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婆安慰蓼萝：“否极泰来，咬咬牙挺过去，你的运道就要转了。上帝在大的方面永远是公正的，他拿走了你多少，就一定会补偿你多少。”
也许这话有一点道理。
在几天之后的一个早上（可能是上帝派遣天使下界的一个早上），空气特别好，蓼萝的心情也就跟着好些了似的。
蓼萝被一种冥冥中的力量推着，信步走到了她结识包包的地方。突然，一道明亮的光线一下子把她的心照亮了——他就在那儿，阳光男孩。在那个超市，她刚一走进去，就感觉到了他。
他仍然是干干净净的，剪寸头，穿貌似朴素的名牌服装——这不是阳光男孩，这是另一个男孩，她的小包包的主人。天哪，是他！小包包的主人仍然在原来的场景下出现了。
“你好。”他好像有点激动，却竭力显得平静。
“你好。”她是真的有点激动，不是有点，是很激动。她急走了几步，在他的面前停了下来。
“你为什么不问？”
“问什么？”他扬了扬眉毛。
“问包包啊，难道你把它忘了？”
“天哪，My god！”男孩叫起来，显得有些夸张，“这么说，包包还在？我……我刚才都不敢问你……”
“你为什么不找我？”
“那个电话我忘了，可是两年多了，我不断地打听，一有空儿就到这边儿来，这边儿大街小巷的老头老太太都认识我了，都知道我是找狗的……”
三个月之后，人们看到十字坊小区走出来一对璧人：那个美丽的女孩子抱着一只雪白可爱的小狗，走起路来略略有点瘸，但是脸上的表情很安静，很快乐；那个穿名牌服装的男孩挽着她，也很安静，很快乐。保安探出头来打招呼：“出去玩啊？”“不，我们去给小狗报户口。”
保安看着女孩的背影，对管物业的老王说，漂亮女孩就是命好，这不，又有人追了，永远也甭想闲下来。老王到底上了几岁年纪，摇摇头说，漂亮有什么好？少似观音老似猴，岁数大了都一样。看这女孩儿，哪还有刚来的时候靓？折腾吧，折腾不了几年！
老王说完了这话，那远去的小白狗就从主人肩膀上回过头来瞪了他一眼，像是听懂了似的，对着天空发出一连串的吠叫，叫声渐渐沉没在施工工地的尘埃之中……
住在市中心医院，我常想起两个人。一个是鲁迅，一个是古龙。
鲁迅有一篇散文，开头是：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
古龙的小说里，当小李飞刀听见他的好朋友阿飞说梅花开了十九朵时，心立即一沉——连树上的花开了几朵都数得清清楚楚，这个人该多么寂寞。
我从病床的窗口看出去，就常常想起“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还有“梅花开了十九朵”。我忽然明白，鲁迅和古龙，虽然完全是两种人，但他们都是寂寞的。
窗口的树，一株是梧桐，另一株也是梧桐。
我刚住进来的时候，它们还年轻，一片浓荫的树冠刚刚茂盛。
然后我看着它们转成深绿，又从边缘开始渐渐转黄，然后整叶萎黄、干缩，纷纷落下。梧桐叶凋落其实很动人，一大片干燥的叶子坠地时会发出类似音乐一样的声音。可是冷酷的园艺工，不等这哀婉的谢幕结束，就在一天清晨把它们半秃的枝干全砍掉了。留下的树干像一只失去了手指的手掌，伸不成，也握不成了。
冬天来了。于是，我想起了古龙，想起了他笔下困在林仙儿手中的阿飞。阿飞是个真性情的男儿，却寂寞地数着梅花。一朵一朵地数，一天一天地数。阿飞是为情所困，他是自己情愿；林仙儿还给他喝迷魂汤，让他天一黑就睡得死死的。我简直太羡慕阿飞了。我是为病所困，根本不愿意呆在这儿。而且，没有人让我喝迷魂汤。每到晚上，一想到要睁着眼挨过的永无止境的黑暗，真想哭。
医院不是一个好地方。刚住进来时他们怀疑我的植物神经紊乱，后来说是胃有问题，心脏也不太正常。结果半年住下来，失眠、头晕、厌食、心悸，所有的症状都齐了。他们还是说不清我怎么了。
我开始怀疑我能不能活着走出这个大门。
今年冬天似乎不太冷。不知道，反正我没有出去过。妈妈给我买来一套粉红的厚绒衫，怯怯地说：“你最喜欢的颜色。”我想笑，妈妈总是这么不敏感，这是多少年前的事了。那时我觉得这种颜色衬得我的肤色特别水灵灵，我还记得有一本书上说它是“公主色”——每个女孩在十七八岁时都会在心底认为自己是公主，至少也是等待扬眉吐气的灰姑娘。怕妈妈伤心，我说：“妈，把爸爸那件老棉袄给我拿来吧，套套方便些。反正在这儿不用好看。”
