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公超
出国留学，在国家与个人，原都是不得已的办法。因为我们的学术落后，所以想要深造学生不得不送他们出国去求学于人。这当然不能说是我们的耻辱，但亦未必是国家或个人的光荣。学术先进的国家彼此交换学者，或互派留学生原是极平常的事，就是学术稍落后的国家派人到先进的国家去留学也是不希奇的事。譬如，欧战前美国研究历史，哲学，或文字学的人多半是到德国去留学的，而至今英美学生到意大利或法兰西去学习音乐、美术的还不在少数；但是，世界上没有第二国家在最高教育方面是像中国这样几乎全盘求之于人的。稍有国家观念的人都应当觉悟，这不是一个长久的办法，更不是我们教育制度的一部分。现在我们只希望能够渐渐地提高自己大学的程度，同时也可以减少我们留学的需要，缩短我们留学的时期。
近几年来留学似乎已成为一种普遍的风气。在许多人的思想习惯上，国内大学似乎就为预备出洋而存在的。大学毕业生，只要有法子筹得一笔旅费和一年半载的最低生活费，是必要荣行的。至于入哪个学校，从什么人读书，甚而至于究竟要研究什么，似乎都还是次要的问题。要紧的是出国，先故上一个留学生。这种学生当以自费的为数较多，但官费生中也有不少这样的人。所以，出洋的人虽然日见增加，但实际求学者却似乎日益减少了。有人说，自有留学生，情形就如此。也许，不过，单就欧洲大陆与美国两方面的情形而论，我觉得现在“留而不学”以及“留而不能学”者的成分似乎比前十几年的增加多了。
无论现在与过去的比较如何，现在值得注意的事实是：在巴黎、柏林、伦敦、东京、纽约等大都会里我们可以常遇着许多根本不读书，或因种种原因不能读书的中国留学生。
根本不读书的人不必谈了。不能读书的人可以分为两种：一.因为在国内时文字的根底太差，到了外国既不能随班听讲，又不能自己看书，所以就变成不能读书的人了。这种人有的到了外国之后感觉自己的文字程度太低，遂着手补习，等到有了相当的程度，已经到回国的期限了。还有的，根本就不求文字通顺，只要能对付着生活，就此鬼混下去。这种情形以巴黎与柏休两处为最甚。
这些学生假使留在国内也许还能多读几部书，多得着一点知识，对于社会或许有点用处，但是像这样的下去，我们就不容易知道他们有什么用了。因经济的关系以致不能正当读书者似乎以英法为数较多。我去年住在巴黎的时候曾听说有十几位学生先后转到柏林去，因为柏林的生活程度比较便宜，而且还可以用“登记马克”，至于他们的德文呢，多半是只有几个月的程度，而以他们所研究的东西而论似乎也无需到柏林去。后来我到伦敦，又听说有学生转到德国去，也是为了同样的经济理由。我知道在英国有一位学生因为伦敦的生活程度太高跑到爱丁堡去，不幸到了那里才知道没有自己要读的课目，于是又转到利物浦，在那里住了一季之后，觉得并不比伦敦便宜多少，结果还是回到伦敦去。因为要省钱而牺牲了求学，未免太可怜了。
在国外每遇见这种迷离傍徨的青年同胞不免连想到国内一般社会对于所谓“镀金”招牌的仰重心理。虽然近几年来教育界对于自己所培植的人材已较前略为重视，但在一般社会的眼里留学生的招牌似乎还很有点威势，尤其是在政界与商界里。这是我们对于自己已失却自信心的表现。假使国内大学或研究院毕业生的身价就等于同级的留学生的，我相信留学生的人数自然就会减少了。
上面说过，我们现在要渐渐地提高我们自己大学的程度。这个问题当然不在本文所讨论的范围之内，不过这里我们不妨先提出关系本题的一个办法：就是，我们应当多聘请外国的著名教授到中国来教书，如今年北京大学的0sgood教授，清华大学的wiener教授等一流的人物。在实际上，请一位大师来远胜过我们派十个学生出去留学，尤其是当我们有相当完备的仪器与设备。其实我们之所以必须留学者不外乎由于国内缺乏一等的教授与完备的仪器，但这两点都不是不能逐渐补救的。当然，外国的大师是不容易请到的，不过遇着可能的机会，我们不应当轻易地放它过去，并且我们希望教育的当局能以这种办法来调剂派送留学生的政策。
还有，政府派送留学生似乎应当根据两种原则：一.我们目前所急需的知识；二.基本的学术工具。
关于第一，近几年来公费留学所指定的课目大致都还有相当的切要，虽然间或也夹有类乎奢侈品的东西。本来中国目前所最需要的知识是什么，根本就不容易说，尤其是以各门专家的观点来看，况且国家的高等教育方针又并没有固定的重心。站在学术的立场上，各种课目都有同等的重要性，所以在任何大学里各系的功课是应当平均发展的；但在今日中国情形之下，我们派送留学生实在是出于不得已中的不得已，因此对于留学课目的选定应当更加检点，更加切近我们的需要。譬如，与其派人去学戏剧技术，莫如多送一个人去研究害虫或土壤的分析；与其派人去学政治学，不如多派一个人去研究炼钢的问题：与其派人到英国去研究英国文学，不如派人到英国去学纺织，或造纸。这当然不是说戏剧、政治、文学根本是次要的课目，不过从实际上着眼，这里似乎有缓急轻重的差别。关于基本学术工具的课目，近来也有文化机关注意到这一点，但在能力范围之内似乎仍有可补充的地方。譬如，留学的课目里就没有梵文一门，所以我们编起佛学大辞典来非全盘抄袭日本书籍不可；又如，我们真正研究上古语言学的人实在还是太少，以致于我们古代的历史似乎还要靠外国的学者来辟荒。这不过是两个眼前的例子而已。总之，我们留学的政策应当是一方面去采花，一方面还要去采子回来培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