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好一会儿，朱丽埃特这才明白克劳迪奥话里的用意，她一下子搂住克劳迪奥的脖子。他们两个像小孩子般失声痛哭，相互搂抱，亲吻着，直到朱丽埃特透不过气来，用胳膊推搡着，从他强有力的拥抱中挣脱出来。
“你在胡说，克劳迪奥！”她气喘吁吁地说，但在同一时刻她知道，他是对的。
她原本一直就知道。
瑞士航空公司飞往苏黎世的553航班在十二点四十五分准时起飞。四十五分钟之后布罗德卡飞抵苏黎世的克劳腾机场。
此时他没有闲暇去感受这座湖畔城市阳光明媚的淡蓝色天空。
从他上次来已经几个月过去，那时候是冬天，这里呈现给他的是它最丑陋的一面。
在他第一次来访时，他眼中的凯勒家的房子有些荒凉，甚至破败。现在他却觉得很亲切，大门两侧和内院盛开着春天的花朵。
同上次一样布罗德卡没有事先通报。
门铃响过之后凯勒从房里走出来，他面容苍白，看上去又老了几岁。他马上认出布罗德卡，脸上展露出笑容。
“我一直在等着您。”他说着返回屋子取来开大门的钥匙，“您请进吧。”
布罗德卡为凯勒的来信表示感谢，并向老人表达对他太太故去的悼念。
凯勒点点头，苦涩地笑笑，“这对她来说更好。最后的几个星期简直就是折磨，海尔达每天只有几分钟意识是清醒的，剩下的时间她一直昏昏沉沉。是的，就是这样子。”
“请允许我问您一个问题，”停顿片刻，布罗德卡说，“您为什么没有在我第一次来的时候把那封信交给我？”
“我知道，您是不会明白的，”凯勒说，“海尔达和我非常信任对方。”他掀开老式折叠写字台，从里面拿出一个棕色信封，接着说，“很多年前，在她的身体状况还不错的时候，她曾给我看过这个信封并说，一旦她出了什么事情，我该把这封信交给她的女朋友克莱尔·布罗德卡。我也曾问过信的内容，但是海尔达说，这跟我没关系，我最好什么都不知道。现在海尔达过世了，克莱尔．布罗德卡也同样如此，那么只有您有权得到这封信。”
布罗德卡默默地接过信，信封正面用墨水写着：致克莱尔。布罗德卡用手撕开信封。凯勒悄悄别过身子。
信封里面有一张布罗德卡并不陌生的老照片，同样的照片他在他母亲的银行保险箱里见过。照片上是年轻时的她和一个男人并肩站立着。
信写得很短：亲爱的克莱尔！
我把你的照片还给你。如果你不想再保留的话，就给你的儿子吧。我永远不会忘记，当那个紫衣男人把他从你身边夺走时，他痛哭流涕的模样。这样他至少对他的父亲还有个印象。
你的老朋友，海尔达“您可以转过来了。”布罗德卡失望地说，他给凯勒看看那张照片。布罗德卡原本期望是一些能给他提供线索的文件之类，再说他已经见过这张照片，而信上的文字像谜一样令人费解。
“就是这些？”凯勒问，“这张照片对你有意义吗？”
布罗德卡端了端肩膀说：“要是我知道就好了！可是如果它不重要的话，您的太太也一定不会视之为一个秘密。关于这张照片她从来没对您说起过什么吗？”
“从来没有，很奇怪。我以为，我们之间是没有秘密而言的。“您的太太为什么想把照片还回去呢？”布罗德卡问。
“是这样的，”凯勒说，“原本这张照片就是您母亲的。您先请坐，布罗德卡先生。”
布罗德卡在一把老式扶手椅上坐下来，这把椅子像这所房子里的大多数物件一样年头不短。他看着照片沉思着说：“您认为会是什么原因，凯勒先生，让这张普通的照片不同寻常呢？”
“可以让我再仔细地瞧一瞧吗？”面色憔悴的老人注视着照片，然后他抬起头来说，“或许这涉及一桩丑闻，人们把克莱尔。布罗德卡和这个男人扯上关系。有可能这是一位著名人物，或者已婚了，或者相反……”凯勒摸摸下巴。
“相反？您这是什么意思？”
“嗯，或者他不被允许娶妻生子，或者他是一名天主教神职人员。”
凯勒把照片还给布罗德卡，布罗德卡再一次看着照片，信上的文字浮现在脑际：“……至少对他的父亲还有个印象。”这张照片对他来说登时有了新的意义。以前他还只是猜测，现在他可以确定：这张照片上的男人就是他的父亲。而他的父亲身上有一个秘密。
一名天主教的神职人员？布罗德卡不由得想到史莫雷斯基。那个‘紫衣男人”——难道是他的父亲？他依稀记得，有一个穿着紫色长袍的高大黑影，但是他马上把那个模糊的影像驱散出脑海，单是这样想一想就令他不寒而栗。
他把照片翻过去看背面，目光落在一个指甲盖大小的圆戳上：摄影师盖伯一金匠街一威尼斯。
布罗德卡想不起来他母亲存在银行保险箱里的那张照片是否也有同样的圆戳，即便是有，自己当时也根本没有留意，因为照片太旧了。要在威尼斯找到拍照片的摄影师，可能性不大。这张照片至少有四十年的历史，而那位摄影师一生之中可能为上千名游客拍过照。
“很对不起，就为了这张照片我让您千里迢迢地赶到这来，”凯勒抱歉地说，“老实讲，我自然也会对信封里的东西有番想象，我以为是一些您母亲托我太太保管的重要文件或者类似的材料，我真没想到只是一张照片。”
“坦白说，我也没想到。您不需要为此抱歉，凯勒先生，或许我们都低估了这张照片的重要性。”
布罗德卡收好照片，与凯勒先生告别。同一天，他从苏黎世飞回罗马。
按照既定计划，安德里阿斯·封·史都在此期间为布鲁诺·梅拿迪聘请了一名大律师，道托勒·列奥塞诺被视为罗马最有威望的辩护律师，不仅仅是因为他经常出现在报纸头条，他和媒体记者们的关系良好，这其中也包括史都。
参与一些轰动事件的辩护时列奥塞诺经常是分文不取，他知道，在公众中的知名度远比那些薪酬更有价值，而梅拿迪的案件就属于这种情况。
听从列奥塞诺的建议，史都在当天就前去警察局作证，陈述他和他的德国同事布罗德卡在尼尼奥餐馆看到梅拿迪与人交易并从对方那里收到钱，而布罗德卡可以确认那个付钱人的身份。这人自称提图斯，曾出入阿尔贝托·法索利诺的家，地址是在圣心银行大街。
布罗德卡和史都约好星期天在内米见面，商议他们接下来的行动计划。史都对这个事件无比投入，他把其他工作都暂时搁下了开往内米的路上，史都从收音机里听到梵蒂冈发生了爆炸案。
在星期日的凌晨时分，由贝尔尼尼设计建造的多利克圆柱上的两具圣人像，即第十三座和第十四座被炸上了天。这次的爆炸袭击看似红色旅的作风，此外还在圣彼得广场上找到一张传单，上面有这个恐怖组织的标志，一个五角星和之上的一把机关枪。
当史都向布罗德卡说起这起爆炸时，布罗德卡恍然醒悟。
“您是说第十三座和第十四座圣人像？”
“是的，这对您有什么意义吗？”
布罗德卡激动地从柜子里拿出一个小箱子，在里面翻来翻去。
“我把从磁带上听到的录音一字不落地记录下来。”他终于翻出要找的那张纸并递给史都。