妈妈就给我拿来了，那是一件蓝色面棕色里的驼绒袄，很重，套在身上有一种踏实感。我就天天在住院服上套着爸爸的二十年前的老棉袄，在走廊上面对进进出出的时髦男女，感觉让整个世界抛弃之余总算还有血缘的包容。
爸爸只来看过我一次。他一生信奉“亲者严，疏者宽”的原则，对我一直是用训斥来表达感情的。可是医院这地方显然不适合训人，他显得无所适从，所以由妈妈全权代表，每星期来看一次，给我送点菜、水果、换洗的衣服。妈妈明显地苍老了，我假装没发现。
我想天下的不肖子孙之所以显得没心没肺，是因为他们面对父母无能为力，就用不在乎来掩盖内疚。我觉得自己不肖到了没有向他们表示歉疚的资格。我没有像预想的那样轰轰烈烈地干一番事业，让他们以我为荣。连他们希望看见我平平安安、嫁个好丈夫、给他们生个外孙这样的期望都辜负了。还这样拖累他们。
如今，万丈豪情早已抛到九霄云外，连做人的心都灰了。
做人做到这个份上，其实就真没什么意思了。
半夜，我又睡不着，忍无可忍地披上老棉袄，到了走廊上。
走廊上的灯关了一半，泻下的不是光，而是幽暗。我看见在我一向站的窗前，站着一个人。
我在走廊上见过他几次。瘦瘦的，中等身材，撑着一支拐杖，笑着和医生、护士打招呼——不知为什么，他的笑容里有一种说不出是聪明还是狡黠的东西。似乎刚刚可以算是中年。可是脸上已经有了不少挣扎的痕迹，至少他曾经活得不那么滋润、顺畅。我对他没有兴趣。
我正在犹豫该不该走开，他回过头来看着我。他的眼睛在幽暗中很亮地闪了一下，完全不像平时的样子。那一瞬间给我留下了印象——这是一个善于伪装的人。
我没有回避，在他的注视下走过去，站在他身边。当一个人病久了，他（她）的性别意识、审美意识都会麻木。我穿着爸爸的老棉袄，就那么毫不在乎地站在一个陌生男人的身边。
“睡不着？”他问。
“睡得着才怪呢。”我说。
“我也是。安眠药吃四片也不管用，怎么办，你说？”他居然咧了一下嘴。他笑起来不好看，带着一种混迹市井的不清洁的气息。可是，不论他是什么样的人，反正我们现在是一样的，都困在这儿，困在无眠的夜里。就像一艘船航行在无边的漆黑的海上，甲板上的两个人可能发生的那样，两个陌生人在医院的走廊同样可以迅速地熟悉、亲近起来。其实这样说是不对的，可是我想不这样说没有人能明白。
“你是几床的？”他问。
“八十八床。”
“发发，这号码吉利。要是在外头能拍卖个好价。”
连病床号也扯上这些。住进医院还想钱，大概是不正常的病人惟一的正常之处了。我说：“全都是疯子的疯念头。就算‘八’是应在‘发’上。你知道是‘发’什么？发脾气也是‘发’，发疯也是‘发’。”
他笑了，是那种毫不收敛、很不文雅的笑，嘴张得很大，整个鼻子都皱起来。
笑完了，他说：“八十八床，你是我在这儿遇见的最有意思的人。”
可是我自己一点都没意思。
沉默了一会儿，他又说：“晚上睡不着真痛苦，天花板都快看穿了。医生说我死不了，可我总觉得自己会在晚上死掉，没有人知道。”
我随口问：“你几个人住一间？”
“我一个人。多花几个钱，包了一间华侨病房。你呢？”
“四个。前天刚死了一个，床位还没人补过来。”我说，我可住不起一个人的房间，光房钱就要四五千块一个月。这个人，他是干什么的？看他浑身上下，竞看不出他的职业特征。他的气质难以分辨，像一张画，依稀看得出最初的线条，但一层层涂抹上去的颜色太浓太杂，已是一团混沌。
我们不再说话，各自看窗外。这儿可以看到医院的大门，现在门房正在打盹，大门外有一辆车沙沙地驰过，更显得门内坟一样的死寂。今年冬天真乏味。干冷、风大，到处是尘土，看得人满心满意的灰。
“今年冬天真乏味。”我身边的人说。
我微微一惊，这个人在和我想同一件事。也难怪，大概许多人都有这个感觉。连雪也不下，冬天就没有意思了。
“连雪也不下。”他又说，像自言白语。我真的吃惊了。
他是什么人？
现在我知道他叫梁豪雨。山西人。据说出生那年老家遇上大旱，他已经进了城的父亲不忘根本，给他起了这样祈祷般的名字。
