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里下来的同志还要发问。
李远示意他别再问，先听基层的同志说话。
这个校长是大老远从较远的一个乡联校赶来参加会议的。他几乎是以哭丧的腔调说，我们那里学校的条件实在太差，穷得连新添置一个篮球都要开几次会议讨论。另外一个校长接着说，现在农村教育的情形已经发生变化了，希望上面制定政策的人们要改变原来的思维方式。比如说，十多年前新阳县接受了大量的“希望工程”的捐助，盖了一些校舍。房子虽然盖起来了，教室里却空空如也。还有就是学生减少了，一些校舍空置，但地方无权处理这些房产，这些校舍年久失修，有些又成了新的危房。
还有一个校长提出一个建议，是不是把现有的那些闲置的校舍变卖给农村那些先富起来的家庭，用这些款项买几辆车，由教育部门来经营，这就算是回答了省里下来的同志提出的那个“校车公司”的设想。
但省里巡视组有一个纪委下来的干部发言，认为这个想法虽然不错，但产权问题不清晰，以前的建设费用，有的是捐助的，有的是集资的，有的是农民投工的，怎么也分不清楚。他建议还是由地方政府出资建设校车公司。
金磊也出来解释说，山区与发达地区不能相比，村与村、乡与乡之间发展不平衡，财政列支的全县教育经费只能满足人头经费，要政府投资建设专门的校车公司，实在没有经济实力。家长们自发搞的这种所谓校车，以前没有引起重视，没有很好地管起来。这次发生的事故，就是一个严重的教训。
座谈会开了半天，一会儿校车公司，一会儿交通条例，再一会儿又是教育经费。
李远主持会议，他提醒大家，还是围绕调查事故这个主题。会议气氛变得很沉闷了。
金磊和教育局长、交通局长不停地作检讨，那些校长们一个劲儿地解释，说这个客观原因那个客观原因，无非是说朝阳是个老区山区，条件太差，而对事故本身、事故的分析的很少。
丁刚强觉得这样的会议开下去，没有什么意义了，便匆匆地总结几句，宣布散会。
调查组回到县城，开了个碰头会，分析事故的原因。那些省城里下来的干部固执地认为是责任事故，管理上漏洞很大，要处分县委书记、县长和教育局长、交通局长。市里和县里的同志觉得，党委领导干部要承担责任，但也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农村教育已经走到了一个微妙的境界，需要认真研究，不是处分一个两个干部就可以解决问题的。
当然省城下来的干部的意见占了上风。
丁刚强无语，他考虑的是这几天里网络里七七八八的议论，心里凉透了。
他表示，要处分，就处分自己一个人，他应该承担全部领导责任。
调查组参加会议的同志都不同意。
会议形不成决议。
李远提议，向省委写一个专题报告，请省委来决定。他说：“这么大的事故，不处分一两个干部，是不好对上对下交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