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知道，”我说。我们继续沿着铁轨走。博内洛在路堤的泥泞里走腻烦了，也上来跟我们一起走。铁路朝南拐，跟公路岔开了，我们也就看不到公路上的情况了。一条沟渠上的一座短桥给炸毁了，但是我们借助残余的桥身爬了过去。这时听见前头有枪响。
过了沟渠，我们又来到铁路上。铁路越过低洼的田野，一直通到城里。我们看见前头还有一条铁路线。北边是我们看到自行车队经过的大道；南边是一条横贯田野，两边有茂密树木的小路。我想我们还是抄小路朝南行进，绕过城，穿过乡野朝坎波福尔米奥和通往塔利亚门托的大路走。我们走乌迪内那边的岔路小道，可以避开撤退的大队人马。我知道有许多小路穿过平原。我动身走下路堤。
“来吧，”我说。我们要走小路，绕到城南去。大家都走下路堤。从小道那边嗖的向我们开来一枪。子弹打进路堤的泥地里。
“退回去，”我喊道。我往路堤上爬，脚在泥土里打滑。几个司机走在我前边。我尽快爬上路堤。茂密的矮树丛里又打来两枪，艾莫正穿过铁路，突然一个踉跄，脚下一绊，面朝下栽倒在地。我们把他拖到另一边路堤上，把他翻过身来。“他的头应该朝着上坡，”我说。皮亚尼把他转过来。他躺在路堤边的泥地上，双脚朝着下坡方向，断断续续地吐着血。在雨中，我们三人蹲在他身边。他脖子后下方中了一枪，子弹往上穿，从右眼下面穿出来。我设法给他堵两个窟窿的时候，他就死了。皮亚尼放下他的头，用一块急救纱布擦擦他的脸，然后就由他去了。
“那些狗×的，”他说。
“不是德国兵，”我说。“那边不可能有德国兵。”
“意大利人，”皮亚尼说，把这个词当成一个形容词来用：“Italiani！”博内洛一声不吭。他坐在艾莫身边，并不望着他。皮亚尼把艾莫那滚到路堤下面的帽子捡回来，盖住了他的脸。他拿出水壶来。
“想喝一点吗？”皮亚尼把水壶递给博内洛。
“不，”博内洛说。他转向我。“在铁路上走，我们随时都可能碰到这种事。”
“不，”我说。“那是因为我们要穿过田野。”
博内洛摇摇头。“艾莫死了，”他说。“下一个轮到谁，中尉？我们现在上哪儿？”
“开枪的是意大利人，”我说。“不是德国人。”
“我想，要是德国人的话，他们会把我们都打死的，”博内洛说。
“意大利人对我们的威胁比德国人还要大，”我说。“后卫部队对什么都害怕。德国人知道他们的目标是什么。”
“你说得很有道理，中尉，”博内洛说。
“我们现在去哪儿？”皮亚尼问。
“我们还是找个地方隐蔽起来，等到天黑再说。我们要是能走到南边，就没事了。”
“他们若是想证明第一次没打错，就必定要把我们全打死，”博内洛说。“我可不想豁着命去试探他们会怎么着。”
“我们找一个尽可能接近乌迪内的地方隐蔽起来，等天黑再穿过去。”
“那就走吧，”博内洛说。我们沿着路堤的北边走下去。我回头望了望。艾莫躺在烂泥里，跟路堤成同一角度。他人很小，两只胳臂贴在身边，裹着绑腿的双腿和沾满烂泥的靴子连在一起，脸上盖着帽子。他看上去彻底咽了气。天在下雨。在我认识的人中，他算是我很喜欢的人了。我口袋里装着他的证件，我准备给他的家人写信。田野的前头有一幢农舍。农舍周围都是树，挨着农舍还有一些农场建筑物。二楼有个用柱子撑起来的阳台。
“我们彼此之间还是拉开一点距离，”我说。“我先走。”我朝农舍走去。田野里有一条小路。
从田野里走过时，我不知道会不会有人从农舍附近的树木间，或者就从农舍里朝我们开枪。我朝农舍走去，这下就看清楚了。二楼的阳台和仓房连在一起，柱子间露出干草来。院子是用石块砌成的，院里的树都滴滴答答地滴着雨水。一辆双轮大车没装东西，车辕高高地翘在雨中。我来到院子里，穿过去，在阳台下站住了。房门开着，我走了进去。博内洛和皮亚尼跟了进来。屋里很暗。我走到后边厨房。一个没加盖的大火炉里还有炉灰的余烬。炉灰上方吊着几只水壶，但里面都是空的。我寻来寻去，却找不到什么吃的。
“我们得到仓房里去躲一躲，”我说。“你看能不能找到什么吃的，皮亚尼，拿到那儿去？”
“我去找找，”皮亚尼说。
“我也去找找，”博内洛说。
