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葬礼对于中国人的意义似乎历来都是十分重大的。其实，这倒不是中国人特别的“世俗”，其中确实具有深刻的文化意蕴。
【事典】
《杨王孙传》是《汉书》中有名的篇章。班固写这篇文章是有感而发的。汉武帝时期，厚葬风气太盛。当时武帝倡导在上，下面的贵戚大臣、豪门富户纷纷仿效，竞相厚葬。杨王孙正当此时，他痛恶厚葬的世风，决心以自己的裸葬之举来矫正它。
杨王孙是汉武帝时候的人，研究道家始祖黄帝和老子的学说。家中有千金的产业，在生活上他自己供养自己，凡是能够保养身体的东西，没有他求不得的。等他得了重病，要寿终的时候，命令他的儿子说：“我想裸体而葬，用这种方法来返回到我的本质上去，你一定不要改变我的意见。我死后就做一个布袋装上尸体，放入地下七尺深的坑内。尸体放入坑后，从脚后跟拽脱身上的布囊，使身体直接与土地贴近。”
他的儿子本想沉默不听他的话，又怕违背了父亲的遗命，想听从父亲的遗命，心里又不忍。于是前往拜见父亲的朋友祁侯。
祁侯给杨王孙写了一封信，说：“王孙您近来为疾病所折磨，我最近因为跟从皇上到雍去祭祀五帝，所以未能前去探望。愿您养精神，少思虑，按时吃药，好好地保重自己。我又听说您让儿子给自己裸葬，假使死去的人没有意识也就算了，如果他还有意识的话，那不就是在地下侮辱自己的尸体，将要光裸着躯体见自己的祖先吗？我不赞成这一做法呀！况且《孝经》上说‘为死者安排好内棺外棺、寿衣寿被’，这也是圣人留下的旧制，何必一个人死守着您那狭小的黄老思想呢？望王孙您好好想一想。”
王孙答复说：“我听说古代的圣王因为人在感情上不忍心看到他的亲属白白死去，所以为人制定了葬礼。然而今人却超越于葬礼的规定和限度。我因此裸葬，就是要用它来矫正世俗的风气。再说那厚葬的确对死去的人毫无益处，但俗人们争着相互比较，费尽了钱财，有的今天埋下去，明天就被挖了出来，这跟在荒野之中暴露尸骨有什么不同？况且，死，本来就是生命终止时的变化和事物的最终归宿，该‘归’的到达该归纳地方，该‘化’的得到应有的变化，是使天下之物各自回到了它们的本质上去，苍苍冥冥，没有形迹，没有声响，这才合乎自然的情理，那些用装饰外表来向众人炫耀，用大量钱财去陪葬，使尸体与土地隔离，不能返回到本质上去的做法，是使该‘归’的不能得其所，该‘化’的不能得到变化，这便是使天下之物都失掉各自的归宿。
“况且我还听说，精神这东西，是上天所具有的，身体这东西，是大地所具有的。精神离开了形体，各自回到了它的本质上去，因而就叫做‘鬼’，‘鬼’这个词儿，说的就是‘归’的意思。那尸体孤零零地独自待在那里，哪里还有知觉呢？用布帛把人的尸体缠起来，用棺木使尸体与泥土隔离，有的嘴里还塞上玉石，想变化却办不到，结果千年之后变为肉干，待到棺木腐烂之后，才能归到土中，从这来说，人死以后又何必使尸体长久作客呢？
“从前帝尧的时候，埋葬死人只是把树干抠成个匣子，用葛一类藤蔓作绳子捆上，向下不能挖到泉水，向上不能透出尸臭。所以古代圣王生时容易奉养，死后葬礼也简易。不在无用的地方用功，不在没有道理的地方花钱。如今却耗费资财来重葬礼，挽留该归的，隔离该去的，死去的人什么也不知道，活着的人什么也得不到，这是双重的糊涂。唉！我不干这样的事。”
祁侯说：“好。”于是，就裸体埋葬了杨王孙。
作者评赞：从前孔子说，如果得不到中庸之道，那就考虑偏激的做法；看杨王孙的志向，要比秦始皇高明得多。
文章既记叙了杨王孙全部裸葬言行，又刻画了杨王孙这个人物。从思想内容来看，《杨王孙传》至少有两点可取之处。首先，揭露和批判了封建统治者的穷奢极欲，杨王孙以自己的裸葬来矫正时弊、倡导俭葬是值得肯定的。其次，本文在一定程度上宣扬了无鬼论的思想。秦汉时，人们一般认为死后灵魂依然存在，而杨王孙否定了“人死有知”的迷信观点，宣扬了无鬼的思想，这在当时是进步的。
后周太祖郭威是一位提倡薄葬的皇帝，然而，这似乎并不是因为他有什么高明的理论或是爱惜民财物力，与杨王孙的观点似乎没有什么关系，而是鉴于“自丧乱以来，坟墓无不发掘，皆由厚葬也”的历史教训。当时，唐代皇帝的陵寝大都被掘盗，郭威倡导薄葬，提倡葬礼要从简，其实不过是怕自己的坟墓被盗而已。
郭威认为的因厚葬而被盗墓并不是历史上的很遥远的事情，而是有切身体会的。当时，天下纷乱，可以说是世风日下、人心不古、道德沦丧，其时出了个以掘墓著名的节度使温韬。
