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有两个小时，集中上课是不可能了，只能单独谈话，先把小琳叫上来，她十分镇静，见到我满面嘲讽：“哟，挺威风嘛。”我问她：“你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她瞪眼回答：“我没做坏事！”我说如果你没做坏事，警察为什么要抓你？她哧地一笑：“这还不简单？国家的宏观调控嘛。”旁边邹晓华忍不住了：“什么宏观调控？你以为这么多人陪你过家家呢？”小琳冷冷地瞥他一眼，闭上嘴不说话，其意甚是倔强。我劝了半天，可她一句都听不进去，也坚决不肯跟我回南昌，反而推心置腹地问我：“郝哥，我问你，我们这些人会怎么样？会坐牢吗？”
我说不会。
她又问：“那会拘留吗？”
我说也不会。
“那是不是还要把我们放了？”
我点点头。她哼了一声：“我就知道！如果我们真犯了法，为什么不抓我们去坐牢？这不是宏观调控又是什么？”
我无言以对，邹晓华赶紧解释，说警力不足，你们大多数也是受害者……她无动于衷，一直冷冷地看着。我想这事急不得，先让她下去冷静冷静再说。接着把龙师父和罗老汉夫妇叫上来，跟他们逐一谈话，其实全是白费口舌，经过长期的洗脑，这些人早已心如铁石，那些愚蠢的概念在他们的脑海中深深地扎下了根，要想在十几分钟之内劝得他们回心转意，简直就是痴心妄想。
我重回上饶有两个目的：一是端掉这个团伙；二是把小琳救出来，早在去上饶之前，我和小庞就定下一个目标：力争把小琳劝回三亚。在最初的几天，我一直试图做她的思想工作，一条条批驳那些荒谬的理论，她一直敷衍，有时也会假装赞成，可转过身就会向团伙头目报告。我那时常常奇怪：为什么我前一天说过的话，第二天就会有“对面老总”提及？慢慢地发现了这个秘密，真是惊出了一身冷汗。
我相信，如果那时真的发生了什么极端事件，她一定不会帮我说话，只会站在一边鼓掌叫好，因为行业的敌人就是她的敌人。在后来的日子里，她一直是我的领导，命令我干活，禁止我外出，这也不行，那也不准，连基本的人身自由都被剥夺了，按说我应该恨她，可经过了二十三天的相处，却怎么也恨不起来，甚至还有点喜欢她，我必须承认，这不是什么正常的情感。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三日，两名歹徒在斯德哥尔摩持枪劫持了四名银行职员，与警方周旋了一百三十个小时之后，两名歹徒释放了人质，缴枪投降。然而几个月后，这四名银行职员却对劫匪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情感，不仅不恨他们，反而给予怜悯和同情，甚至会筹钱帮两名劫匪请律师，其中一名女职员居然还爱上了劫匪。这就是现在耳熟能详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起源。
说别人容易，分析自己就要困难得多，在后来的几个月，我渐渐省悟：原来我也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患者。我之所以对小琳产生好感，并不是因为她身上具有某种打动我的品质，而是因为奴役本身。她管我很严，可是又允许我每天早上吃两个包子；她不准我看书，可是又会偶尔带我去书店翻上两页。我自问可以算得上铁石心肠，可还是会为这点小小恩惠心怀感激，并且渐渐地产生了依赖感，把她当作是自己在传销团伙中的唯一亲人。而这正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典型症状。
这是我在传销团伙中的重要体验：每个人都可能爱上奴役自己的人，只要他稍微表现出一点善意，跪着的人就会感激涕零。斯德哥尔摩并不遥远。
天快黑了，我们都很着急，再一次把小琳叫上来，七嘴八舌地劝她，她还是听不进去，一定要留下来继续干行业。我几乎要放弃了，突然想到一个主意：这姑娘比较重视面子，干脆就用面子之事来吓吓她。我清清嗓子：“我们马上就要回南昌，你想走就跟我们一起上车；要是不想走，我也不会看着你继续害人，”我指指李伟，“他拍了你的照片，我跟你发誓：只要你还在这里骗人，我一定会把你的照片登在《南国都市报》上，到时你的亲戚朋友都会知道你在这儿做传销，你看着办吧。”
