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北方春日的下午，阳光照在人身上暖洋洋的，一会儿就能把人晒出困意。杨玉梅从厚厚的案卷上抬起头，睡意朦胧地望了一眼窗外，窗外的国槐还在冬眠，显得毫无生气。收回视线，杨玉梅又看了一眼窗台上的绿色植物，在她的精心呵护下，这一盆来自南国的花卉长得蓬蓬勃勃，绿意葱茏，给她的办公室平添了几分生气。这盆花是春节前单位统一购买的，每个办公室分发了一盆，虽然到现在她也叫不上它的名字，但她让她在北方漫长的冬季里提前感受到了春的气息，乃至生命。
想到生命，杨玉梅把思绪停留在了她刚刚埋头的案卷里。那是一幢过失致人死亡案，被害人是一个深陷毒渊的四十多岁男子，犯罪嫌疑人不是别人，而是和他在一个屋檐下共同生活了近二十个年头的结发妻子。事实上，妻子的本意是要帮丈夫戒除毒瘾，未曾想却要了丈夫的命。想到这里，杨玉梅在脑子里还原了案发时的情景，以及这个家庭前前后后的遭遇。
二
正月初四，正是举家欢庆的日子。一个叫程英的四十岁女人正在家里打扫卫生，她的几个亲戚刚刚来家里串过门。对于亲戚们还愿意和她来往，在过年的时候还愿意到她家里来坐坐，程英的内心是欣慰的，说明亲戚们并没有因为她有个吸毒丈夫而嫌弃她，她还是他们愿意走动的一门亲戚。但她的喜悦还没来得及发散，就因为丈夫的回来，让她的生活掉入了冰窟，甚至让人绝望。
说起来，程英也是一个苦命的女人。二十岁的时候，从偏远乡镇嫁到了城郊，丈夫张军比她大四岁。一开始，娘家人包括亲戚朋友都觉得她嫁得好，男人老实本分，离城又近，地里随便种点菜，拉到城里的市场上就能变成现钱，干完农活，晚上还能换身新衣服到城里的舞厅跳舞，或者去电影院看电影，日子过得和城里人几乎没啥两样。程英也很满意自己的这桩婚姻。
短短几年里，她们的女儿和儿子相继出生，一家四口小日子过得和和美美。由于家里耕地少，加之人口急速膨胀，仅靠地里的收入，只能勉强糊口，而且地里的农活，一个人就能轻轻松松干完，张军便把农活留给程英，自己到城里打工，每天白天上班，晚上回家，一家人团聚，倒也其乐融融。张军为人忠厚，也没什么爱好，每个月挣的工资，留点零花钱全都如数交给程英保管，程英也打心眼里放心自己的丈夫。
在城里打工一年多后，张军渐渐变了，拿回来的钱越来越少，后来甚至向她要钱花。程英问起来的时候，张军总是躲躲闪闪，要么说没有发工资，要么就说请人吃饭花了钱。程英最初也没在意，男人嘛，在外面交往很正常，他也希望自己的丈夫在外面有更多的朋友。
渐渐地，程英发现了一些破绽，张军下班后总是不按时回家，而且常有鬼鬼祟祟的人来家里找他，说话还背着她和孩子，交头接耳，很不正常。
当张军又一次伸手向她要钱时，程英终于忍不住问起了原因。张军起初一口咬定没事，后来终于承认自己染上了毒瘾。程英顿时感到一股寒流传遍全身，没想到自己老实巴交的男人也会学坏，她歇斯底里对男人发泄了一通，希望男人能够戒毒。男人倒也听话，乖乖去戒毒所戒了三个月毒。戒毒回来后，男人正常了一段时间，但不久又重蹈覆辙。任凭程英说尽好话，男人口头上答应不再吸毒，但背后仍在偷偷摸摸地吸。
从那时开始，程英的命运已在悄悄发生着变化，噩运也在一天天向她靠近。
丈夫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吸毒者。他虽然还在城里打工，但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一个月挣不了几个钱，而且全都买了毒品。家里的日子，全靠程英一个人支撑。
