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唐宋元的印章
自晋代使用的文字实行楷书以后，人们对篆书疏远了。过去的公私文书写在竹、木简上，这时已可写在绢纸上；古代的玺印是盖在泥土上作封志的，现在的印可以用硃或墨色涂盖在纸上，所以自南齐以后，因绢纸宽度大，官印也放大了。
在唐、宋时，印章的制作已渐趋寂寞，这与官方的铸造限制有关。唐代的官印形体放大，已和私印“分道扬镳”（战国、秦、汉等官玺印和私玺印形体相差不大），私印的铸作当然受到影响；宋代大中祥符五年，官方曾经禁铸私印，并规定私印只能用木雕刻，面积不过方寸，所以唐、宋时期私印流传很少。但另一方面，唐、宋的书画艺术却发展起来，不少名家把印章用于书画，如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就记述了晋到唐钤于书画上的印有五十四枚，褚遂良在摹《兰亭帖》上用了“诸氏”小印。僧怀素用汉代“军司马印”钤在得意的书法作品上。皇帝欣赏过的书画，也要盖上“御览”等印章，这就出现了一种“鉴赏图书印”窦臬在《述书赋》中，特意写了“印验”一段论述，列举了唐代初期七大夫的印文。著名诗人陆龟蒙在《题印囊》诗中说：“鹊衔龟顾妙无余，不爱风流爱石渠。应笑休文过万卷，至今谁道沈家书。”他认为印章艺术的妙趣，胜过沈约（字休文）的书。著名诗人皮日休还写了和诗，道：“金篆方圆一寸余，可怜银艾（指官印）未思渠。不知夫子（指陆龟蒙）将心印，印破人间万卷书。”文人雅士们对印章的欣赏，兴趣日益浓厚。唐代赫赫有名的宰相李泌，特刻有“端居室”一印，开了“斋馆印”的风气。宋代著名词人姜夔有“鹰扬周室，凤仪虞廷”一印，八个字隐含自己的姓名，很有趣，将过去词句印的内容，融入了文学意味。由于宋代金石考据学的兴起，随之而来的是摹集古印谱，这更引起了文人们的注目，据说著名书法家米芾曾经自己试着刻印，一时传为美谈。
这些情况表现出唐、宋时期的印章艺术，从表面上看是“衰落”了，但从印史内部去观察，它是在变化、发展。唐、宋以前的印章完全是为实用，由于它的艺术性很强，所以称为实用艺术；到了唐、宋时期，在实用的基础上已逐渐趋向于欣赏。以前印章是由工人铸造的，这时文人们已开始试刻，这就使印章艺术趋于质的渐变。所以，我们从印史上来看，唐、宋时期是印章艺术向篆刻艺术发展的一个过渡时期。
元代统治者出于本民族的习惯不重视篆书，官印也有用八思巴文的。宋代有一种押字印，元代私印也提倡用押印朱文，形式不一，有方形、圆形、长方形、葫芦形等等。有的刻一字楷书，有的姓用楷书，下面花押，有的只有一个花押。
这类印在印章中也别具一格，有一种朴拙的美。
在元代，汉印传统表面上已衰竭，但在文人、士大夫阶层中，却仍在收集古印，珍藏印谱，成为一股“暗流”。一种细朱文印成为时尚，直到赵孟頫、吾丘衍等人研究印学，情况才起了很大变化。
作为著名的书画家，赵孟烦对篆学研究也很深，他的篆刻风格对后世影响很大。可以说赵孟烦是中国篆刻艺术的理论方面奠定基础的人。在赵孟頫等人之后，王冕则在实践上对篆刻艺术作出了巨大贡献。
古代的印章材料都要求质地坚韧，经久耐用，大多是铜、玉、象牙等，或铸或凿，所以文人不会刻，即使是赵孟頫、吾丘衍，也只好自篆后请工人刻。汉代时，间也有用绿松石刻的，多用于殉葬品，平时不采用石质作印，因嫌它质地不坚固。到王冕时发现可用浙江的花乳石刻印，这样就为明代篆刻艺术的兴起开拓了便利之路。它的意义不仅在此，还在于确立了篆刻是以石质为表现形式的艺术，因为石质最能表现出刀笔之趣。王冕用花乳石所刻的印虽流传不多，但从仅存的几方印上，我们可以看到他刻的是真正的汉印传统，其风格雄健古朴，意境甚高，富有刀趣；可以说，文人刻印以汉印为归，他是首屈一人。可惜他僻住山中，当时没有广为传播。