他是个做生意的。做什么，问了几次，他要么岔开，要么语焉不详，我也就不问了。看得出他并不以自己的职业为荣，还有些难言之隐似的。他有四十岁了吧？四十岁的人，哪个心上没有一些不得已的曲折、说不清的皱褶？
他也问我的工作，我说我是无业游民，他说不像，“你一看就是个乖乖女，从小三好生，大学里只学英语，然后天天朝九晚五给资本家卖命。”
我笑了。他说得差不多，但又都不对，因为那都是过去的事了。我现在真的是没地方可以卖命。
我自己也想不明白怎么会落到这一步的。
也许我不应该出国。大学毕了业，在研究机关里上班，轻松悠闲，安定无比。静极思动，加上和当时的男朋友分了手，觉得再在这个城市呆着也没有味道，就去了日本。并不是我喜欢日本，只是因为没有兴趣去攻托福、GRE，日本不需要考试，又近，就是它了。
我也不知道怎么就混到了现在这步田地。的确，在国外上学、打工是够辛苦的，但并没什么支持不住的感觉。和男朋友分手也干净利落，我们的关系就像一杯泡了七八回的茶，早就没味道了，分手只是有些感慨，不至于成为我的心病。也许是因为在国外没有男朋友孤独出来的？也许。遇见的男人不是有太太兼妻管严的，就是才二十啷当岁，只想泡妞根本不想结婚的。可我已经到了将谢未谢的时候。要不趁现在抓住一个男人让他对我许下一辈子的承诺，我的麻烦就大了。我不能和他们浪费时间。可是，那个命中的真龙天子不出现，我空等了三年。回国时，我一无所获。除了一箱衣服，只多了只大玩具熊。钱是挣过不少，都花在旅行、喝酒上了，还有玩“帕金宫”。我一直相信我会找到一个有钱的白马王子，那么我自己的这点钱算得了什么？我惟恐将来钱多得花也花不完的时候，想到曾经省这么点钱后悔得牙疼，却没想到是事后更穷想到当初乱花钱心疼。
好在，我是回来工作的，不是挣够了钱回家养老。没想到原来的单位回不去了，因为管人事的糟老头居然暗示说他家的电视又小又旧，“日本的电视机好呀，现在又出了一种画中画……”他面部神经可能有问题，居然真的滴下了口水。想到我出国时他握着我的手不放，也是这个表情，我突然一阵恶心，看他没有心思和我谈办手续的事，就告辞出来了。走在街上，我突然想：妈的，在国外我都不对人低三下四，现在这里是自己家门口，我倒心虚了？他明目张胆地敲诈，我为什么要满足他？让他家的彩电再等等吧。不就是失业吗？另找一份不就得了？在国外，别的本事没有，找工作都练成熟练工了。
我就找了一个公用电话，拨了单位人事处的号码，我说：“我不来了，手续不用办了。”把自己置之死地之后，我买了一份报纸，拐进一家酒吧，要了一杯“三得利”威士忌，开始在报上的征人启事中寻找我的新生。
应聘各种公司的结果是谁也想不到的：我病了。毫无道理地一病不起，住进了医院。我剩下的钱一下子花了个落花流水。这其间，我收到过一家化妆品公司的录用通知，可是它的到来已经是一种讽刺，只能使我更加痛苦。
我知道我必须恢复健康，我必须赶紧去找工作。我一天三遍地看自己的化妆箱，里面化妆水、奶液、粉底霜、粉饼、眼影、腮红一应俱全，我盼望我早一天用它们，那意味着我可以去应聘面试，重新投入一个生气勃勃的世界。比起医院，外面的任何一个角落也显得美好起来。可是，我一到白天就头晕目眩、两眼发花，挣扎着到楼下走几步，就手脚冰凉，嘴唇发麻，心跳得几乎要跃出胸腔，双手按着回房间，还喘上半天，又喝了一杯热茶，才好些。
我算彻底废了。
看出去光秃秃的树，就是我的生命，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惨遭修剪，元气大伤。
大隐隐于市？不，隐于医院。虽然人来人往，人声鼎沸，像个菜市，但所有人都像游魂，互不相干，互不相让，互不关注。我觉得自己来到了地球的尽头。我失去了经历、身份和所有的骄傲，只剩下挂在床头的那一张铁牌子：徐珊珊，内一88床。时空概念都没有意义了，世界也遥不可及，只有每天光顾的病痛使我明白自己还活着。
这时候我认识了梁豪雨。后来，我不止一次地想，我生这场病的时候，快乐和屈辱的两极，都和他有关。不论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他使我有了兴奋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