为了让丈夫戒毒，程英想过多种法子，她找过丈夫的兄弟姊妹，兄弟姊妹们苦口婆心劝说没用。她找过村干部，村干部做思想工作还是没用。她向公安报过案，强制戒毒还是没有用。程英自叹命苦，只希望丈夫有朝一日能够浪子回头，但这样的日子遥遥无期。程英曾想过和他离婚，并以此为条件向丈夫摊过牌，但丈夫已经深陷毒渊，不能自拔，他甚至爽快地答应了程英的要求。他也觉得程英跟了自己太委屈。但心地善良的程英却又心软了，她心疼两个孩子，不希望孩子没有父亲。好在两个孩子从小懂事，学习也好，女儿刚满十岁就能在程英忙的时候替她做饭，帮她干些家务。孩子是程英最大的安慰，也是她生活的希望，她盼望丈夫也能看到这些，清醒过来。
三
五年前，城市开始扩建，程英所在村的耕地全部被征用，为了补偿他们，每户分到两套九十多平方米的楼房和一间不大的门店。因为没有经济来源，他们留下了一套住房和门店，将另外一套住房卖给了别人。
家里有了一笔钱后，张军更加贪婪了，他不愿去打工，白天一整天都呆在家里，一到天黑就不见了人影，有时候甚至整夜不归。这期间，张军的脾气越来越坏，稍不如意就会大发脾气，轻者摔碟子摔碗，重则打骂孩子，程英去阻挡，就会把巴掌甩在程英身上。只要张军脸色不好看时，为了不招来他的巴掌拳头，程英和孩子们就都躲得远远地，母子三人忍气吞声盼望有朝一日他能改过自新。
张军也有清醒的时候，每当此时，他会向程英和孩子们道歉，发誓再不吸毒，不对家人发火。但只要毒瘾一发作，他就会像魔鬼附体一样难以自控。
为了让丈夫离开毒品，程英想从经济上制裁他。自从地被征后，程英试图牢牢抓住家里的经济大权。但这些只是表面现象，丈夫毒瘾发作时是一头野兽，拿不到钱，他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就这样，程英在心底里牢牢筑起的堤坝，总是被丈夫毒瘾发作时的洪水给冲决，她内心的创伤也随着丈夫毒瘾的一次次发作越来越重。到最后，她只能妥协，放任丈夫胡作非为。
短短几年时间，丈夫已经把卖楼房的钱糟蹋了一多半，程英既心疼钱，也心疼丈夫，尤其他毒瘾发作时用头撞墙，甚至拿起砖头来砸自己脑袋的疯狂劲，一直是她不忍面对的伤痛。
女儿马上要高考了，儿子也上了初中，两个孩子都是学校看好的苗子，眼看着家里到了大笔花钱的日子，程英不希望丈夫再把家里闹得鸡犬不宁，她希望能给孩子们一个良好的学习生活环境。
入冬后，程英找张军的兄弟姊妹说了自己的想法。兄弟姊妹们这些年来眼看着程英在张军的阴影下备受折磨，他们也对自己的这个兄弟恨铁不成钢，只要能使张军离开毒品，他们什么都愿意做。在兄弟姊妹们的轮番劝说下，张军终于清醒地认识到了自己吸毒给家人造成的危害，答应再次去戒毒。张军戒毒的日子里，家里总算清净了一段日子。春节前，张军回来了，信誓旦旦地向程英和孩子们保证，以后一定远离毒品。程英也天真地以为，丈夫这一次能够彻底远离毒品，让她和孩子们过上安稳日子。
但就在正月初四那天下午，程英正在家里打扫卫生，并想着心事的时候，丈夫从外面回来了，进门就伸手向程英要钱。
程英问他要钱做什么。张军不回答，只是一个劲地让她拿钱。
程英强烈地意识到丈夫旧病复发了。她冷冷地回了一句：“没钱。”
但丈夫已经冲进卧室开始四处乱翻。
程英见状，跟过去拦挡丈夫，并试图提醒他自己发过的誓言。但张军哪里肯听，他一把推倒程英，头碰在了床头上。幸亏程英早有防备，只起了一个小包。在隔壁屋里的女儿和儿子听到动静后跑了过来。