篆刻艺术是由古代印章艺术发展而来的。印章艺术与篆刻艺术的分界线以赵孟頫、王冕为标志。从形式上看，印章艺术与篆刻艺术没什么不同，都是刻印，但本质却不同，前者是实用艺术，后者则是欣赏艺术。
我国真正的篆刻艺术从明代兴起，有功之臣便是文彭。王冕虽发现用石刻印，但没有流传开来，文彭用石刻印，带来了篆刻艺术的春天。到了清代，篆刻艺术出现了万紫千红的局面。
从清代到现代，历时约三百年，名家如云，是篆刻艺术“万紫千红”的时代。在这一漫长的时期里，篆刻艺术在明代的基础上大有发展和创造，主要可归纳为八点：
（1）篆刻艺术形式更为多样化。在明代，基本上以汉印形式为多；清代除继承汉印传统以外，很多篆刻作用继承了古玺式样。
（2）在章法上，明代篆刻一般都较匀整、对称、疏朗；清代的篆刻，章法一般较错综、参差、紧凑。
（3）在印文的用字上，由大、小篆的合一，又扩大了用字面，如鼎彝、权量、镜铭、泉币、砖瓦等文字，不论方体、圆体，均可入印，有创造性。现代由于甲骨文的大量出土，甲骨文入印更是一个特色。
（4）在刀法上，由“冲”发展到“涩刀”、“纯刀”，进而归纳为“刀、石、笔、墨”四者的结合。由“光洁”的一路，发展到“残破”的一路，形成为“工”和“放”两种创作方法。
（5）由篆刻与书法的结合，“书从印人，印从书出”，发展到“诗、书、画、印”的熔成一炉，大大发展了篆刻创作理论与实践。
（6）边款艺术由行书发展到各种书体，由书发展到画，由阴刻发展到阳刻，由简约的内容发展到丰富的内容。
（7）印社组织如西泠印社、乐石社、龙渊印社、《印人传》等的出现，都标志着篆刻艺术成为一门独立的艺术。
（8）在这一漫长时期里，我国的篆刻艺术不断地由内地向香港、台湾地区发展，并与日本加强了联系，产生了深远影响。
第五节 中国著名书法家、篆刻家介绍
1.张芝：汉朝名书
张芝，生卒不详，字伯英，敦煌酒泉人，后迁居弘农华阴，汉朝著名书法家。大约生活在汉灵帝至献帝时期。《后汉书》有关他的记载，附在他的父亲张奂的传记之后，只有简单的一句：“芝及弟昶并善草书，至今传之。”其余古书上关于他的记载也非常之少，都是关于他学书的事，说他学书临池，以至于“池墨尽黑”，“衣帛先书而后练”，可见其用功之精勤。瘐肩吾的《书品》评论他的草书是“工夫第一，天然次之”。而韦诞却称赞他为“草圣”。的确，张芝在当时因为草书写得高妙入神，在文士大夫中间造成了一种竞相学草的风气。
然而，在当时一些人看来，草书不过是“技艺之细者”，“乡邑不以此较能，朝廷不以此科吏，博士不以此讲试，四科不以此求备，征聘不问此意，考绩不科此字。善既不达于政，而拙无损于治”。从实用上看，草书的确是没有任何价值，然而，它却有魅力。其魅力所在，居然使当世之彦哲，羡慕张芝的草书胜过孔子、颜回，这似乎有点奇怪。奇怪，是因为人们尚没有认识到书法尤其是这种看似无用的草书是艺术。它虽然没有实用价值，却有令人心醉的欣赏价值。那些好之者、乐之者已经有了这种艺术的自觉了，他们以一种惊喜的心情陶醉于这种抽象的线条艺术之中，甚至忘了世俗功名。据说张芝就是这样一位坚守雅操，隐居不仕的高人。张芝的作品传世者均收入宋代的《淳化阁帖》中，共五帖：作章草者为《秋凉平善帖》，今草者为《冠军帖》、《终年帖》、《今欲归帖》和《二月八日帖》。张芝曾师法杜度、崔瑷学习章草，后借鉴行简草稿墨迹而自创今草新体，运笔狂放自由，字形变化万端，气势一泻千里。其所带给人的赏心悦目的精神快感，实非旧有的章草书所可比拟。这不仅在当时的士大夫文人中间形成一股竞相摹写的草书热，而且使张芝及其他后来的追随者形成了一个传世的今草书派。草书作为一种不带任何功利的纯粹的艺术形式从此开始真正出现在书法艺苑中了。
2.钟繇：楷书之祖
钟繇（151～230），字元常，颍川长社（今河南省长葛）人，东汉末年著名书法家。他生活于汉魏易代之际，而事实上主要活动于曹丕代汉以前。汉献帝时钟繇由举孝廉步入官场一直做到黄门侍郎。后曹操势大，挟天子以令诸侯，钟繇又转至曹操门下成为一名地位显赫的重臣。后人因此对他的为人多有非议，甚至有人以“书如其人”的见解，说他的书法也带着他的人品特征。未免过于穿凿附会。
