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非去不可吗，亲爱的？”凯瑟琳小声问。
“我看还是去吧。”表上时间是四点一刻。我大声说：“告诉格雷菲伯爵，我五点钟到台球室。”
五点差一刻我吻别了凯瑟琳，走进浴室去穿衣服。我对着镜子系领带时，发觉自己穿着便装很奇怪。我得记住再去买些衬衫和袜子。
“你要去很久吗？”凯瑟琳问。她在床上看起来楚楚动人。“请把梳子递给我好吗？”
我看着她梳头发，她偏着头，头发全落到了一边。外头很暗，床头的灯光照在她的头发、脖颈和肩膀上。我走过去亲她，握住她拿梳子的手，她的头倒在枕头上。我吻她的脖子和肩膀。我太爱她了，爱得晕晕乎乎的。
“我不想去了。”
“我不想让你去。”
“那我就不去了。”
“别。去吧。只是一会儿，然后你就回来了。”
“我们就在这儿吃晚饭。”
“快去快回啊。”
我在台球室找到了格雷菲伯爵。他在练习击球，球台顶上的灯光照耀下来，他的身子显得很脆弱。在灯光圈外不远处的牌桌上，摆着一只放冰的银桶，冰块上露出两瓶香槟酒的瓶颈和瓶塞。我往球台走去时，格雷菲伯爵直起身子朝我走来。他伸出手：“你在这儿真让人太高兴了。你来和我打球实在太好了。”
“谢谢你盛情邀请我。”
“你痊愈了没有？他们告诉我说，你在伊松佐受了伤。希望你康复了。”
“我挺好的。你好吗？”
“噢，我一向挺好。但是越来越老了。我发现了一些老迈的迹象。”
“不敢相信啊。”
“是的。想知道一个迹象吗？对我来说，讲意大利语来得容易些。我规定自己尽量不说，但是我人一累，就觉得说意大利语容易得多。所以我知道我在变老。”
“我们可以讲意大利语啊。我也有点累。”
“噢，不过你累的时候，讲英语还是比较容易的。”
“美国语。”
“是的。美国语。请你讲美国语吧。那是一种让人喜欢的语言。”
“我很少见到美国人。”
“你一定想念他们了。人们想念自己的同胞，尤其是女同胞。我有这种体验。我们是打台球呢，还是你太累了？”
“我不是真累。刚才是开玩笑的。你准备让我多少？”
“你近来打得多吗？”
“压根儿没打过。”
“你打得不错。一百分让十分吧？”
“你抬举我了。”
“十五分？”
“那挺好，不过你会赢我的。”
“我们玩点赌注怎么样？你总是喜欢下注的。”
“我看还是赌一点吧。”
“好吧。我让你十八分，我们就玩一分一法郎。”
他的球打得很棒，他让我十八分，打到五十分时我只领先四分。格雷菲伯爵按了按墙上的电铃，喊侍者进来。
“请开一瓶酒，”他说。然后对我说：“我们来点小刺激吧。”酒冰凉的，不带甜味，味道挺醇。
“我们讲意大利语好吗？你不大介意吧？现在这成了我的癖好了。”
我们继续打球，打几下喝口酒，用意大利语交谈，不过话讲得很少，还是专心打球。格雷菲伯爵打到一百分了，我加上他让的十八分，才打到九十四分。他笑了笑，拍拍我的肩膀。
“现在我们来喝另一瓶，你跟我谈谈战事吧。”他等我坐下来。
“谈别的什么都行，”我说。
“你不想谈战争吗？好吧。最近你看了什么书？”
“没看什么，”我说。“我这人恐怕很无聊。”
“不会的。不过你应该看看书。”
“战时能有什么书啊？”
“有个法国人巴比塞，写了本书叫《火线》。还有《布里特林先生看穿了》。”
“不，他没有。”
“没有什么？”
“没有看穿。医院里有这些书。”
“那你一直在看书啦？”
“是的，不过没什么好看的。”
“我认为《布里特林先生》这本书对英国中产阶级的灵魂研究得很透彻。”
“我不知道灵魂是怎么回事。”
“可怜的孩子。我们谁也不知道灵魂是怎么回事。你信教吗？”
“夜里信。”
格雷菲伯爵笑了笑，用手指转转酒杯。“我原以为，人年纪越大就会变得越虔诚，但是不知道怎么回事，我没有这样的变化，”他说。“真遗憾。”
“你死后还想活下去吗？”我问，马上意识到自己太愚蠢，居然提到死。但是他却不介意。
“那得看今世的生活了。我这一生过得挺快活的。我倒想长久活下去，”他笑了笑。“我也够长寿了。”
我们坐在深深的皮椅里，冰桶里放着香槟，我们中间的桌上摆着酒杯。
“你要是活到跟我一样老，就会发现很多事情挺奇怪的。”
“你从不见老。”
“老的是身体。有时我怕我的手指会像粉笔那样折断。而精神是不老的，也不会变得多么聪明。”
“你是聪明的。”
“不，那是最大的谬误，说什么老人富有智慧。人老了并不会越来越聪明。只是越来越小心罢了。”