“好吧，”我说。“我上去看看仓房。”我找到一道石梯，从下面的牛栏通到上面。雨中的牛栏闻起来又干燥又适意。牲口都没有了，大概是主人撤离时赶走了。仓房里装着半屋子干草。屋顶上有两个窗子，一个用木板堵着，另一个是狭窄的老虎窗，朝北开着。仓房里有一道斜槽，叉起的干草可以从上面滑下去喂牲口。亮光透过窗孔射到地板上，干草车开进来，就可以把草叉起送到楼上。我听见雨打屋顶的声音，闻到干草的气味，我下楼时，还闻到牛栏里纯正的干牛粪味。我们可以把南面窗子撬开一块木板，往外张望院子里的动静。另一扇窗子面对着北边的田野。我们可以通过两扇窗子爬到屋顶再下去，要是楼梯不能用，还可以从喂牲口的斜槽滑下去。这是一座大仓房，一听见有人来，就可以躲进干草堆里。这地方似乎挺不错。我相信，假若他们不向我们开枪的话，我们肯定早已到达南边了。那儿不可能有德国人。他们从北边开过来，从奇维达莱沿公路行进。他们不可能是从南边过来。意大利人更为危险。他们吓坏了，看到什么都乱开枪。昨天夜里我们撤退时，听见有人说许多德国兵穿上了意大利军服，混在北边撤退的队伍中。我不相信。战争中经常听说这种事。敌人常常这样对付你。你没听说我们有人穿上德军军服去扰乱他们。也许有人这样做，不过似乎很难。我不相信德国人会这么做。我不相信他们非得这么做。没有必要来扰乱我们的撤退。军队庞大，道路稀少，撤退必然混乱。根本没人下令指挥，更别说德国人。然而，他们还会把我们当成德国人而开枪。他们打死了艾莫。干草味很香，躺在仓房的干草堆上，好像回到了小时候。那时候我们躺在干草堆里聊天，用气枪打歇在仓房墙头高高的三角切口上的麻雀。仓房现在不见了，那片铁杉树林砍掉有一年了，原来是树林的地方，就只剩下树墩、干枯的树梢、枝条和火后长出的杂草。你不能往后退了。你要是不往前走，会怎么样呢？你再也回不到米兰。你就是回到了米兰，又会怎么样呢？我听着北面乌迪内那边开火的声音。我听得出是机枪开火的声音。却没有炮轰。这还算值得庆幸的。他们一定沿路布下了兵力。我向下望去，借着干草仓房灰暗的光线，看见皮亚尼站在下边卸草的地板上。他胳膊下夹着一根长香肠，一壶什么东西和两瓶酒。
“上来，”我说。“梯子在那儿。”随即我意识到，我应该帮他拿东西，于是便下去了。因为在干草上躺了一阵，头脑有些迷迷糊糊。我刚才几乎睡着了。
“博内洛呢？”我问。
“我会告诉你的，”皮亚尼说。我们上了梯子。把东西放在干草堆上。皮亚尼拿出一把带瓶塞钻的刀子，用那钻子去开酒瓶。
“瓶口上了封蜡，”他说。“一定是好酒。”他笑了笑。
“博内洛呢？”我问。
皮亚尼看看我。
“他走了，中尉，”他说。“他情愿当俘虏。”
我一声没吭。
“他怕我们会被打死。”
我抓着那酒瓶，一声不响。
“你瞧，我们对这场战争根本没有信心，中尉。”
“你为什么不走呢？”我问。
“我不想离开你。”
“他上哪儿去了？”
“我不知道，中尉。他溜走了。”
“好的，”我说。“你切一下香肠好吗？”
皮亚尼在灰暗的光线中看着我。
“大伙说话的时候，我就切好了，”他说。我们坐在干草上吃香肠，喝酒。那酒一定是人家留着准备举行婚礼的。放的时间太久了，有点褪色了。
“你守在这个窗口往外瞅着，路易吉，”我说。“我去守在那个窗口。”
我们一人喝一瓶酒，我拿了我那一瓶走过去，平躺在干草上，由那狭窄的小窗口往外望着湿淋淋的乡野。我不知道我期待看到什么，但是除了一块块农田、光秃秃的桑树和落雨之外，我什么也没看见。我喝了酒，但是并没觉得舒服些。因为放的时间太久了，酒已经变质了，失去了原有的品味和色泽。我看着外面天黑下来；黑暗来得很快。今夜将是一个黑漆漆的雨夜。天一黑再守望就没有什么用了，所以我走到皮亚尼那儿。他睡着了，我没有叫醒他，只在他身边坐了一会。他是个大个子，睡得很沉。过了一会，我把他叫醒，我们就动身了。
那是个非常奇特的夜晚。我不知道自己期待着什么，也许是死亡，在黑暗中开枪和奔跑。我们趴在大道边的水沟后面，等着一营德国兵开过，等他们过去后，我们才穿过大路，继续朝北走。我们在雨中两次贴近德国部队，但是他们并没看到我们。我们打北边绕过城的时候，一个意大利人也没碰见，过了一会便遇见了撤退的大队人马，整夜都在朝塔利亚门托行进。不但是军队，整个国家都在退却。我们整夜都在行进，走得比车辆还快。我的腿发痛，人很疲乏，但却走得很快。博内洛情愿去当俘虏，似乎太傻了。其实没有什么危险。我们在两国军队中穿行，也没出什么意外。假如艾莫没有被打死，那就决不会觉得有什么危险。我们公开沿着铁路走的时候，没有人来打扰我们。艾莫的遇难来得太突然，太没来由了。不晓得博内洛在哪儿。