“妈妈，你没事吧？”女儿过来扶起程英。
儿子也拉了父亲一把。“爸爸，你不是答应过妈妈再不吸毒了吗？”
张军狡黠地答应着儿子，让孩子们先出去。程英也示意儿女们先出去。
两个孩子刚一出门，丈夫就不顾程英阻拦又开始了翻腾。因为他非常清楚程英把钱放在什么地方。程英一看这架势，明白丈夫是不达目的不罢休。程英内心深处是再也不希望丈夫重蹈覆辙的，她一边扑过去从背后拦腰抱住丈夫，一边喊孩子们把绳子拿来，他们要合力把他绑起来。其实，用绳子绑的法子还是张军自己想出来的，以前他毒瘾还不怎么深的时候，有几次毒瘾发作，他自己要求程英把他用绳子绑住，等过了那一阵狂躁期再解开绳子，也能起到一点作用。但后来毒瘾越来越深，用绳子绑根本不起作用，他也不愿意被绳子绑，甚至看到绳子就恐惧。但眼前的情景已经不容许程英多想，她脑子里想的是尽快控制丈夫。
绳子很快拿来了，程英母子三人七手八脚把张军按倒在床上，绳子在张军身上缠绕了几道。他当然不愿意束手就擒，他在极力反抗。但他的反抗几乎多余，因为家人帮他解毒的决心远远大于他的毒瘾。张军很快被五花大绑。
就在母子三人松手的一瞬间，张军一跃而起，弯曲的身子撞碎窗户玻璃，重重地甩出了他们住的五楼。
在那个原本平静的下午，就因为张军的那么一跃，一家人的命运又一次被改变。
程英母子迅速从楼上冲下来，楼下来来往往走亲串友的人们已经先一步来到张军身边。只见他脸朝下趴在地上，脑门上一股殷红的液体正在汩汩下流，鼻子和嘴里也在流血。
“赶快打120！”人群中有人拿出手机来拨电话。
程英母子三人急忙蹲下身解开绑在张军身上的绳子，但张军鼻子里已经没有呼吸。程英立刻瘫软在地，儿女们也跪在父亲身边开始哭泣。虽然他们并不喜欢他，甚至惧怕他，但他毕竟是他们的父亲，他们的身体里始终流淌的是他的血。
张军被“120”拉走了。
程英很快被“110”带走了。
这个夜晚，这个曾经充满了欢声笑语的家变得死寂一般。两个儿女胆怯地看着家里熟悉的一切，他们说什么也想不到父亲会以这样残忍的方式离开这个世界，让他们的内心如何得以安宁？但事已至此，他们想得最多的是母亲会不会也很快永远地离开他们，他们为下午的举动自责、抱怨、流泪，如果他们不去帮母亲绑住父亲，这一切也许就不会发生。但父亲始终是他们不愿在生人面前提起的隐痛。
就这样，姐弟两在矛盾纠结、自责抱怨中度过了他们人生中最难熬的一个夜晚。
张军的兄弟姊妹也是一夜未眠，他们叹叹自家兄弟的命薄，程英的命苦。他们为两个孩子叹气，为张军的丧事盘算。当然，最重要的是如何保住程英的性命，说什么也不能让这两个孩子成为孤儿。
程英在公安局待了一夜又被放回来了。并不是她的行为不需要承担法律责任，而是让她先回来处理丈夫的后事。
一个好端端的家就这样变得残缺不全，这是谁都不希望发生的，但他们谁也没想到会有这样的变故。
四
“叮铃铃……”杨玉梅抓起话筒，但电话里没有声音。
“喂，你好，请问你找哪位？”但电话那头的人却不说话。
“再不说话我可挂了。”杨玉梅经常接到这样的电话，要么是打错电话，一听声音不对就迅速挂了。要么是案件当事人或家属打来的，打通电话往往又不知从何说起。
就在杨玉梅要挂电话时，话筒里传来了一个女孩怯生生的声音：“阿姨，我能跟您说话吗？”
“当然可以。”杨玉梅口气缓和下来，“你是谁，有什么事你就说。”
电话那头的女孩似乎没那么胆怯了，她说自己是程英的女儿，叫燕子，希望杨玉梅不要判她妈妈死刑，她和弟弟已经失去了爸爸，他们不希望再失去妈妈。
