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瑟琳上城里买了孩子要用的东西。我到拱廊街一家健身房去练拳击。我通常是早上去,那时凯瑟琳还躺在床上,很晚才起来。在乍暖还寒的日子里,天气非常好,拳击后洗个澡,走在街上闻到春天的气息,然后到咖啡店里坐坐,看看人,读读报,喝一杯味美思;接着回旅馆,跟凯瑟琳一道吃中饭。拳击房教练留着小胡子,拳法准确,动作急促,你要是真追着他打,他也就彻底完蛋了。不过健身房里很愉快。空气光线都挺好,我练得很刻苦,跳绳,打假想拳,映着从敞开的窗外射进的一片阳光,躺在地板上做腹部运动,和教练打拳时,偶尔还能吓吓他。面对一面窄窄的长镜子练习打拳,我起初还很不习惯,因为看着一个留胡子的人在打拳,似乎觉得很别扭。不过后来我就觉得很好玩了。我一开始练拳时,就想剃掉胡子,但是凯瑟琳不让我剃。
有时凯瑟琳和我乘着马车到郊外去兜风。天气宜人的时候,乘车郊游还是很痛快的,我们还找到了两个可以吃饭的好地方。凯瑟琳现在走不了很远,我喜欢陪她乘车在乡间的道路上逛游。碰到天气好,我们总是玩得很开心,从来没有扫兴过。我们知道孩子就要降生了,这使我们俩产生了一种紧迫感,丝毫不敢浪费在一起的时光。
第四十一章
有一天早晨,我大约三点钟醒来,听见凯瑟琳在床上辗转反侧。
“你没事吧,凯特?”
“有些疼了,亲爱的。”
“有规律的疼吗?”
“不,不大有规律。”
“要是有规律的话,我们就得去医院了。”
我困得厉害,又睡着了。过了一会儿,又醒来了。
“你还是给医生打个电话吧,”凯瑟琳说。“我想这次也许真来了。”
我去给医生打电话。“多长时间疼痛一次?”他问。
“多长时间疼痛一次,凯特?”
“我想是一刻钟一次吧。”
“那就应该上医院了,”医生说。“我穿上衣服马上就去。”
我挂断了,给车站附近的汽车行打电话,叫一辆出租车来。好久没人接电话。后来终于有人接了,答应马上派辆车过来。凯瑟琳在穿衣服。她把包都收拾好了,里边装着她住院的用品和婴儿的东西。我到外边走廊里按电铃叫开电梯。没人回应。我走下楼去。除了值夜员,楼下没有别人。我自己开了电梯上去,把凯瑟琳的包放进去,凯瑟琳走进来,我们一起下去。值夜员给我们开了门,我们走出去,坐在通车道的台阶旁的石板上,等出租车来。夜空晴朗,满天繁星。凯瑟琳非常兴奋。
“我很高兴,总算开始了,”她说。“再过一会儿,一切就会过去的。”
“你是个勇敢的好姑娘。”
“我不害怕。不过我还是盼着出租车快点来。”
我们听见出租车从街上开来,看到了车前灯的灯光。车拐进车道,我把凯瑟琳扶上车,司机把包放在前面的座位上。
“去医院,”我说。
出租车出了车道,往山上驶去。
到了医院,我们走进去,我拎着包。有个女人坐在服务台前,她在一个簿子上写下凯瑟琳的姓名、年龄、地址、亲属和宗教信仰。凯瑟琳说她没有宗教信仰,那女人就在那个词后边空白处画了一杠。她报的姓名是凯瑟琳·亨利。
“我带你到你的房间去,”那女人说。我们乘电梯上去。那女人停下电梯,我们走了出去,跟着她走下一条走廊。凯瑟琳紧紧抓住我的手。
“就是这个房间,”那女人说。“请你脱了衣服上床吧?这儿有一件睡衣给你穿的。”
“我有睡衣,”凯瑟琳说。
“你还是穿上这一件好,”那女人说。
我走出去,坐在走廊里一把椅子上。
“你现在可以进来了,”那女人站在门口说。凯瑟琳躺在那张窄床上,穿着一件朴素的、宽大的睡衣,看上去好像是粗布床单改成的。她冲我笑笑。
“我现在感觉好痛,”她说。那女人抓住她的手腕,看着表计算阵痛的时间。
“刚才痛得好厉害,”凯瑟琳说。我从她脸上看出她是痛得厉害。
“医生呢?”我问那女人。
“他在睡觉。需要他的时候他会来。”
“现在我得给夫人办点事儿,”护士说。“请你再出去一下好吗?”
我到了外边走廊。走廊里空荡荡的,只有两扇窗户,所有的门都关闭着。这儿散发着医院的气味。我坐在椅子上,望着地板,为凯瑟琳祈祷。
“你可以进来了,”护士说。我进去了。
“嗨,亲爱的,”凯瑟琳说。
“怎么样?”
