下洋洋和我自己紧张的情绪。
我与洋洋在江滨路上漫无目的地走着，我们两个人谁都没有说话。我明白我们父子俩都已经意识到了情况的严重性，但我们谁都不愿意先去捅破这张纸，谁都怕看到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实的发生。当然在我们的内心都还抱着一丝丝侥幸的心理。
一个小时不到，我和洋洋就回到医院。远远地看到莎莉站在核磁共振检查室的门口在抽泣，我的大脑顿时一片空白，我只记得当时的感觉就好像天要塌了下来。
从莎莉的手上接过洋洋所拍的片子，我都来不及仔细看上一眼，就急匆匆地找到一个我认识的诊室主任，请他帮我再好好审看一下片子，并帮忙我们出出主意。只见他把手中的片子翻来覆去地看了很久，一句话也不说地沉思了好一会儿，最后才跟我和莎莉说道，你们还是去福州找专家再会诊一下吧，他们更有经验。他跟我解释说，三明市第一医院这台核磁共振机器虽然是全省最新购置的，所拍的片子也非常清晰，但是因为具体操作这台机器的医生刚进修回来，临床经验还不够，最后的诊断还是以省里专家的意见为准。我从他的脸部表情与说话语气里已经明白，洋洋的病情看来是凶多吉少了。
从医院出来，站在人来人往的大街上，我跟福州朋友的电话还没有打完，我们一家人早已是泪流满面。
在街边的小炒店随便吃了几口饭，我们一家人就驱车往福州匆匆赶去。由于福州的朋友事先已帮我们与省立医院的专家约好了时间，所以一到省立医院，等待已久的专家就立即帮洋洋做了详细的检查，并对我们带去的片子进行了认真的研究。专家初步判定洋洋所患的是肿瘤，至于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那要等手术后做了切片检查才能确定。医生随即给我们开了住院单，告诉我们现在已近春节，节前是来不及动手术了，要我们春节一过完就来找他，好尽快实施手术。
从福州回来的路上，我们一家人都陷入了从未有过的沉默。多少年了，从三明到福州，从福州到三明，在这条路上我已经不知道自己走了多少个来回了，但是这一回我感到路程是那么的漫长，时间是那么的难熬。我不知道在前面等待我们一家人的是怎样的一种灾难。
二
没过几天已是2006年的春节了。在我的记忆中，这是我有生以来最难熬的一个春节。往年过年前，我们一家人都会在一起高高兴兴地逛市场、购年货，还要给洋洋和莎莉买上几件新衣服，可是今年我们谁都没有兴趣上街办年货了。原来的春节文艺晚会尽管不怎么好看，我们一家人还会围聚在一起有说有笑地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2006年的春节文艺晚会究竟演的是什么内容，直到现在我的大脑里都没有一点点的印象。
最难的事情还是要瞒着莎莉的父母亲。为了让两位老人春节能过得愉快些，我们一家人不仅不得像往年一样在大年初一到老人的家里吃上个晚饭，而且还要强颜欢笑，刻意掩饰，不能流露出一丝丝的不安和焦虑。
春节那几天，除了在莎莉的父母亲家，洋洋不得不跟他的外公外婆说上几句话外，绝大部分的时间洋洋都保持着沉默。我几次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听到洋洋在床上辗转反侧的声音。
还只是大年初四，我们一家人已经是再也等不下去了。一早起来，匆匆收拾一下要带的东西，我们就往省城福州赶去。
这次我们去的是福州的协和医院。春节期间通过多方的打听和了解，知道这家医院的陈医生是全省此种疾病的知名专家，所以我们一定坚持要他亲自给洋洋动手术我们才放心。在朋友的帮助下，我们终于约到了陈医生，并很顺利地办好了入院手续。
医院显然还没有从过节的氛围中恢复过来，不少医生还在假期里没有上班，病房里显得有点冷清。因为陈医生还在老家没有回来，所以具体手术的时间就定在了初八医院正式上班的第一天。朋友告诉我们，由于给洋洋动手术的医生是全省知名专家，有很多病人是想方设法托各种关系点着名找他做手术，医院能这样安排已经是非常照顾的了。
于是，我们一家人尽管心里非常焦虑，但也只能是强迫自己安下心来耐心等待。在这几天的焦急等待中，医院只是按惯例给洋洋做了些手术前的例行检查。
洋洋显然很有人缘，住院部的几个小护士都很喜欢他，都称他为小帅哥。洋洋看得出也在努力地调整着自己的情绪，不时地与医生护士们开着玩笑。
那几天，每每看到值班医生和小护士与洋洋开着玩笑，说着笑话，尤其是几个来医院实习的福建省医学院的研究生得知洋洋是厦门大学的研究生，而与他交谈起一些研究生在校学习的情况时，我的心里就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恍若是在梦中的感觉。是的，面对眼前这样一个高大英俊、谈笑风生的大小伙子，谁又能相信谁又愿意相信他竟然有可能患的是癌症呢？说句真心话，有的时候，在恍然之中，我似乎都会为世界上尤其是在我们的家庭里，竟然可能会发生这种荒唐的事情而感到无比的惭愧。