东汉末年，以楷书名世且最为后世所看重的书法家是钟繇。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说：“钟（繇）有三体：一日铭石之书，最妙者也；二日章程书、传秘书，教小学者也；三日行押书，相闻者也。三法皆世人所善。”所谓铭石之书，即隶书；章程书即今所说的楷书；行押书，即行书。但在当时，隶书是传统书体，善写隶书的大家很多，所以，并不稀奇；而行书一体，传说为当时的一位隐居高士刘德升所创，在当时虽属新形成的书体，但会写行书的人不在少数，所以也不足为贵。钟繇的过人之处，在于他不仅会写他人能写得好的书体，而且开创一种新的章程书亦即楷书这种新的书体。
钟繇的楷书，并不完全是他的独创。我们在今可看到的汉简墨迹以及魏晋时期的楼兰残纸中，都可见到楷书的某些形迹。钟繇只不过是在这些楷书形迹的基础上，彻底地解散隶体，重新设计点画、安排结构，使之成为一种有章可循，有规可依的崭新书体。然而，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传说“钟繇少时，随刘德生入抱犊山学书三年。还与太祖（曹操）、邯郸淳、韦诞、孙子荆、关枇杷等议用笔法。有一次，繇忽见蔡伯喈笔法于韦诞座上，自捶胸三日，其胸尽青，因呕血，太祖以五灵丹救之乃活。繇苦求不与，乃诞死，繇阴令人盗掘其墓，遂得之”。（宋·陈思《书苑菁华》）这说法不一定可信，因韦诞之死，实在钟繇之后。而钟繇自述其“精思学书三十年，读他法未终尽，后学其（指蔡邕）用笔。
若与人居，画地广数步，卧画被穿过表，如厕终日忘归，每见万类，皆画象之。”
这却不是虚言。
3.王羲之：一代书圣
王羲之（307～365），字逸少，他是王旷的儿子，王导的从侄，东晋时官至右军将军、会稽内史，世称“王右军”。由于他在书法创作上的卓越成就，他的书法在当时与后世均被视为至宝，他也因此而被尊为“书圣”。
王羲之出身于仕宦大族，同时，也是一个书法世家。他的父亲王旷也是一位擅长隶书的书法家，在这样一个环境中，王羲之七岁开始学书，首先得到父亲的亲自传授，继之又拜与王家有中表亲缘关系的卫夫人为师。年轻时，书法已颇有成就，深得其从伯父王导、王敦的器重。20岁时被当朝太尉郗鉴选为佳婿，其妻郗睿也是一位擅长书法的才女，夫唱妇随，相得益彰，这对于王羲之的书艺进步必然是大有促进的。然而，对于一个有着崇高的精神情操和对书法艺术有着极高追求的人，在上下求索的过程中，是不会轻易满足的。
正是在这样的不拘某一家某一体而广泛学习的基础上，王羲之将汉末以来作为书法艺术各体中最具难度的三种书体：楷书、行书、草书的艺术水平作了一次整体性的提升。
《兰亭序》是代表王羲之行书最高水平的作品，千百年来，它一直被称为“天下第一行书”。
总结王羲之行书的特点，可以概括为触遇生变、极艳尽态、错落有致、欹正相生、简易洗练、动中寓静；用笔千变万化，章法浑然天成。《兰亭序》的书法艺术，自古以来人们有过许多分析解剖，然而，当你去欣赏或尝试着去体验——
临写它时，就会觉得它的艺术内涵之丰富，决非言语所可尽述，正如佛家所谓“说似一物既不中”或宋人词句所谓“妙处难与君说”。遗憾的是，有不少赏析《兰亭序》的文章谈到《兰亭序》的笔法结构的多变，常常举说文中的二十余个“之”字各有变化，无一相同，以此来说明王羲之书法造诣之深。殊不知，这种千变万化的效果，在作者本人，实在是并非着意求变。从整体上看，王羲之的书法艺术，无论是楷书，还是行、草书，都是他继承前人的成果并以他自己的天才禀赋创造出来的艺术瑰宝，是留给后世乃至人类的一份珍贵的精神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