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铭在京城之乱中会带出卢默赠与的碗，纯属为了保留朋友的记忆。
那个碗是卢默临别时所赠。他曾说过自己也许再也不会回京城了，这是汉人对他友好的证明，他转赠给李铭，也作为羯人感激汉人的证明。
这碗很有趣，卢默说他曾用这个盛满了钱，那就可能是个乞丐给他的碗，教他如何去要饭，而完全不知道要饭是什么的卢默，恐怕也不知道那个汉人对他的“友好”，是一种“与其我给你钱不如教你如何营生”的想法。
李铭带着母亲奔逃出家的时候，除了带了一些贵重的东西，那些小时候有记忆的物品也都一并带了出来，其中便包括这碗。
而如今，他想试试让京中的人关注起“难民”这个群体。
李铭确实不及以前的齐邵，但以前的齐邵可没有李铭这样有这么多人在身后提供援助。
齐邵教导李铭如何在引起众人的注意后上疏给陛下，然后由朝廷颁布“劝捐”的诏书；李锐则说动禁卫军和国子监太学生一起去做这件事。
然后国子监的学子和禁卫军的年轻禁卫一起，每个人都捧着一个碗上街去乞讨。
也有许多学子不愿意，李铭也不勉强。但更多的人是对李铭身后的李国公有信心，所以愿意跟着李铭去做这件大事。
当年齐邵当掌议时，国子监曾经甚至震动过皇帝，齐邵也是这般一步登天成为天子近臣的，参与的每个人都羡慕那样的境遇，每个人都期望成为下一个齐邵。
国子监的学子们并没有在这场浩劫中有所动荡，国子监街也没有被焚烧，但行政中心都已经偏移，那国子监自然也就搬到了陪都长安。
长安也有国子监，所以这些太学生们是没有无衣可穿，无食可用，无顶蔽身的情况的。
禁卫军也是如此。第一批的禁卫军本就有许多是达官贵族之后，这是天子直接的卫戍部队，第一个要求的就是忠心，自然就住在宫里。
这么多穿着儒衫或劲装的年轻人拿着饭碗，铺着草席在各种闹市中乞讨，自然引起了众人的关注，也有好奇的人丢上几个铜板给这些人，学子们便拿它换成馒头稀粥等物，送给真正需要这些的人。
有些人说他们是有辱斯文，有的人骂他们不知所谓。但这些太学生们就是坚持着乞讨、露宿街头的举动，包括信国公李茂的儿子，以及许多朝中大臣的儿子。
他们以这种方式，提醒着除了争权夺利，除了迎回太后，长安还聚集着太多无家可归的人。百姓才是社稷的根本，若衣食无着，没有居所，就会酿成大乱。
对此，曾经是国子监掌议的齐邵第一个做出回应，他派出家人在城外搭建茅棚，以供一些老弱病残暂时居住，齐家不是富户，但是也做到了一日施一次粥。
这位在朝中风头正劲的太傅率先做出动作，其他大臣便知道了是什么意思。他们许多自己都住在宫里，自然是知道长安的房子已经紧张到什么地步，便也捐献出一些银两，在长安城外搭建茅棚。
李铭和国子监学子们每日捧着碗在长安各家高门富户门口替难民乞讨，这些富户有很多就是趁着粮价紧张囤积居奇的商人，每日被这些未来的“国相”们一围，脸皮也难过的紧，可又不愿意降价或施米，除了硬撑，别无他法。
高门大户有些碍于名声，派了人去城外棚户区施粥，可大商人们却互相联合起来，咬牙就不施米，也不降价。
若一施米，大家都施，就没人买米，全去喝不要钱的了。
李铭也狠，每日里和学子们就在这些富商门口吃睡，李锐带的禁卫军各个都身强体壮，也在这些高价买米的粮商店门口讨饭。他们都有官身，商铺的掌柜也不敢出去轰走。况且禁卫军不是吃素的，想打也打不过。
如今长安也不知道住了多少难民，除了洛阳受灾无家可归的人，尹朝反贼带着胡人南下侵占了汾州的疆土，汾州也多有难民逃到了通州和京城。
江南不稳，户部粮食要支援前线，这些粮商这时候囤积居奇，简直如同叛贼一般。朝廷早就想对这些人磨刀霍霍，一直苦无借口，一直到李铭和李锐带着太学生和便服的禁军做出“围讨”的样子，难民们一直压抑的情绪也爆发了。
他们一起围住了各个富商和粮铺的门，也不打砸，就围着不走。又有穷苦的人每天就卧在粮仓里收购粮食进出的道路上，旁边放好棺材，等着运粮车从他们身上碾过去。
在最终的大冲突爆发之前，朝廷及时出手制止了。
此场“乞讨运动”，最终以太学生上疏朝廷，要求妥善安置难民，严惩不良富商，少帝应允而告终。
朝廷颁布了严令，关中各商家所卖的粮食，若比往年市价高出三成以上，家产充公；若比往年市价高出五成以上，家产充公，全家流放；若比往年市场市价高出一倍以上，当家者当众绞死，其余家人充没官籍，成为罪人。
此令一出，再加上朝廷真的处理了几个大的粮商，顿时京城粮价恢复到一个较为合理的价格，朝廷的严令被传递到各个州府，各地地方官也都严格监督起来。
高门和大户们一边骂着信国公府两个子侄简直有病，一边无奈的拿出粥米赈济难民。之前米价昂贵，粮食不易储存，谁也不愿意将家中的存米拿出来救济，如今米价平抑，倒是可以做做善事，得些名声了。
而后朝中迅速颁布了修建新的外城，扩大外城面积的指令。由德阳郡主的仪宾熊乐督造此城，征召长安的流民和难民作为工人。
其实国库并不充盈，但修建外城也是逼不得已。流民多则滋生事端，若不弄出些大工程让这些流民累个半死，他们无可事事游手好闲之下就会生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