女孩声音颤抖得厉害，杨玉梅能体会到女孩此刻的心情，她在电话里安慰女孩说：“你和弟弟都不要着急，你爸爸的死虽然和你妈妈有关，但你妈妈不是故意杀人，不会判死刑。”杨玉梅还想安慰这个女孩几句，但她找不出合适的词，只好说判刑的事不是她一个人说了算，让他们姐弟相信法院一定会作出公正判决。女孩似乎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说着“谢谢”挂了电话。
挂断电话后，杨玉梅又陷入了深深的沉思。她清楚地记得，给她打电话的女孩正在读高三，而且是学校看好的苗子。她自己也是一个高三学生的母亲，从一个母亲的角度来讲，她也希望这个女孩不要因为家里的变故影响高考。从一个高考生的到角度出发，她更不希望这个女孩在即将进入考场前，听到自己最亲的人被判刑坐牢的消息。
事实上，这起案件的当事人程英在取保候审后，案子还在公安局和检察院期间，程英原来村子里的人们、丈夫的兄弟姊妹侄子侄女外甥外甥女，都先后向公安局和检察院递交过过联名材料，善良的人们，在材料中痛陈张军的不务正业，对妻子和孩子不负责任，呼吁司法部门从轻处理程英，给两个孩子一点希望。材料中甚至说张军死有余辜，他死了是对程英和两个孩子的解脱。虽然从法律的角度来讲，剥夺别人的生存权犯法，他们的说法也有点过激，但足以说明程英周围的人们对她的遭遇给予了极大的同情和关注。
程英的两个孩子也分别给公安局和检察院写过信，他们用稚嫩的笔触阐述了自己对生命的看法，以及父亲和母亲在他们生命中的地位。他们的父亲一生活得不光彩，但他们的母亲能够包容他，迁就他，他们希望司法部门看在他们年幼的份上，不要让他们的妈妈坐牢。
公安局和检察院领导对此情况也给予了高度的重视，答复所有关注程英的人们，司法部门会综合考虑，依法酌情处理。
半个月后，程英的案子开庭审理。一大早，法庭门口就围满了前来旁听的村民和亲属。整整一个早晨的审理过程中，旁听席上的人们始终表情肃穆，所有人都在仔细听着法官及公诉人的一字一句，关注着他们的一举一动，在他们看来，程英及两个孩子的命运就掌握在法官手里。
庭审期间，不知是因为紧张、恐惧，还是处于其他的原因，程英始终低垂着头，她机械地回答着法庭的提问。杨玉梅觉得眼前的这个杀人嫌犯非但不令人憎恶，反而显得很可怜，让人从骨子里同情。
法庭调查结束时，程英哭了起来，她说自己对不起两个儿女，让他们失去了父亲。也对不起丈夫，是自己害了丈夫，要是自己对丈夫看得紧一点，也许他就不会吸毒，自己也就不会站在被告席上。此时，她所有的忏悔其实都是多余，因为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假设根本不成立。
程英在法庭上哭，或许表达了两层意思。一方面，在法庭没有宣判前，她不知道自己究竟会不会被判刑，会坐几年牢，想到这些，联系到自己的孩子还小，这个被生活的苦难折磨得心力交瘁的女人，终于忍不住打开了感情的闸门，尽情地宣泄。另一方面，她的哭，也是在引起人们对她的同情。
由于案情特殊，法庭不能当庭宣判。
走出法庭，杨玉梅很快被一群人团团围住，他们是程英的左邻右舍，或亲戚姊妹。他们向杨玉梅打听程英会不会被判重刑，杨玉梅从他们一个个希冀的眼神中，看到了善良的人们对一个苦命女人的同情，也看到了他们对两个孩子的关注，作为一个女人，杨玉梅多少有些感动。当法官近二十年，庭审后被旁听席上的人拦住问话的情形她曾多次遇到，但像今天这样的场面还是第一次。以往被围住问话时，她看到的大多都是怨恨的眼神，甚至言语中大多会有恨她意思，好像法院给他们犯罪的亲人判刑是法官个人的行为。