温韬早年曾为盗，后来做了凤翔陇右节度使李茂贞的部将，曾降梁，复降复叛。梁末帝时，做了静胜军节度使。温韬肆行不法，做节度使期间，唐代皇帝的陵寝凡是在境内的，全都被他发掘盗窃遍了。昭陵是唐太宗李世民的陵墓，建筑坚固宏伟。温韬派遣军队掘开了墓道，进入寝宫，把珍宝以及秘籍图文、书法绘画珍品，特别是钟繇、王羲之的真迹等稀世珍宝全都掠为己有，一无遗漏，这在当时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就这样，唐代皇帝陵墓遭到肆无忌惮的破坏，随葬的大量金银玉器、奇珍异宝，全都被洗劫一空。后来，后唐庄宗灭梁，温韬求降，庄宗大臣郭崇韬就坚决反对接纳，说：“这人是个无耻之徒，什么人都可饶恕，就是这样的盗掘陵墓的贼寇罪不可赦！”
温韬掘墓的事，给后周太祖郭威的震动是非常之大的。他曾多次告诫周世宗柴荣说：“当初我西征时，看到唐十八陵的坟墓都被盗光了，这就是由于埋葬在里面的金银、玉器和珍宝太多了。我若死了，就用纸做寿衣，用瓦棺收殓。要及早入土安葬，不要久留在宫中。墓中不要用石料，用砖代替就行。埋葬之前，还要打开棺柩让人看清，免得让人疑心里面藏了珍宝，再动盗墓之心。安葬完毕，征募住在附近的三十户百姓，免去征徭，让他们守护就行了，不要修地下宫室，不要置守陵的宫女。工人役徒都要雇，不要扰民。墓前也不必置石羊、石虎、石人、石马，只要立一块石碑就行了，上面刻上‘周天子平生好俭约，遗令用纸衣、瓦棺，嗣天子不敢违也’一行字。你要是违背了我的意愿，我是不会赐福给你的。”
史家评论说，自秦汉以来，帝王厚葬成为风气。他们靡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建筑规模宏大的陵墓，死后又用大量的珍宝金银陪葬，极尽奢侈豪华之能事，而在做这些事的人当中，又不乏英伟聪明之主，实在是令人难以理解。人在生前富贵，还想保证死后的长存，这也实在是痴心妄想了！奢靡厚葬，不仅劳民伤财，化神奇为腐朽，而且给日后陵墓被掘、死不安寝留下了隐患。照此而言，郭威也可以说是一位有识见的国君了。
然而，孔子是主张“厚葬”的，不过，他的这种想法在当时就遭到了误解和批评。且看《晏子春秋》里的一段话。
孔子来到齐国，拜见了景公，景公十分高兴，想把尔稽这块地方赐给孔子，他把想法告诉了晏子。晏子对景公说：“不行。孔子这个人傲慢自大，好自以为是，不能让这样的人去教诲百姓；他喜欢享乐而轻慢百姓，不能派他具体管理地方；他讲求修身，要求人们顺从天命，而讨厌治理实事，所以不会尽职尽责；他鼓吹厚葬，必然破费民财，使国家贫困；要人们守丧旷日持久，不提倡节哀，这都不是爱民的办法。治理国家的难点，在于实际治政中如何作为，而儒家学说只在表面形式上下功夫，所以有意身着特异的服装，故意在脸上装出肃穆的表情，显得与众不同，而这样做，根本不能教导民众、教化百姓。
自从至圣大贤消失以后，周王室权威衰落，各种礼仪日趋烦琐，而民众的作为、风气却愈发轻浮，礼乐制度越来越庞杂，而社会道德风尚却每况愈下，日渐没落。现在，孔子大力提倡礼乐，向世人展示炫耀，奏乐起舞，招集门徒，特别注重有关上下尊卑和日常行为举止的各种礼仪，想以此来限制和约束民众。孔子的学问虽然渊博，却不可能成为社会效仿的榜样，劳心费力也不能对民众有所帮助，对他的思想和说教，一个人即使有两倍长的寿命也无法通晓那么烦琐的东西，对那些烦琐的礼仪，花费一年的时间也学不会，就是积累多少财富，也无法满足这些礼节开支的需要。他这样做，是用精心编制过的各种邪说来迷惑国君，通过大兴歌乐来愚弄百姓，孔子的学说不是治国之策，他的说教也不能用来教育人民，您是不可以向他请教治国之道的。现在，您一定要向孔子求教，然后再来治国治民，那只能是缘木求鱼了。”
齐景公听了他的这一番话，觉得十分有道理，认为孔子的学说不是好的治国之道，就不再理睬孔子。后来，孔子只好离开齐国到别处去了。
【评议】
孔子实在是冤枉，因为他本来就不是那个意思；但他其实也不应该感到冤枉，因为他的学说在当时还很少有人理解，像晏婴这样的理解已经算是不错的了。孔子讲究厚葬，并不是要陪葬多少东西，主要是指礼节的隆重。孔子说：“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意思是说人只有通过对自己的结局有十分谨慎的考虑（其中也包括能够体现社会对其功过评价的葬礼的隆重与否，其中很重要的成分是血缘关系的评价），才能认真地思考未来，才能认真地思考人的价值和意义，也才能自觉地把人与其他动物区别开来。这样，人才能真正地从内心深处建立起道德感。应该说，孔子的理论是带有根本性的，是从人的最深刻的本质深处出发的，因而，孔子虽然没有被齐国所接纳，但这并不影响他为万世师。而晏婴仅是从十分肤浅、直接的社会应用层面出发的，他不接受孔子的理论也似乎是有道理的，但其影响毕竟是有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