“现在来得很频繁了。”她绷起了脸。然后笑了笑。
“刚才真痛啊。你能不能把手再放到我背上,护士?”
“只要对你有好处,”护士说。
“你去吧,亲爱的,”凯瑟琳说。“出去弄点吃的。护士说我这样还要拖好久呢。”
“初次分娩通常都会拖好久的,”护士说。
“请出去弄点东西吃吧,”凯瑟琳说。“我真的挺好。”
“我再待一会儿,”我说。
阵痛来得相当频繁了,然后又缓和下来。凯瑟琳非常兴奋。痛得厉害的时候,她说痛得好。等阵痛一减轻,她就失望,感到难为情。
“你出去吧,亲爱的,”她说。“我觉得你在这儿反而让我不自在。”她又绷起了脸。“好了。这次好一些。我多想做个好妻子,好好地生下这孩子,可别傻里傻气的。请你去吃点早饭吧,亲爱的,然后再回来。我不会想你的。护士待我好极了。”
“你有充足的时间吃早饭,”护士说。
“那我走了。再见,心爱的。”
“再见,”凯瑟琳说,“也替我吃一顿好好的早餐。”
“哪儿可以吃到早饭?”我问护士。
“顺着街走,广场那儿有家咖啡店,”她说。“现在应该开门了。”
外边天亮起来。我走过空荡荡的街道去咖啡店。店窗口亮着灯。我走进去,站在镀锌的吧台前,老店主给了我一杯白葡萄酒和一只奶油蛋卷。蛋卷是昨天剩下来的。我把它蘸着酒吃,然后喝了一杯咖啡。
“你这么早来做什么?”老头问。
“我妻子在医院里生孩子。”
“这样啊。祝你好运。”
“再给我一杯酒。”
他端起酒瓶来倒,溢出了一些酒,淌到镀锌的吧台上。我喝了这杯酒,付了账就出去了。外边街上,家家门口都摆着个垃圾桶,等着倒垃圾的来清理。有一条狗在用鼻子嗅着一只垃圾桶。
“你想找什么?”我问,然后瞧瞧垃圾桶里有什么东西可以拉出来给它吃;垃圾桶上面只有咖啡渣、尘埃和一些枯萎的花。
“什么都没有啊,狗,”我说。狗穿过街道走了。我回到医院,上楼来到凯瑟琳那一层,顺着走廊走到她的房间。我敲敲门。没人回应。我推开门;房间里空无一人,只有凯瑟琳的包还放在椅子上,她的睡衣挂在墙上的钩子上。我出去到了走廊里,到处找人。我找到了个护士。
“亨利夫人在哪儿?”
“一位夫人刚刚进了产房。”
“产房在哪儿?”
“我带你去。”
她带着我走到走廊的尽头。那房间的门半开着。我看见凯瑟琳躺在一张台子上,身上盖着一条被单。护士站在台子的一边,医生站在另一边,旁边有些圆桶。医生手里拿着一个橡胶面罩,面罩连着一根管子。
“我给你拿件罩衣,你穿上就可以进去,”护士说。“请到这儿来。”
她给我套上一件白大褂,用别针在脖子后面别住。
“现在你可以进去了,”她说。我走进房去。
“嗨,亲爱的,”凯瑟琳用虚弱的口气说。“我没有什么进展。”
“你是亨利先生吧?”医生问。
“是的。情况怎么样,医生?”
“情况很好,”医生说。“我们到这儿来,便于用麻醉气减轻产痛。”
“我这就要,”凯瑟琳说。医生把橡皮面罩往她脸上一罩,转了转刻度盘上的指针,我看着凯瑟琳急促地做着深呼吸。随即她把面罩推开了。医生关掉了气阀。
“这次不是痛得很厉害。刚才那次痛得才厉害呢。医生使我完全失去了知觉,是吧,医生?”她的声音有些怪。说到“医生”两字时提高了嗓门。
医生笑了笑。
“我又想要了,”凯瑟琳说。她把橡皮面罩紧紧按在脸上,急促地呼吸着。我听见她轻微地呻吟着。接着她推开了面罩,笑了笑。
“这次痛得厉害,”她说。“这次痛得真厉害。别担心,亲爱的。你去吧。再去吃一顿早饭。”
“我就待在这儿,”我说。
我们大约是早上三点钟到的医院。到了中午,凯瑟琳还在产房里。疼痛减缓了。她看上去非常疲惫,非常憔悴,但她仍然很高兴。
“我太不中用了,心爱的,”她说。“真对不起。我原以为事情会很容易的。现在——又来了——”她伸手抓过面罩,捂在脸上。医生转动刻度盘,注视着她。过了一会儿,疼痛过去了。
“不是很痛,”凯瑟琳说。她笑了笑。“我对麻醉气吸上瘾了。真奇妙啊。”
“我们在家里装一个吧,”我说。
“又来了,”凯瑟琳急促地说。医生转动刻度盘,看着他的表。
“现在间隔是多少?”我问。
“大约一分钟。”
“你不要吃中饭吗?”