看到这样的情形，杨玉梅为程英能有这样的好人缘而感慨。同样是女人，又同样是母亲，虽然她们的身份悬殊，且处于审判与被审判的地位，但她不希望这个女人被判刑，她甚至希望程英能够无罪释放。当然，她的这个想法有些天真，也有悖法理。
开庭后的第三天，杨玉梅又接到了燕子的电话。小姑娘还是怯生生的，不过语气比上次镇定了许多。
“阿姨，我妈妈会被判重刑吗？”显然，有了上次的通话，小姑娘已经认定法院不会判她妈妈死刑。
“你不要担心，也不要着急，再耐心等几天，判决出来就知道了。”杨玉梅之所以不能给小姑娘肯定的答复，因为在上审委会前，她也不确定能判多长时间。不过，处于对这一家孤儿寡母的同情，她倒希望最好能判缓刑，也许对这个灾难深重的家庭能够有所帮助。
一周后，程英再次来到法庭接受宣判。杨玉梅发现，这个和她年龄差不多大的女人，仅仅一周时间就老去了一大截，仿佛她过的不是七天，而是穿越时空提前走完了七年的岁月。看来，她的思想压力之大绝非常人能够想像得到。当宣判结束，听到自己被判了缓刑，杨玉梅看到这个女人一直低垂的头突然抬了起来，目光里也有了神采，脸色稍有舒展。在她颤抖着接过判决书的一刹那，杨玉梅发现这个女人眼里含满了泪水，是喜、是悲，疑惑五味杂陈。她给杨玉梅深深地鞠了一躬后，在众人的簇拥下离开法庭。
结束了这起特殊案件的审理，杨玉梅也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说不清为什么，总之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放松感。
五
一晃几个月过去，时间进入了秋季。
这天下午刚上班，值班室给杨玉梅送来了一封来自外省某政法大学的信。杨玉梅觉得奇怪，自己在这里并没有熟人，会不会是有人打着该大学的旗号要引她上钩骗钱吧。身为法官，这方面的经验，她还是有的。
杨玉梅刚要将信件随手扔到一旁，但她又看了一眼，感觉不像是骗子的信，便打开信封想看个究竟。原来，这封信是程英的女儿燕子给她写来的，小姑娘在信中说她非常感谢杨玉梅，因为她的主持正义，她妈妈才没有坐牢。因为妈妈的案件，她对公检法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她发觉公检法的叔叔阿姨并非以前想像中的那么凶神恶煞，也不是社会上传闻的吃人不吐骨头的恶魔，他们也有可亲可爱之处。因此，在选报志愿的时候，她选择了政法大学，将来也要当一名像杨玉梅一样主持正义，惩恶扬善的法官。
看完这封来自大学校园的信，杨玉梅再一次陷入了深深的沉思。其实，当年自己选择学法律，并最终穿上法官制服，也是因为与自己的亲人有关的一桩案件。二十多年前，当她还是一名高二学生的时候，她的父亲身陷一幢被诬陷的官司，因为对方势力庞大，加之公检法办案人员隐私舞弊，最终导致父亲身陷大牢，在狱中含恨而死，留下了她和多病的母亲。当时她就发誓，一定要考上政法大学，当一名伸张正义的法官，替天下如父亲一般被冤枉者伸冤，惩治贪官，扶弱济贫。如今，她当法官的愿望实现了，虽然现实距离理想有一定的距离，但她甘愿当一名默默无闻的司法公正的维护者，只要无愧无头顶的国徽，无愧于自己的良心。
她仿佛看到，几年后，燕子也穿上了法官的制服，而且就坐在她旁边。她相信，这个姑娘一定能做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