农历正月初八，也就是2006年的2月8日，医院正式上班的第一天。随着洋洋被推进手术室，手术室那扇厚重的大门立即就紧紧地被关上了。医生虽然事先就跟我说过这是一次小手术，但是我的心还是随着那一声沉重的关门声而被高高地悬了起来。
我和家人及几个朋友一步都不离地守候在手术室的大门外。也许是为了转移我的紧张心情，几个朋友有话没话地与我聊着各种各样的话题。但不管聊什么，我都一点也打不起精神，而且我的目光时不时地便投向那扇紧闭的大门。当时我的内心十分矛盾，我既希望这扇大门早点打开，可以让我们早点知道手术的结果，肿瘤的性质；但我又害怕这扇大门打开后，我将面对的是难以接受的现实。因为大门的开启不仅将决定着洋洋的命运，同时也将决定着我们一家人的命运。
我知道，在大门的背后，我们一家人等待的是一场命运的判决。
手术室的大门终于在我们焦急的等待中打开了，出来的不是洋洋，而是为洋洋主刀的陈医生。他托着一个盘子，盘子里装着刚刚从洋洋身上摘除下来的病体。陈医生一边给我们讲解着手术做得很成功，一边表情严肃而且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从他几十年的从医经历和临床经验来判断，洋洋的病情不容乐观。但最终的病情究竟严重到什么程度，确切的定论还是要等到具体的病理切片检查后才能认定。
陈医生说完病情后又走进了手术室，而我却在手术室的门口站了很久很久。要不是朋友的提醒，洋洋从手术室出来时我甚至连去帮忙抬担架的事都忘了。
三
人的一生中，有许多说不完、道不清的等待。如等待考试成绩的公布，等待入学通知书的下发，等待有情人的回信，等待升迁名单的公示……而这次等待洋洋手术后病理切片的报告，可以说是我有生以来最揪心最难熬也是最漫长的一次等待了。手术后，主刀的陈医生虽然已经预告了他的担忧，而且这期间我也上网查看了不少资料，并咨询了有关专家，所有反馈的信息都是凶多吉少。但是尽管如此，我仍不肯相信灾难会真的降临在洋洋这样一个活泼可爱的孩子的头上，会降临在我们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平常人家。
在那段废寝忘食的日子里，在焦急的等待中我仍然抱着一丝丝的希望，希望奇迹的出现，希望冥冥之中能有一种力量帮助我们一家人渡过这一难关。尽管从小受到无神论的教育，我既不信佛也不信教，但是那几天，我却天天在心里默默地祈祷着菩萨和上帝能保佑洋洋，能眷顾我们这个原本幸福安宁的家庭。
病理切片检查报告终于在我们又盼又怕的等待中出来了。原本七天就可以出来的报告竟让我们整整等了十天。事后才知道，为了慎重起见，医院曾先后做了两次的复查，还专门邀请有关专家进行了会诊，确定无误后才最终形成了此份报告，乃至拖延了好几天的时间。医院是够慎重的了，但报告的结论对我们一家人的打击却是致命的。
手捧着医院出具的病理报告单，“癌”这个字就像一枚重磅炸弹重重地打在了我的心上，我的心顿时跌落了下来，一种天就要塌下来的感觉让我沿着一条通道向无底的黑暗深渊迅速滑落下去。面对泪水长流的莎莉，我一时间真不知道要怎样去安慰她才好。
拿着医院出具的病理报告单，我迅速在网上搜索查找着有关这方面的资料。对照着洋洋的病情和网上有关的说明，我的心越收越紧，悲哀像节节升高的气温慢慢笼罩了整个房间。整整一个通宵我因漫溢不止的顾虑不安而无法入眠，由此衍生的恐慌和焦虑在整个房间的空气中不断膨胀，几乎到了要爆炸的程度。尽管我事先曾做了最坏的打算，但心里原来还仅存着的一丝丝侥幸的期盼，最终还是在无情的现实面前落空了。
我终于明白，洋洋所患的肿瘤，有精原体与非精原体之分。如果是精原体的话那就会好得多。记得著名运动员、六次获得环法国自行车赛冠军的阿姆斯特朗患的就是与洋洋同样的癌症。但他是精原体的，所以动了一次手术就痊愈了，而且身体还非常结实。但是洋洋所患的却偏偏不是精原体，而是毒性要高得多、死亡率也高得多的非精原体肿瘤。明白了这样的结果，我也就明白了我们一家人将要面对的现实。
记得早年阅读小托尔斯泰的巨著《静静的顿河》时，其中写到男主人公葛里高里的爱人去世时，他发现自己头顶上的那一轮太阳竟然是黑色的。当时我很难理解一个人的视觉会产生那样的错误，甚至以为是不是作者的笔误。但是那天上午，拿着洋洋的病理报告单，我无意中抬头看了看天，竟然发现天上悬挂着的真的是一轮黑黑的太阳。
在极度的痛楚与绝望中，我真正体验到了人生的撕裂与心灵的重创。我知道灾难已经降临到我们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家庭，有好一阵子我的眼前是一片漆黑，似乎有一股强大的吸力正在把我向一个巨大的黑洞拖拉下去，而且那是一个无底的望不到边的巨大苦难的黑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