这办法果然有效，她犹豫半天，勉勉强强地答应了。走出派出所的大门，她依依不舍地跟她的事业伙伴们挥手，眼泪都快下来了。李伟给我递了一支烟，说这女孩真是不怎么聪明，被人骗了还帮人数钱呢。邹晓华大笑：“咳，要真是聪明人就不会被人洗脑了，你看看，这都是些什么人啊？”我叹口气，心想这话只说对了一半，真正的聪明人不会上他们的当，可只要进了传销窝，再聪明的人也难免会变成白痴。
开到半路，我接到了李新英的电话：“哟，郝哥，你回来了，枕（怎）么不跟我们打个招呼啊？”我说打过了，我招呼的声音还挺大。她讽刺我：“你这翅（次）立了大功了，恭喜你啊。”我说你清醒点吧，这不是什么连锁销售，就是传销，你不要再害人了！她不淡定了，声嘶力竭地嚷嚷：“我不跟你说！你把手机给小琳，我要跟她说话！”我不肯给，她急了，在电话里声声怒吼，连斥带骂，旁边邹晓华火了：“******，这是什么人啊？害人还敢这么嚣张！我这就给程队长打电话，抓起来再说！”
小琳最终还是接了那个电话，可她一直不肯告诉我李新英说了什么。但我相信，所有的传销者都没受什么损失，他们见惯了，听多了，丝毫不会在意，绝对动摇不了他们干行业的信心。
在接下来的三天里，我给小琳安排了多场阵容豪华的反洗脑课程，在大学、寺庙、风景名胜、豪华餐厅，出场的有记者、编辑、报社主编，还有陈社长这样的高人，可谁都没能把她劝服，她那小小的脑袋里好像灌满了铅汁，炮打不动，雷劈不开，一句话都听不进去。最后还是建国老师的电脑帮了大忙，有天我在网络上搜到了中央电视台的一段视频，讲的是吉林四平的传销窝点，警察前去解救时，一个中年妇女披头散发地抱着一根栏杆号叫：“我不回去！我死也不回去！”小琳对此颇有感触，沉默了半晌，幽幽地告诉我：“这个人好像就是我哦。”我心中狂喜，还以为她真的想通了，第二天就把她送回了三亚，后来才知道，原来她并不认为自己做了什么坏事，只是觉得那女人的形象比较难看。或许在将来的某一天，她还会走进某个传销窝点，继续被骗，继续骗人，然后毁掉自己的青春，毁掉自己的一生。
她本来是个单纯善良的好姑娘，她妈妈很早就过世了，父亲再娶，她和继母相处得不太好。她们家开了个经营烟酒糖茶的小店，她从六岁开始就帮着料理一切：进货、卖货、记账，我甚至能想到那个六岁的小姑娘站在柜台后娇羞可爱的样子。她很坚强，从不在别人面前流泪。她告诉我：她只想多赚点钱，给妹妹交学费，给弟弟买新衣服，让父亲不至于那么累。
她只有二十岁，还是个孩子。
我的事迹见报之后，有位叫“王舒天下”的朋友给我留言，语中不乏讽刺：恭喜你制造了一个“假新闻”，你那个传销窝点根本没有被端掉，不信你再去上饶看，说不定还在原来那屋里，如果不在，你在那个城市里逛，还能碰到那些人的。
我不愿意承认，可必须承认：他说的是真的。我自以为做了一件好事，自以为帮了很多人，可事实证明，我只是做了一场可耻的秀，不仅没有让他们脱离苦难，反而在他们的伤口上撒了一层盐。就在我离开不久，他们重又聚到了一起，继续做传销，继续洗脑，继续欺骗自己的家人和朋友。几个月后，这个团伙搬到了湖南邵阳，有几个人离开了，可大多数都还在，我相信他们还在吃三毛五的菜，睡着一扯就烂的棉絮，却依然抱着那个五百万的绝望之梦。
他们的房门被钉死，他们的生活用品被砸烂。可是没关系，当他们重新聚拢，他们会再买新的。他们很穷，可是他们满怀信心。他们无知，可是他们满怀信心。他们倾家荡产、家破人亡，可是没关系，他们满怀信心。
我不能责怪警方，是的，警力有限，对付不了数以千万计的传销者；我也无权责怪政府，是的，资金有限，不能把每位传销者都遣送回家；我谁都不能责怪，最后只能责怪自己：对不起，是我多事。
那些善良而单纯的人们，那些连袜子都买不起的人们，那些一生受苦、一生不曾作恶的人们，我一直想大声问你；那令人窒息的二十多天里，我想大声问你；在电视访谈中，我想大声问你，可我始终没能问出声。现在，在这里，我大声问你：你如此朴实，如此善良，可你怎能如此无知？
我在云碧峰上见过一只小小的蜥蜴，它躲在石头下面，一直仰望着树叶上的一滴水，像是在等待它滴落下来。太阳落山时，那滴水已经干了，而蜥蜴还在那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