“你感觉怎么样，中尉？”皮亚尼问。路上挤满了车辆和部队，我们沿路边走着。
“挺好。”
“我走烦了。”
“唉，我们现在只能走路。不用担心。”
“博内洛是个傻瓜。”
“他真是个傻瓜。”
“你准备怎么处理他，中尉？”
“我不知道。”
“你不能报告说他被俘虏了吗？”
“我不知道。”
“你知道，要是战争继续下去，他们会给他家人造成很大麻烦的。”
“战争不会持续下去的，”一个士兵说。“我们要回家了。战争结束了。”
“人人都回家。”
“我们都回家。”
“快走，中尉，”皮亚尼说。他希望能超过那些士兵。
“中尉？谁是中尉？A basso gli ufficial！打倒军官！”
皮亚尼抓起我的胳臂。“我还是叫你的名字吧，”他说。“他们或许会闹事的。他们已经枪毙了几名军官。”我们加快脚步，赶过了那些人。
“我不会打报告害他的家人的。”我继续我们的话题。
“要是战争结束了，那就没关系了，”皮亚尼说。“但是我不相信战争已经结束。要是真结束了，那就太好啦。”
“我们很快就会知道的，”我说。
“我不相信战争结束了。他们都认为结束了，可我不这样认为。”
“Viva la Pace！”一个士兵喊道。“我们要回家啦！”
“我们要是都能回家就好了，”皮亚尼说。“你们不想回家吗？”
“想。”
“我们绝对回不了家。我看战争还没结束。”
“Andiamo a casa！”一个士兵喊道。
“他们扔掉了枪，”皮亚尼说。“他们行军时把枪取下来，扔掉了。然后就喊起来。”
“他们应该留住枪的。”
“他们以为只要把枪扔掉，就不会叫他们打仗了。”
在黑暗中，我们冒雨沿着路边行进，我看见许多士兵还挂着步枪。枪在斗篷上边突出来。
“你们是哪一个旅的？”一个军官叫道。
“Brigata di Pace，”有人嚷道。“和平旅！”军官一声不响。
“他说什么？军官说什么？”
“打倒军官。Viva la Pace！”
“快走吧，”皮亚尼说。我们经过了两辆英国救护车，它们给丢在一个车辆堆里。
“从戈里察开来的，”皮亚尼说。“我认得这些车子。”
“比我们走得远一些。”
“比我们出发得早啊。”
“不知道司机都上哪儿去了？”
“大概就在前头吧。”
“德军在乌迪内城外停下了，”我说。“这些人都要过河了。”
“是的，”皮亚尼说。“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我认为战争还会打下去。”
“德军本来可以追上来的，”我说。“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没追上来。”
“我也不知道。我对这种战争一无所知。”
“我想他们得等待他们的运输车辆吧。”
“我也不知道，”皮亚尼说。他独自一人的时候，要和气得多。和别人在一起时，讲起话来就很粗鲁。
“你结婚了没有，路易吉？”
“你知道我结婚了。”
“你就是为了这个原因不愿当俘虏吧？”
“那是一个原因。你结婚了吗，中尉？”
“没有。”
“博内洛也没结婚。”
“一个人结没结婚说明不了什么问题。不过，我想结了婚的人总想回到妻子身边，”我说。我很想谈谈妻子的事。
“是啊。”
“你的脚怎么样？”
“挺疼的。”
天亮前我们赶到了塔利亚门托河岸，沿着涨满水的河往下走去，来到所有的人马车辆必经的一座桥。
“他们应该是守得住这条河的，”皮亚尼说。黑暗中，水看上去涨得很高。河水打着漩涡，河面宽阔。木桥大约有四分之三英里长，河床宽阔多石，平常只有几条窄窄的水道，远在桥的下方，现在河水高涨得快挨近桥板了。我们沿着河岸走，然后挤进了过桥的人群。我给紧紧地夹在人群中，冒雨在桥上慢慢地走着，下边几英尺就是洪水，前面是炮车上的一只弹药箱，我从桥边探头望望河水。因为没法按照自己的速度赶路，我觉得非常疲惫。过桥一点也打不起精神。我在琢磨，要是白天飞机来轰炸，会是个什么光景。
“皮亚尼，”我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