“也许这就是智慧。”
“这是一种不讨人喜欢的智慧。你最珍惜什么？”
“我爱的人。”
“我也是这样。这可不是智慧。你珍惜生命吗？”
“是的。”
“我也是。因为我只有生命。还要做做寿，”他大笑起来。“你可能比我聪明。你不做寿。”
我们都喝了一口酒。
“你到底怎么看待战争？”我问。
“我认为战争是愚蠢的。”
“哪一边会打赢？”
“意大利。”
“为什么？”
“这是个比较年轻的国家。”
“年轻的国家总能打赢吗？”
“一度是这样的。”
“然后又怎么样呢？”
“他们也成了比较老的国家了。”
“你说过你没有智慧。”
“好孩子，那不是智慧。那是愤世嫉俗。”
“我听起来倒是充满智慧。”
“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智慧。我可以给你举出反面的例子。不过也不算很糟糕。你的香槟喝完没有？”
“差不多了。”
“要不要再喝一点？然后就得换衣服去了。”
“也许不要再喝了吧。”
“你真不想再喝了吗？”
“是的。”他站起身来。
“我希望你非常走运，非常幸福，非常非常健康。”
“谢谢。希望你长生不老。”
“谢谢。我已经长寿了。你要是以后变得虔诚了，我死后请替我祈祷。我拜托了几位朋友这么做。我原以为自己会虔诚起来，但是没做到。”我想他苦笑了一下，不过我也说不准。他太老了，满脸皱纹，一笑起来全是皱纹，分不清层次。
“我也可能变得很虔诚，”我说。“无论如何，我会为你祈祷的。”
“我原以为自己会变得虔诚的。我的家人死时都很虔诚。但不知怎么回事，我就是虔诚不起来。”
“为时过早吧。”
“也许太晚了。我大概活得太久了，已经失去了虔诚心。”
“我只有夜里才有虔诚心。”
“那你也恋爱了。别忘了，那也是一种虔诚心。”
“你这样认为吗？”
“当然。”他朝桌子走了一步。“你能来打球，太好了。”
“我也很高兴。”
“我们一道上楼去吧。”
第三十六章
那天夜里来了场暴风雨，我醒来听见雨点敲击窗玻璃的声音。雨从敞开的窗口打进来。有人敲门了。我怕惊醒凯瑟琳，便悄悄走到门口，把门打开。酒吧侍者站在外边。他穿着大衣，手里拿着顶湿帽子。
“能跟你谈谈吗，中尉？”
“什么事？”
“很严肃的事。”
我朝四下望望。房间里很暗。我看到地板上有窗口飘进来的雨水。“进来吧，”我说。我拉着他的胳膊走进浴室；锁上了门，打开了灯。我坐在浴缸的边沿上。
“什么事，埃米利奥？你遇到麻烦啦？”
“不。是你遇到麻烦了，中尉。”
“是吗？”
“他们早上要来逮捕你。”
“是吗？”
“我特意来告诉你。我到城里去了，在一家咖啡馆听到他们在议论。”
“原来如此。”
他站在那儿，衣服湿了，手里拿着他那顶湿帽子，一声不响。
“他们为什么要逮捕我？”
“为了战争的什么事。”
“你知道是什么事吗？”
“不知道。不过我知道他们知道你以前在这儿是个军官，现在到这儿没穿军装。这次撤退后，他们什么人都逮捕。”
我考虑了一会。
“他们什么时候来逮捕我？”
“早上。我不知道具体时间。”
“你说我怎么办呢？”
他把帽子放在洗脸盆里。帽子湿透了，一直往地板上滴水。
“你要是什么都不怕，被逮捕也没关系。不过被捕总不是好事——尤其是现在。”
“我不想被逮捕。”
“那就到瑞士去吧。”
“怎么去？”
“划我的船去。”
“有暴风雨啊，”我说。
“暴风雨过去了。风浪很大，但是你们不会有事的。”
“我们什么时候走呢？”
“马上。他们也许一大清早就来逮捕你。”
“我们的行李怎么办？”
“收拾起来。叫你夫人穿好衣服。行李交给我吧。”
“你在哪儿等呢？”
“就在这儿等。我怕在外边走廊上让人看见。”
我打开门，关上，走进卧室。凯瑟琳醒了。
“什么事，亲爱的？”
“没事，凯特，”我说。“你想不想马上穿好衣服乘船去瑞士？”
“你想去吗？”
“不，”我说。“我想上床睡觉。”
“怎么回事？”
“酒吧侍者说他们早晨要来抓我。”
“侍者疯了吗？”
“没有。”
“那就赶快吧，亲爱的，穿好衣服就可以动身了。”她在床边坐了起来。她还是睡眼惺忪。“那个侍者待在浴室里吧？”
“是的。”
“那我就不梳洗了。请你转过脸去，亲爱的，我一会儿就穿好。”
她脱下睡衣时，我看到她洁白的背部，然后我就扭过头去，因为她叫我不要看。她怀着孩子，肚子有点大，就不想让我看见。我穿着衣服，听见雨敲打窗子的声音。我没有多少东西要装进手提包。