“我过一会儿就去吃,”他说。
“你得吃点东西,医生,”凯瑟琳说。“真对不起,我拖了这么久。不能让我丈夫给我输麻醉气吗?”
“你要是愿意的话,”医生说。“你把它拨到数字二上。”
“我明白了,”我说。刻度盘上有个指针,可以用把手转动。
“我想要了,”凯瑟琳说。她抓住面罩,紧紧捂在脸上。我把指针拨到二上,等凯瑟琳一放下面罩,我就把它关掉。医生让我来做点事倒也挺好。
“是你送的气吗,亲爱的?”凯瑟琳问。她抚摸着我的手腕。
“当然。”
“你真可爱。”她吸了气,有点麻醉了。
“我到隔壁房间吃点东西,”医生说。“你可以随时叫我。”就这样,我看着医生吃饭,过了一会儿,又看见他躺下来抽根烟。凯瑟琳越来越疲惫不堪了。
“你看我究竟能不能生下这个孩子?”她问。
“能的,当然能。”
“我在竭尽全力。我把孩子往下挤,但它溜开了。又来了。快给我上。”
两点钟时,我出去吃午饭。咖啡店里有几个人坐在那里喝咖啡,桌上还放着一杯杯樱桃白兰地或苹果白兰地。我在一张桌边坐下来。“有吃的吗?”我问侍者。
“过了午饭时间了。”
“没有全天供应的食品吗?”
“你可以吃泡菜。”
“就给我泡菜和啤酒吧。”
“要小杯的还是大杯黑啤酒?”
“一小杯淡的。”
侍者端来一盘泡菜,上面有一片火腿,另有一根香肠埋在酒浸过的辣白菜里。我边吃泡菜边喝啤酒。我肚子很饿。我打量着咖啡店里的人。有一桌人在玩牌。我旁边那张桌子有两个人在抽烟聊天。咖啡店里烟雾弥漫。我吃早饭的那个镀锌的吧台后面,现在有三个人:一个老头,一个穿黑衣服的胖女人,正坐在柜台后面记录着客人的酒菜点心,还有一个围着围裙的伙计。我在琢磨这女人生过多少孩子,怎么生下来的。
我吃完泡菜,就回医院去。现在街上干干净净的。各家门口的垃圾桶不见了。天阴多云,不过太阳正试图冲破云层。
我乘电梯上楼,出了电梯顺着走廊往凯瑟琳的房间走,我把白大褂放在那儿了。我穿上白大褂,在脖子后边别好。再照照镜子,发现自己活像个留胡子的冒牌医生。我顺着走廊往产房走去。门关着,我敲了敲。没有人回应,我便转动门把手,走了进去。医生坐在凯瑟琳旁边。护士在屋子另一头忙活什么。
“你丈夫来了,”医生说。
“噢,亲爱的,我有个最棒的医生,”凯瑟琳用一种很怪的声音说。“他给我讲最棒的故事,等我痛得不行的时候,他就让我完全失去知觉。他棒极了。你棒极了,医生。”
“你醉了,”我说。
“这我知道,”凯瑟琳说。“但是你不该说出来。”接着又说:“快给我,快给我。”她抓住面罩,呼吸起来又短促又深沉,气喘吁吁,弄得面罩答答响。随即她长叹一口气,医生伸出左手,拿走了面罩。
“这次痛得好厉害,”凯瑟琳说。她的声音非常怪。“我现在不会死,亲爱的。我已经过了死的关口。你不高兴吗?”
“你可别再闯入那个关口。”
“我不会的。不过我也不怕死。我不会死的,心爱的。”
“你不会做这种傻事的,”医生说。“你不会丢下你丈夫死去的。”
“噢,不会的。我不会死。我不想死。死太傻了。又来了。快给我。”
过了一会儿,医生说:“你出去一下,亨利先生,只一会儿工夫,我要检查一下。”
“他要看看我怎么样了,”凯瑟琳说。“你过一会儿回来,亲爱的,可以吗,医生?”
“可以,”医生说。“他可以回来的时候,我就叫人请他回来。”
我出了门,沿着走廊走到凯瑟琳产后要待的房间。我坐在一张椅子上,打量着这房间。我出去吃午饭时买的报纸就在上衣口袋里,便拿出来看了起来。外边天渐渐黑下来,我打开灯继续看报。过了一会儿,我放下报纸,关上灯,看着外边黑下来。不知道医生为什么没叫人来喊我。也许我不在场会好些。也许他想让我离开一会儿。我看着表。要是他在十分钟内不来喊我,我就自己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