“你要是想放什么东西，凯特，我的提包里还有好多空地方。”
“我快收拾好了，”她说。“亲爱的，我太傻了，那个侍者为什么要待在浴室里？”
“嘘——他等着把我们的包提下去。”
“他太好啦。”
“他是个老朋友，”我说。“我有一次差一点给他寄去点烟斗烟丝。”
我朝敞开的窗子外边望着黑夜。我看不见湖，只看到黑夜和雨，但是风却平静了些。
“我准备好了，亲爱的，”凯瑟琳说。
“好的。”我走到浴室门口。“包在这儿，埃米利奥，”我说。侍者接过两只包。
“你帮我们真是太好了，”凯瑟琳说。
“这没什么，夫人，”侍者说。“我很愿意帮你们，这样我自己也不会招来麻烦。这么着吧，”他对我说。“我提着这些行李走员工楼梯下去，送到船上去。你们就假装散步出去。”
“这样的夜晚出去散步可真痛快啊，”凯瑟琳说。
“真是个糟糕的夜晚呀。”
“幸亏我有一把伞，”凯瑟琳说。
我们往走廊那头走去，从铺着厚地毯的宽楼梯上下了楼。楼梯底门旁，门房正坐在桌子后面。
他一见到我们，露出很惊讶的样子。
“你们不是要出去吧，先生？”他说。
“是的，”我说。“我们想到湖边看看暴风雨。”
“没有伞吗，先生？”
“没有，”我说。“这件大衣是防雨的。”
他怀疑地望望我的大衣。“我给你拿把伞吧，先生，”他说。他走开拿了把伞回来。“伞有点大，先生，”他说。我给了他一张十里拉的钞票。“噢，你太好了，先生。非常感谢，”他说。他把门打开，我们走到雨里去。他朝凯瑟琳笑笑，凯瑟琳也朝他笑笑。“别在暴风雨中待久了，”他说。“会给淋湿的，先生和太太。”他是门房的副手，他的英语是从意大利语逐字翻译过来的。
“我们会回来的，”我说。我们打着那把大伞走下小径，穿过又暗又湿的花园，穿过一条路，来到沿湖搭有棚架的小径。风现在由岸上朝湖面刮。这是十一月又冷又湿的风，我知道山里已在下雪了。我们沿着码头走，经过许多用铁链拴着的小船，来到该是侍者停船的地方。石码头下边，湖水一片漆黑。侍者从一排树边走出来。
“提包放在船上了，”他说。
“我想把船钱付给你，”我说。
“你有多少钱？”
“不太多。”
“你以后寄给我好了。没关系。”
“多少钱？”
“你看着给吧。”
“跟我说个价吧。”
“你要是平安过去了，就给我寄五百法郎吧。你要是平安到达了，不会在乎这点钱的。”
“好吧。”
“这是三明治。”他递给我一只小包。“酒吧间有的东西我都拿来了。全在这儿。这是一瓶白兰地和一瓶葡萄酒。”我把这些东西塞进我的提包里。“我把这些东西的钱付给你吧。”
“好的，给我五十里拉吧。”
我把钱给了他。“白兰地是不错的，”他说。“不要怕给你太太喝。她还是上船吧。”他抓住船，船一起一伏地撞着石壁，我把凯瑟琳扶上船。她坐在船尾，用斗篷把自己裹了起来。
“你知道去什么地方吗？”
“沿湖北上。”
“你知道有多远吗？”
“要过卢伊诺。”
“要过卢伊诺、坎内罗、坎诺比奥、特兰扎诺。你只有到了布里萨戈，才算进入瑞士。你得穿过塔马拉山。”
“现在几点了？”凯瑟琳问。
“才十一点，”我说。
“你要是不停地划，早晨七点就该到那边了。”
“这么远吗？”
“三十五公里。”
“我们怎么走？这样的雨天，非得有罗盘仪不可。”
“不用。你划到贝拉岛。到了马德雷岛那边，就可以顺着风划。风会把你们带到帕兰扎。你可以看到灯光。然后靠近岸朝北走。”
“也许风会变向的。”
“不会，”他说。“这场风会这样刮上三天的。风是直接从马塔龙峰刮下来的。船上有个罐子可以舀水。”
“我现在就付点船钱给你吧。”
“不用。我还是冒个险吧。你要是平安到达了，就尽你所能付给我吧。”
“好吧。”
“我看你们是不会淹死的。”
“那就好。”
“顺风沿湖北上。”
“好的。”我上了船。
“旅馆的房钱你留下没有？”
“留下了。放在房间的一只信封里。”
“好的。祝你好运，中尉。”
“祝你好运。我们对你感激不尽。”
“你们要是淹死了，就不会感谢我了。”
“他说什么？”凯瑟琳问。
“他祝我们好运。”
“祝你好运，”凯瑟琳说。“非常感谢。”
“你准备好了吗？”
“好了。”
他弯下腰，把船推离岸边。我用双桨划着水，随即抬起一只手挥了挥。侍者摆摆手表示不必客气。我看到旅馆的灯光，把船直划了出去，直到灯光看不见了。湖上波涛汹涌，不过我们是顺风划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